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濬至京师，有司奏濬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科罪；诏不许。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勿推。
浑、濬争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广陵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濬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奏大功。
有老爹司马昭灭蜀的经验教训，所以司马炎也是派了互不节制的三支部队南下，杜预一支，王浑一支，司马伷也算一支，而王濬这一支没说死谁来节制，这就避免了某人居功至伟而尾大不掉。王濬进入建业受降，第二天王浑所部也进入了，谁要想和南方士族勾结起来继续割据，那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王浑是晋阳太原人，属太原王氏，他父亲王昶，做过魏国的司空，名列三公。王浑有个从兄叫王沈，因为父亲早死，一直由他叔叔也就是王浑的父亲王昶抚养，这哥儿俩开始在曹爽手下混，曹爽被诛，王沈、王浑被免职回家，后来又被录用。从他们的这一经历看，司马懿当时确实是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把“曹爽集团”扩大化，而太原王家是望族，像王沈、王浑这样的大士族子弟，就等于是传说中的金子，搁哪儿都要闪光的。
王沈有文才，做了魏国傀儡皇帝曹髦的秘书，被皇帝誉为“文籍先生”。曹髦要上街造反，王沈飞也似的报告给了司马昭，遂有贾充、成济杀帝于当街的事件。
司马昭平蜀时，王沈任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有效地震慑了吴国的挑衅，保障了西线战事的顺利进行。司马炎“受禅”称帝前后，裴秀、王沈、贾充等用力最多，贡献最大，遂有“王裴贾，济天下”的说法。
司马炎称帝后，王沈“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可见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王沈于泰始二年就死了，王浑作为太原王氏的代表，继续得到司马炎的信任，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
王浑在平吴一役中，也不是徒作壁上观，吴国当时的丞相张悌、大将孙震都把王浑所部当成主力来对待。王浑和他们决战获胜，并杀死张、孙二人，孙皓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投降，并派人和王浑联络，但王濬的水军先于王浑一天进入建业，受降这个最体面的功劳被王濬抢去了。
王濬不按预先的安排听从王浑的节制指挥，甚至干脆抢了王浑快要到手的奶酪，这当然严重激怒了王浑。王浑“意甚愧忿”，甚至准备进攻王濬，被左右劝下。战场还没打扫完，这两王就掐上了。王浑向司马炎投诉王濬，罪名是“违诏，大不敬”，王濬上书答辩：“臣水军风发乘势，径造贼城，无缘回船过浑。……皓众叛亲离，匹夫独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王濬说王浑自己行动慢，还嫌别人行动快。王濬强调兵贵神速，一切为了皇上的最高利益，管不了那么多嫌疑避讳，这是事君之道。他还创造了一句名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后来林则徐把这句话化成一副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王濬站到这样的高度，王浑投诉的“违诏”就不着力了。
王浑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说：“濬军得吴宝物。”又云：“濬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
平定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也如王浑一样，围城数月，但是当时其他各路督抚如李鸿章等，都看着曾国藩的面子，决不会像王濬这样率先攻入南京，而是很默契地把首功让给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但是，南京攻克以后，关于曾国荃大掠南京，把洪秀全数年搜刮的财宝尽皆收入私囊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私吞主子应得的财宝，这个挑拨很给力！
王濬再答辩说：进建业是我先进，但进吴主的宫殿却是王浑的部将周浚。我进去的时候，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如果有财富，也一定是周浚同志收藏了。
王濬索性把窗户纸彻底捅破：“臣孤根独立，结恨强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摂，故其宜耳。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
王濬一来年纪大了，二来确实功劳在那里摆着，加邓艾事件殷鉴不远，怎么着也不能再让冤死，所以无所顾忌，极力为自己辩白。
司马炎回绝了所有对王濬的投诉或起诉，他让廷尉刘颂来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刘颂不敢得罪“宗党强盛”的王浑，“以浑为上功，濬为中功”。司马炎没有同意，并贬了刘颂的官。
皇上的立场很明确了，平吴之功，他不好意思说是自己英明决策的结果，但是他已经当着大家流涕道：“此羊太傅之功也。”王濬本人没有什么家族背景，既先入建业受降，功劳不容抹杀；至于王浑，家族势力强大，把这么大的功劳算在他们王家头上，万一他们有活思想……
司马炎此时此事还是“圣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