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军事战略上真的有什么以攻为守，如果“以攻为守”真的是什么好战略，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战略家，为什么不也来个“以攻为守”，建议国民政府组织一支远征军，或者干脆将他手下的八路军改编成远征军，叫朱德打到日本列岛去？御敌于国门之外，决胜于国门之外，免得本国的老百姓遭殃，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还要打持久战？
诸葛亮将战术上的以攻为守应用到战略上，是原则性错误。即使在战术上，我看诸葛亮也有些糊里糊涂。
他的每次战斗意义上的北伐，都是进攻。进攻的一方，总是主观上希望并要求速战速决。只有坚守的一方，才作长期准备。如果进攻的一方不能做到速战速决，说明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足够的准备，或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就不应该进攻；或者，进攻不成，则应及时撤退，守住自己的老巢为妙。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自以为准备是充分的，把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也想到了，如魏军坚守不战。为了解决军粮不继的问题，在渭水南岸军屯，以为持久之计。
心急火燎地攻，同时又慢慢地攻，持久地攻，攻不成或攻不下，等自己种的麦子熟了，吃饱肚子再攻，实在是让人费解。
打仗这玩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守，守不住就降，不能降就死。天下通理，古今皆然。
诸葛亮的仗却打得有些特别，打不赢要打，打赢了也撤，撤回家再去打，而且慢慢地打，边种粮边打。
诸葛亮打的是明白仗还是糊涂仗，只有他老先生自己清楚。至于把诸葛亮捧成智圣、战神，更是莫名其妙。诸葛亮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智，而在于他的慧——情商高，会做人。像诸葛亮这样糊里糊涂地打仗，恐怕不是战神，而是战鬼——把自己战成死鬼。
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可能他老人家自己也觉得有些勉强。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在冒险中相机而动，寻找战机，诸葛亮听了这种说法，可能也会高深莫测地笑笑——呵呵，各位，告诉你们，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你若再问诸葛亮到底为什么要北伐，他还是高深莫测地笑笑……天机不可泄露。
那么，什么是诸葛亮北伐之战的“天机”呢？
该死的政治
这个问题，可能只有诸葛亮和老古之类的几个聪明人弄得清楚。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政治的延续，任何战争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考察北伐之战，首先要考察北伐是不是蜀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政治上不需要的战争，或者与现实政治相反动的战争，是发动不了的，或持久不了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位中国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知是不是诸葛亮“安内必先攘外”的反版（不是翻版）。如果是的话，可谓是死学活用的典范。
什么是诸葛亮的“安内必先攘外”呢？“攘外”的“外”是指国家的敌人，即曹魏帝国。北伐之战（对外战争），与国家的敌人不停地打仗，是手段。“安内”是对国内统治集团的敌对势力和异己分子进行控制，是目的。
当然，诸葛亮自己是不会这样说的，这样说就泄露天机了。隐藏天机是诸葛亮这样成功的政治家玩政治的基本功和基本套路之一。
曹魏取代东汉后，蜀、魏两国间的战争，表面上、理论上看起来是国际战争，其实是国（已灭亡的东汉帝国）内战争，更不是涉及亡国灭种的民族战争。蜀汉帝国、曹魏帝国、东吴帝国只是三个利益集团分别建立的三个政权，而不是三个民族国家。
易中天先生有个形象的说法，魏、蜀、吴三国，就像三个亲兄弟，他们都住在老爹遗留下来的一栋大房子里，各有各的房间。本来，兄弟仨一奶同胞，没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在老爹弥留之际要争夺老爹遗留下来的整栋房产；即使占不了整栋房产，也要占几个房间。
所以，几兄弟打起架来，不会太玩命，只要赢了的答应给另两位至少一个房间住，输了的立马停手。后主刘禅的投降魏国以及此后孙皓的投降晋国，即是明证。
可以说，对蜀汉帝国来说，曹魏帝国这个敌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是真是假，视政治形势和客观需要而定。
在某种意义上，北伐之战是一种需要，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种需要是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又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北伐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第二个层次，北伐是国际政治的需要。
从国内政治来看。首先，是蜀汉帝国（核心是荆州集团）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其次，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两者是纠缠、交织在一起的。
说北伐之战是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涉及组织使命这一概念。
所谓使命，是指个体或组织赖于存在的理由，也是他/它存在的责任和目的。比如说，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生物个体（包括最高级的人类）的使命，在于让种族得以延续，也就是传宗接代。拿人类来说，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有性生殖的两性个体之间的性吸引（性爱）在心理、精神层面的表现（情爱），只不过是性成熟之后的个体性激素在体内燃烧的火焰。
同理，组织，下至黑社会团伙，上至国家，它的存在必须有依据、有理由，这就是这个组织的使命。组织的使命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行将消亡，组织架构必将解体。
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什么？这是刘备和诸葛亮规定的：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也就是在洛阳或长安，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
既然刘备规划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这样，蜀汉帝国就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
现实的情况是，政治方面，刘备去世前，东汉王朝已被曹魏篡夺。军事和经济方面，蜀国国小民穷，关羽又丢了“荆州”。撇开别的不谈，按照刘备和诸葛亮对他们建立的政权的使命定义，在政治上，曹魏帝国是蜀汉帝国的真正敌人，这就是诸葛亮说的“汉贼不两立”。如果蜀汉帝国不伐魏，蜀汉帝国就有辱于自己的使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既然蜀汉帝国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东汉王朝是被曹魏帝国篡夺的，曹魏帝国就是蜀汉帝国的最大敌人。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不能不报。报得了报不了，是另一回事。
因此，蜀汉帝国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必须不停地伐魏。不管打得赢还是打不赢，不管是今年打还是明年打，不管是大打还是小打，都必须不停跟曹魏帝国打。至于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诸葛亮自有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与曹魏帝国开战，这个以汉帝国法统继承者自居的“国家”，对自己无法交代，对人民无法交差。
一句话，蜀汉帝国的政治使命决定了，诸葛亮必须不停地进行以卵击石一般的北伐。即使不以卵击石，这个“卵”也会被人踩碎。这就是诸葛亮说的“不伐贼，王业亦亡”。那就干脆不停地以卵击石吧，虽然一篮一篮的鸡蛋是打破了，至少把石头弄个大花脸。
除了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外，北伐之战还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
蜀汉帝国内部，存在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三大利益集团。
益州集团是刘焉入益州前的土著上层——当地的世家大族。刘备建立蜀汉帝国以后，益州集团在政治结构上处于蜀国统治阶级的最底层。这个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被安排在橡皮图章式的机构里领薪水，坐冷板凳，自然没什么话语权，还要承担北伐浩大军费的大部分，对荆州集团的统治最不满。
东州集团主要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的外来势力（主要是关中和荆州逃来士人），他们根基没有益州集团深，虽有少数人做了高官，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益，在益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的夹缝中求生存，像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比如李严的处境和下场，就是典型的例子。
荆州集团是指以刘备为代表的最新外来势力，是蜀汉帝国统治阶层的核心，也是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心目中的“入侵者”。
政治上，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受荆州集团的控制。经济上，益州集团受到盘剥，东州集团受到平抑。屡次战役的巨大耗费，也主要由这两个集团承担。如果东州集团还算统战对象，在政府官职和经济利益上有所照顾的话，益州集团则成为主要的压榨盘剥对象。
这三个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荆州集团与东州、益州集团之间矛盾重重，难解难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蜀汉帝国是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恐怕这不是事实，而是在帮诸葛亮抬轿子。事实是，自刘备占有荆州以后，地方上叛乱频频，政府内摩擦不断，社会上谣言四起。
荆州集团占领益州之后，尤其是建立蜀汉帝国之后，怎么来治理在平衡木上建立的国家，控制各派势力，制服形形色色的离心分子、敌对分子，突出地摆在前期以刘备为代表、后期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帝国统治者面前。
在传统的专制体制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艺术”，这种“艺术”无外乎两种：分权制衡、声东击西。
这样说来，我们遥远的先辈玩的东西，不是比美国佬当今那一套玩意还先进么？“分权制衡”，多么美好的字眼。可惜，中国古代的分权，是三权分裂，而不是三权分立；三权分裂的目的，是便于掌权者挑动干部玩干部，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分而治之，分而制之。而不是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以达到权力不被滥用的现代政治理念。
声东击西是古代军事上的三十六计之一，运用在政治和行政上，就是掌权者以动听的理由，打着高尚的旗号，达到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目的。政治上有一条规则：能说的往往是不能做的，能做的往往是不能说的；越是不能说的，越是能做的；越是做到底的，越是不能说的。
诸葛亮声东击西的具体做法是，开动宣传机器，制造一个假想敌，然后大张旗鼓地、郑重其事地对假想敌开战。当所有人的注意力乃至生命财产都集中在、倾注在假想敌身上的时候，掌权者则悄悄地调转枪头，对准统治集团的或他自己个人的敌人狠狠地放几枪。真正的敌人应声而倒，统治者迅速擦干手上的血迹，转过身来大声疾呼，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该班师回朝了！
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攫取了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益州，这两个集团是心怀不满甚至心怀怨恨的。一切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集团的利益。当入侵者与被入侵者的利益无法调和、矛盾无法缓和的时候，诸葛亮便制造、放大一个假想和真实混在一起的敌人——曹魏帝国，并不停地对这个敌人开战。
一方面，利用对外战争转移、缓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利用战争，使国家的中枢神经绷紧，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解决不同利益者、不同政见者、不同立场者与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纷争。
比如李严（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被废（公元231年），诸葛亮说他假传圣旨，令北伐军班师，以推卸粮草不继的责任。我看这件事《三国志》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
最可能的原因，是李严不满于诸葛亮的威权，向诸葛亮的权威挑战，诸葛亮便找一个两可之间的理由，解决李严这个政敌。不然的话，诸葛亮为什么让李严的儿子李丰接替他老子的职务？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清除自己权威的挑战者，又不至于引起东州集团的过度反弹。
在和平年代，这种事做起来是很棘手的，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不好交差，而在战争状态下，就轻而易举、理直气壮了。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战争的胜利，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这是多么美妙又多么无可奈何的手段——安内必先攘外。刘备和诸葛亮马背上得益州，只能在马背上治益州。荆州集团乘着战车进入益州，这辆战车就再也停不下来，只能滚滚向前，直至坠入万丈深渊。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有法理依据，否则，会被视为割据政权或叛逆集团。
刘备的立国依据是他的皇族身份，所以公元219年他自封为王的时候，就叫汉中王。只不过，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敢自封为汉王。当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的时候，他的国家就毫不客气地叫汉帝国了，因为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已被曹丕篡夺。
这样，理论上，在刘备君臣的心目中，他们的蜀汉帝国就是合法的、正统的了；而且曹丕是篡逆者，曹魏帝国是非法的、叛逆的，是贼。既然曹魏帝国是贼，当然就要不停地讨伐他，否则不能显示自己的正义。至于成败利钝，则在所不问。
再思索下去，北伐之战，除了政治的需要，有没有别的需要？
我帮诸葛亮找了北伐的另一条理由。
讨厌的生活
我的这个观点，现在的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不知道诸葛亮老先生同意不同意。
通读《三国志》，总觉得蜀汉帝国这个国家真的有些怪里怪气。比如，兴师动众的北伐“战争”。再如，从刘备开始，历任的实际掌权者都不是长期住在京城，都死在外地。
夷陵之战后，刘备在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一病不起。可能是无颜见蜀中父老，竟不回成都，将诸葛亮招来，托孤于诸葛亮，然后病逝于白帝城。有人认为，刘备临死驻白帝城，是为了防备东吴。其实，东吴军队在猇亭大败刘备后，追到宜都即自动停止进击，用不着刘备用自己的老身残躯亲自阻挡。
诸葛亮掌权后，经过短暂的准备，即进行南征，南征的征尘未退，又进行北伐。北伐则以汉中为大本营，很少回首都处理政务，而是遥控指挥，直到死于北伐前线。
诸葛亮形式上的继任者蒋琬，先是屯驻汉中六年，后屯驻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直至去世（公元246年）。
蒋琬的继任者费祎上任后也出屯汉中，后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在汉寿被魏国降人郭循刺杀身亡（公元253年）。
姜维掌握军权之后，一直在外面折腾，要么打他几仗，要么屯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
《三国志·费祎传》记载：“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意思是说，这些掌权者，虽身在外任，对朝中大事却拥有某种程度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这自然让人联想起清王朝的后期，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是以某“洋”大臣的身份，不在北京，却遥制朝纲。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统治者向刘禅死学活用的结果，但这种状况总是有点不正常。
一个组织架构和权力结构正常、权力机制运转正常的国家，君臣之间不是如此相处的。这种现象，总是给人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味道。
同时代的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文臣、武将各负其责，各尽其能，而蜀汉帝国的诸葛亮、蒋琬、费祎都是行政首脑兼军事首脑，他们身在军营，心在朝廷；职在军营，权在朝廷；一肩双职，一心两用。这几个人，都擅长行政而不是军事。如果自己坐镇中枢，用军事长才（如魏延、王平、马忠、姜维等）专务国防，不是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么？为什么要如此军政不分、内外不明呢？查遍相关史书，也找不到一个所以然的说法。
我推测，这是蜀国君臣的一种相处之道。诸葛亮的理想“复兴汉室”，不仅要恢复汉王朝的统治，还要恢复西汉王朝的统治方式，那就是虚君实相，削弱君权，充实相权，帝王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以丞相为首的管理层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