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坐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烟雾弥漫，烟灰缸里堆起小山。社长叹一口气，起身，推开窗户。窗外夜幕四合，凉风习习，银灰色浅淡的月亮挂上树梢。一阵风吹来，桌子上的杂志翻动页片，窸窣作响。社长再叹一口气，带上门，下楼，瘦削的身体很快隐进夜幕。
他不知道这杂志还有没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他不知道这杂志社还有没有继续撑下去的必要。发行量持续下跌，社长的心，终在今天跌进谷底。
只有两个人的杂志社。一个社长，一个编辑。生存自然是艰难的，何况文学就像浪迹街头无人照料的野狗。挺了一年，又一年，再一年，终是挺不下去了。其实还有希望，只需十万块钱，杂志社就能继续挺过半年。半年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可是十万块钱啊！去哪里弄十万块？
十万块，说少不少，说多不多。社长就有十万块钱，薄薄的一张存折，锁在抽屉里好几年。那是多年的积蓄，留作儿子读大学的费用。去年挺不过来时，也曾动过那笔钱的心思，说给妻子听，妻子立即红了眼圈，说，你看着办吧……你考虑清楚。她总是顺着他。她是那种通情达理的女人。对丈夫，对丈夫的事业，她甚至怀了一种愵宠。尽管她知道，这些钱一旦拿出去，就再也不会属于他们。
咬咬牙，他终是没敢动那笔钱。没动那笔钱，杂志社也挺到了今天。可是现在呢？社长再叹一口气，摇摇头，拐进路边的印刷厂。
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福利厂。杂志社的每一期杂志都是在那里印刷的。门卫是一个傻子。极年轻的傻子。他有青春的容颜和花白的头发，单纯的眼睛和呆滞的表情。他只会说两句话。一句“你好”，一句“请登记”。两句话他学了很多年。从没有人听到过他的第三句话。
傻子跑出来开门，跳跃着，怪笑着，流起涎水。他对社长说你好。他对社长说请登记。他带社长走进门卫室，那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傻子不识字，可是桌子上却放了社长的杂志。那当然是社长送给他的。社长想傻子虽然看不懂杂志，可是总能够看得懂封面上的图片。看懂图片就足够了，平常人都不读书的今天，你能要求一个傻子什么呢？
社长常常给傻子讲杂志上的故事。听故事的时候，傻子出奇安静。讲完一段，他冲傻子笑笑，问，听懂了吗？傻子说，你好。他就再讲。又讲完一段，问，好听吗？傻子说，你好，请登记。傻子只会说这两句话。傻子的话含糊不清，却用了力气。社长认为傻子完全听得懂，他看得懂傻子的表情，甚至，他听得懂傻子的腹语。傻子的表情非常满足。口水淌至胸口，笑纹满脸飞舞。傻子说“你好”的时候，就像在说“我听懂了”。傻子说“请登记”的时候，就像在说“真好听”。——他真的看得懂傻子的表情——傻子的表情，满足并且快乐。
厂长不在。等待厂长的时间里，社长再一次给傻子讲起杂志上的故事。那些故事用了作家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几年的心血，却仅有区区几个读者。故事从社长的心坎里往外掏，语气轻飘飘的，每一字却是重若千钧。傻子静静地听着，嘿嘿地笑。有时候，甚至，他咧起嘴巴，拍起巴掌。傻子的口水汹涌嘭湃，他的眼睛灿烂明黄。
厂长的车子开进来了，傻子跑过去开门。社长起身，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年轻人，我得走了。
我很开心。傻子说。
你说……什么？社长吓了一跳。
我很开心。傻子说，我很开心，我很开心。
社长愣了足有十秒钟，然后，转身跑上楼梯。他撞开办公室的门，他从办公桌后面拽出厂长，他将厂长一直拽进门卫室。他几乎是拎着厂长进到门卫室的，厂长的身体在他手中飘了起来。他将厂长扔进屋子，摁上椅子，然后，他冲傻子笑笑，说，年轻人，说句话。
我很开心。傻子说，我很开心，我很开心。
厂长几乎从椅子上栽倒。然后，厂长和他一起笑。他们拍拍傻子的肩膀，掐掐傻子的面颊，捶捶傻子的胸膛，又将傻子抱起，扔到地上。傻子从地上爬起来，擦擦嘴巴，快活地看着面前的两位男人，咧开嘴笑。
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很开心……
社长想现在，他是应该决定一些什么了。他能让一个傻子开口说话，他能让一个傻子开出说出第三句话，他的杂志，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挺下去呢？
社长深吸一口气。在夜里，社长说，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