书城历史三国CT
2966000000010

第10章 北伐挫败——隆中对的错(3)

虚君实相,拿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管办分离。按照诸葛亮的这种理想,这些治理国家的朝臣,不能世袭,不能被士族垄断,要以才、以能取士,让真正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层。

其实,曹操就是这样做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起用大批寒士。曹操掌权以后,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儒家和士族势力成为他的反对派、政敌,一直让曹操头疼不已,他的杀孔融、杀杨修,都与此有关,都是杀鸡给猴看。

曹丕接班后,反父道而行之,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承认儒家的舆论控制权以及士族的取士(做官)垄断权,才顺利称帝。

蜀汉帝国自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诸葛亮和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的施政方式倒是颇为相似,都采取虚君实相。其实,这个“实相”,不仅仅是丞相一个人要权。诸葛亮这个丞相,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寒族的。蜀国的统治核心,是荆州集团,荆州集团的核心,都是寒士,包括刘备,刘备这个没落贵族其实就是一介靠卖草鞋为生的平民。

如果把蜀汉帝国比作一家公司,董事长(刘禅)本来就慵懒好静,希望无为而治,总经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有点咄咄逼人;手下又有一帮能干的、起自基层的干部,总想折腾点什么。

刘董事长烦了,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离我远点,只要不造反就行,让俺老刘清净点。

于是,诸葛总经理便带着手下一干人马,在某个军事重镇安家落户,不时地打上几仗,权当军事演习。小胜或小败的间隙,则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养鱼喂猪,给士兵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

刘董事长呢,则在自己的皇宫里左拥右抱,喝喝茶,听听戏,实在无聊,就去勾引大臣的老婆,倒也自得其乐。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混完这辈子拉倒。

这就双赢了,双赢才能和谐。

同时,这也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活法,三个国家,则有三个玩法。

当时的儒家和士族势力,就像橡皮筋做成的一张巨网,疏而不漏,弹性十足,挣不脱,撕不破。诸葛亮只好采取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与他的老板相处。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动乱、大分裂的前夜。到了中国重新统一的隋朝,隋文帝才帮助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行政理想——实行开科取士(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的科举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诸葛亮发动北伐,为了实现伟大理想,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不好强行否认。为了国家安全,肯定是表面上的理由。如果把以攻为守作为保家卫国的手段,则是将战争、战役混为一谈,战略与战术倒用的一种错误。

北伐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准确的原因,在于以“战争”这一手段来维护蜀汉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控制、打击国内敌对势力,并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用上述四条理由发动的北伐,不失败就没道理了。

⒊北伐败什么

北伐挫败,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曹魏非速亡之国。二、益州非进取之地。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我们来逐条分析,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并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说法。

蛇吞象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亡不亡,一看其政治基础,二看其综合实力。

一个政权的政治基础,一看其合法性,二看其内部各大利益集团是否平衡协调。

就曹魏帝国的合法性而言,在刘备、诸葛亮的心目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反动的。曹丕篡汉自立,大逆不道,是非法的。现实情况是,曹操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借助皇帝和中央政府这个壳,生了一大堆自己的蛋,这些蛋终于孵出了一窝又一窝姓曹的小鸡。到了他儿子曹丕手上,通过政权“禅让”,终于顺利地借壳上市。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这只新股票还颇为畅销,是事实上的绩优股。曹丕在他父亲死后,通过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并合作,在国内已获得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东汉王朝实际上是被曹丕篡夺的。但在形式上、法理上,曹魏帝国的政权是禅让而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禅让是政权更迭的一种合法形式。在国内,曹魏帝国的统治,已有充足的合法性(能得到各大实力派的认可,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基本上能和谐相处。

蜀汉帝国这边,刘备拥有一个缥缥缈缈的皇族身份,靠夺取其他皇族成员的地盘,建立了一个只拥有一个州的帝国,也称为汉。然而,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国内的少数民族,反抗不断;那些外来的冠冕堂皇又精打细算的读书人(儒家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刀头舔血又唯利是图的豪强军阀,恐怕早已不相信什么“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了。

诸葛亮的北伐口号且不说国外,就在国内,有多少人相信呢?也就刘备和诸葛亮开大会、作报告时,挥舞着拳头对台下的听众叫叫而已。就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诸葛亮只能“望魏兴叹”。诸葛亮复兴汉室的理想,已是镜中花、水中月。

就综合实力而言,其实不用多说。战争年代,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主要体现。蜀、魏之间的实力对比,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诸葛亮的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东吴帝国都在东方策应。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在陇右,司马懿在荆州(曹魏帝国的“荆州”,治所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休在扬州(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都有各自的“扬州”,曹魏帝国“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在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摆开三大军团,阻挡吴蜀两国的同时进攻。

东吴大都督陆逊率军攻击皖城(庐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潜山县),他的对手、曹魏扬州刺史曹休所属步骑兵就有十万之多。在荆州的司马懿,不仅派兵攻击江陵(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东吴帝国的“荆州”治所设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企图叛变的新城郡(治所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太守孟达。西线的曹真,派部将张郃在街亭一战击溃蜀军,马谡身败名裂。

《三国志》所说的“关中响震”,不过是虚惊一场。看看,吴、蜀两国联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好好地玩他一把,狠狠地捞他一票,曹魏帝国方面呢,洒洒水啦。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东吴帝国派三路大军攻魏,策应诸葛亮。陆逊攻襄阳,孙韶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孙权御驾亲征,攻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县)。西边,诸葛亮望敌兴叹;东边,孙权三军败绩。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实力?实力就是实实在在的力量。

曹魏本来就是非速亡之国,说它非速亡之国,说了等于白说。说北伐挫败,是因为曹魏非速亡之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相对于蜀汉,曹魏是个庞然大物,要亡也不会亡在蜀汉手里。

羊肠小道

这个“益州非进取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地形地势、后勤保障。

诸葛亮的北伐,是从汉中平原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

汉中到关中,有四条道路可走。从东往西依次为子午谷、傥骆谷、褒斜谷、祁山道。前三条道都以“谷”命名,道如其名,要经过深山峡谷,峡谷中只能以栈道通行。西边的祁山道,虽有道可行,却向西绕了一个大弯,经陈仓这一险关,才能进入关中。长途跋涉的蜀军步兵,仰攻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魏军骑兵,胜败有凭,其势可料,其局可知。

另一方面,通过栈道或绕个大圈运粮,后勤保障是个巨大的问题。战争是高成本、高风险的买卖。且不说别的,仅后勤供应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蜀国就难以支付。

说到后勤供应,确实体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了解决粮草运输的问题,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

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玩意,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木牛就是有前辕的小车(几轮小车?),流马则是一种人推的独轮车。根据小时候在家乡山区砍柴烧炭、拉板车、采松脂的经验以及对史载资料的理解,结合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我对木牛、流马的描绘,可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

首先肯定一个概念,木牛、流马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车,不是人造的四只脚的牛马(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和许多历史学者的复原物,都是四足的牛、马模样)。

再明确一个概念,诸葛亮发明的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行驶的物件,而非行走的物件。行走,无论是双肢行走还是四肢行走,每个肢体必须至少有三个关节(如人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在那个时代,以木材、钢铁为原料,造出当代机器人般活动自如的四肢、关节,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运输是要做功的,做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谓的永动机只在神话里存在。三国时代没有利用核物理能和化学能的动力装置,只能利用生物能,即使用畜力或人力从事陆地运输。

蜀国缺少人力和畜力,牛车、马车也比较适合平原运输,不适合山地运输。因为,牛、马拉车在前,对后方方向的把握很差,在山路、栈道上容易翻车或坠入深渊。于是,诸葛亮苦思冥想,奇思妙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车辆。

《诸葛亮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

古人叙事说理,喜欢用比喻的方法。对木牛、流马的比喻,首先应该明白,“牛”是牵的,人在前;“马”是驱的,人在后。“转者为牛足”,说明木牛的“足”指车轮;“一脚四足”中的“脚”不是指动物行走的器官,而是指器物的底部(如墙脚),即车的底盘。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对“一脚四足”这句话中的“足”和“脚”的理解有问题。

在流马的具体制作方法中,诸葛亮提到“头入领中”、“方腹曲头”是说,车辕与底盘之间有一个颈形(凹陷缩小)的连接部,连接部的前端(头)弯向前下方(这样拉车省力),两个车辕之间有一个横置的拉杆。底盘之上装粮食的车厢是方形的。这里的“舌”可能是一种刹车装置,连接在底盘上。这种刹车装置有一个隐蔽机关,把这个机关移动或旋转到某个位置,就将车轮刹死,无法启动。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魏军来抢粮却推不动车子的原因。

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木牛就是一种一个人拉的四轮车(也不排除后面有人推)。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一人拉车,人前车后,不好把握车轮的方向,遂改为人推的,车前人后,叫做流马。

总之,据我的理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应该是古代的人力汽车。顺便一提,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作战时使用的“霹雳车”——发石机,也就是古代的人力大炮,只不过炮膛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石头、碎铁片。秦始皇时代的方士,就是现代的化学家;方士们练的仙丹,就是现代的保健品或伟哥。

世事各异,古今同理,这就是读书的精髓所在。

之所以没人想到或相信木牛、流马是四轮车,除了理解上的偏差外,还因为人们相信,山地不适合四轮车行走。理论上的确如此。

但考察事物、探究真相,不能理论脱离实际。诸葛亮北伐,所经之处,要么是山路,要么是栈道,栈道的成分还要多些。栈道是在梁上铺木板的(至少有一点五米宽吧),其实就是平地。山地尽管崎岖不平,但军队是有工兵的,工兵在山地上开出一条宽一米多的道路来,也不会太难。

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诸葛亮发明的人力汽车——木牛、流马,仅供栈道使用。上文说过,栈道就是最好的平地上的康庄大道。而且,栈道占蜀军粮草运输线长度的大部分。有可能,在山地上,用肩扛人挑,把粮食大量地聚集到栈道的入口,则改用木牛、流马运输,出栈道口以后,又改为肩扛人挑。

木牛、流马是不是诸葛亮个人发明的,不能肯定,也可能他手下有一帮高级工程师。也可能,他那个奇丑无比的老婆帮了忙。据野史记载,黄婉贞对机械是很有研究的。但至少,知识产权是诸葛亮的。

看来,男人怕投错行,女人怕嫁错郎,一点不错。要是诸葛亮不去当什么丞相,或当了丞相不去搞什么徒劳无益的北伐,专心发明创造,靠卖专利就能过上大康生活。

男人投错行

这个观点,最早是陈寿在他的《三国志》里提出来的:“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才干特点,在训练军队、行军布阵方面有特长;在用兵打仗方面,却不善于奇谋诡计。治理民众方面,有突出才干,这方面的才能,明显优于他的兵谋将略。

后世的一些膜拜诸葛亮的历史学者,对陈寿的这一观点大肆攻击,甚至有学者认为陈寿有私仇公报之嫌。

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后,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古代的一种人格刑)的处罚。陈寿本人是毕业于蜀国太学的才子之一,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手下为官,也郁郁不得志。

陈寿是个严谨、正直的历史学者,说他借著书立说之机,私仇公报,可能性不大。

其实,用不着为诸葛亮的才干特点争论不休,更用不着怀疑陈寿先生,看看诸葛亮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也就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嘛。

对于诸葛亮最适合干什么,刘备最有发言权。我们来看看,诸葛亮投奔刘备以后,刘老板派他干了些什么。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加上河南省南部)被曹(代表中央政府)、刘、孙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荆州的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长江北岸部分,治所在江陵)。

公元211年,刘备率领志愿军入川“帮助”刘璋防张鲁(实际上是防更北方的曹操),以庞统为随军军师,留诸葛亮协助关羽和张飞守备、治理、稳定荆州。

公元214年庞统战死,刘备攻占绵竹后,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实际上,刘备调他们三人入川,主要的是借张、赵两员猛将的兵威,以威慑刘璋,促其投降,若威慑无效,则武力解决。

刘备占领益州后,留诸葛亮治理益州,以法正为随军军师,攻打汉中(公元219年)。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后,攻击东吴的搏命一战(夷陵之战),也是诸葛亮留守,以马良、程稽等参谋军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相当于刘邦对萧何的安排。

诸葛亮掌握军权,亲任统帅,是刘备去世以后的事。当然,刘备去世以后,连士兵二十大棒以上的军法处置,都要诸葛大丞相亲自斟酌决定了。

看得出来,刘备去世之前,诸葛亮干的大多是行政工作、参谋工作,或者说文职工作。请注意,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是《三国演义》中一哭二闹三上吊,靠擤鼻涕、抹眼泪过日子的窝囊废。刘备不仅意志坚定,屡败屡战,还善于笼络人心,善于识人、用人。否则,刘备不可能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有一帮铁杆兄弟始终追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