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
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故人。朋友的帮扶固然有助于取得成功，而来自敌人（或竞争对手）的生存压力则可以激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斗志和潜能，进而促成巨大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说，苏东坡的那句名言不妨改动一下：古来之成大事者，不唯有多方相助之友，亦必有泰山压顶之敌。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1852年以前，他不可谓不成功，二十八岁就中进士、点翰林，在穆彰阿、唐鉴等师友的指点扶助下，十多年间先后从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时年仅四十来岁，在仕途上可谓青云直上了。当时官场人物所称羡的“无灾无害到公卿，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的美好前景，对于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从奉命担任团练大臣，到率领湘军北进东征，直到1864年攻破天京，在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曾国藩都在与太平天国作着拼尽全力的搏斗。太平天国覆亡，曾国藩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公卿旧部，遍于天下，被奉为中兴大清的第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古今完人”。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也因太平天国而成功，这个“敌人”成全了他。不过这个“敌人”也太强大、太与众不同了，曾国藩的成功也因此来得太艰难。
有一个传闻，说曾国藩率湘军对太平军作战屡次失利，在向朝廷写奏折汇报时颇费心思。一群秘书绞尽脑汁也想不好如何措词，而曾国藩只改动了两个字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把奏折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两字的顺序之别，意味便截然不同，前者论理该罚，后者论情该奖。曾国藩用文字游戏糊弄清廷，在北京的统治者当然不会不明白就里，然而只要曾国藩还在用心地“剿匪”、还在忠诚地向清廷汇报和请示工作，这也就够了。何况玩弄文字游戏也是满族统治者自己的拿手戏，1860年咸丰皇帝北逃承德被说成是“谒陵”，1900年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西安被说成是“巡狩”。相比之下，曾国藩的舞文弄字只能算是小把戏了——何况这个传闻本身就不可信。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确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实情。太平军虽然没有正规化的训练，也没有西方列强那样的“坚船利炮”，但这些昨天还在耕田砍柴、挖煤撑船的劳动者们，一旦被一种模糊而令人向往的宗教信仰武装起来，被建设人间“小天堂”的目标调动起来，被从书本上学来的古老的办法组织起来，就突然有了巨大的势不可当的冲击力量。他们拿着简陋的兵器，用着陈旧的战术，甚至用笨拙的办法，一次次打败了清政府派来的正规军，以惊人的推进速度占领了南京，并建起了与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的天国政权。他们又善于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善于用火攻和水战的优势打败清军，善于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的军事领导人，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一经战阵便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都可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列，即便是火攻、诈降、围魏救赵等古老的战法和计谋，都能被他们灵活地用来对抗清军。
面对着这样的对手，曾国藩不能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晚年曾总结自己一生中处境最为困难的三个时期，一是刚出征时的靖港之败，一是兵败湖口与坐困江西时期，一是祁门大营遇困前后。而这三个时期又是湘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型代表时期。
先输后赢攻占武昌
湘潭失守以后，太平军也迅速重新调整了战略布置。原来守战湘潭的将领林绍璋经靖港、岳州迅速撤到常德一带，向正在西进的曾天养部靠拢，曾天养听到湘潭失利的消息后，也立即南下，两军汇合一起回到岳州，在那里筑垒挖壕，修筑工事，准备迎接湘军的进攻。
而靖港之战和湘潭之战也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的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又焕发出原有的生机。恰巧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曾国藩添募水陆兵勇及新造、重修战船，既据奏称已可集事，则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塔齐布胆识俱壮，堪膺剿贼之任。著骆秉章即饬统领弁（biàn）兵迅速出境。曾国藩与该署提督共办一事，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也。”
于是，曾国藩便遵照咸丰帝的命令，带兵出征。这时太平军在湖北省势力发展很快，沿江军事重镇武昌，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岌岌可危，曾国藩急忙奉皇帝的命令由湖南开赴湖北，协助那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援救武昌。
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率领整顿后的水陆大军从长沙出发，准备经洞庭湖进入湖北攻取岳州。这次曾国藩带的军队除了湘军本身扩充外，还有胡林翼带的二千兵勇，陈辉龙带来的650名广勇，以及李孟群带的广西水勇一千人，在曾国藩将要出兵时，武昌城被太平军攻下。
7月16日，塔齐布率领部下七千人占领新墙，前锋直逼岳州城。罗泽南、周凤山率领数千人作为后援部队。7月24日，太平军迎战失利，曾天养率领部下连夜退守城陵矶要塞。城陵矶在岳州东北二十里处，扼洞庭湖口，地势十分险要，是由湖南进攻武昌的必经之地。
8月9日，曾国藩的水师将领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銮四人不顾水军大忌，乘风顺水，率部飞舟直奔城陵矶下，正好落入太平军早已设好的埋伏圈内，结果全军覆没，只帆未返，四人也落水而死。这次战役，湘军水师损失又近一半，曾国藩闻报后“伤心陨涕”。
太平军水战取胜后，曾天养于8月11日率兵登陆，准备扎营结寨。凭借险要地势据守于此。曾国藩见到这种情况，急忙令塔齐布从陆路进攻。曾天养仓猝迎战，塔齐布是曾国藩手下最为得力的一员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战，仍保留着旗人入关时的那种彪悍气质。这一战是短兵相接，打得异常激烈。曾天养在马上发现塔齐布后，想擒贼先擒王，大叫一声便单枪匹马冲进敌阵，挺枪直取塔齐布。但由于湘军人多势众，曾天养的坐骑不幸被塔齐布刺中，自己也落马堕入敌营，虽然又刺死敌兵数名，但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曾天养一死，太平军立刻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顿时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心与湘军争锋，只好向武昌退去。
这一战之后，湘军水陆并进，挥师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反抗，气焰逐渐嚣张起来，简直不可一世。据说当时这种情况以水师为最。过去的战船周围一般都用牛皮等物围上，用以防对方的箭矢、枪弹等，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由于湘军打了几次胜仗，便目空一切，非常狂妄，于是他们都扯去防御用的牛皮等物，赤膊裸胸站在船头，无所顾忌，仿佛亡命徒似的，及其凶狠强悍。好战远远强于绿营兵。曾国藩后来回忆起这段情景时，曾经不无得意地记述过这件事。湘军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指挥，从岳州出发，经过羊楼司、崇阳、咸宁、金口一路直抵洪山、花园一带。
花园、洪山一带是武昌城的天然屏障。太平军在这两处都设有重兵防守，而要想拿下武昌，就必须先通过这两个地方。
当水师走到金口时，曾国藩便下令停止前进，这时，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路人马也恰好抵达金口。曾国藩召集湘军水陆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城之策。罗泽南建议兵分两路，一路由塔齐布带领进攻洪山，另一路由自己带领围攻花园，防止那里的太平军分兵从后路包抄塔齐布一师。曾国藩采纳了这个方案。
1854年10月12日，湘军从金口出发，当天就摧毁了太平军的花园、洪山防线。第二天进至鲶鱼套，并将武昌城附近的所有营垒焚毁殆尽。这样，武昌重镇就完全暴露在湘军的包围之中。
而负责守卫武昌城的太平军将领黄再兴、石凤魁等人，要么是文官，要么是洪秀全的皇亲国戚，都不懂带兵打仗，眼看湘军两万人马气势汹汹地兵临城下，立刻丧失信心，惊慌失措，连夜带领亲信人马匆匆逃到田家镇。合称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便也弃城逃溃。这如此一来，武汉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军事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更为可恨的是，这群败类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水中的大批水师。武昌、汉阳失守以后，这些水军就被完全封锁在汉水中，遭到了彻底毁灭，就是守城的士兵也有一大批没有来得及撤走，他们大多都被湘军当场杀害或赶到湖水中淹死了。
这样，太平军经营多年的水师毁于一旦。一年多西征的成果也被葬送掉了一半。
占领武昌城后湘军充分暴露了他们残忍、暴虐、嗜杀的特点。曾国藩也把他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天他便亲自下令，对敢于反抗的太平军和居民一律剜目凌迟。而罗宗南甚至诱迫和怂恿他的部下士兵生吃被俘太平军的血肉心肝。武昌城内一时成了阎王的地狱。
当时，咸丰皇帝正被太平军搅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不料湘军竟能异军突起，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拿下武汉这个军事重镇。消息传到北京时，他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10月26日，当曾国藩的捷报送至咸丰帝的龙书案前时，这位饱受太平天国困扰的天子欣喜异常，龙颜大悦之后，立刻下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第二天，他还眉飞色舞，兴冲冲地对军机大臣祁隽藻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祁隽藻听后小心翼翼地进言道：“曾国藩不过一在藉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咸丰听了这番话后，立刻像被矢中的，很快从兴奋中清醒过来。他沉吟良久，想起汉人掌握兵权，如果再让他拥有地方实权，将来实在不好驾驭。弄不好还会像当年康熙年间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一样，为番作乱，于是严奉祖训，另下一道圣旨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头衔，办理军务，在以后的六七年间，也一直都是让曾国藩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始终不肯授予他地方实权。
更为可笑的是在接到皇上赏给“署理巡抚”职务的圣旨时，曾国藩曾高兴万分，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掌握地方行政实权，行兵募饷不再受地方官员的掣肘。但自己是墨绖（dié）出山，尚有母孝在身，如果自己毫不谦让地接受了这个职务，怕遭别人耻笑。于是还假意推辞一番，说攻克武昌都是部下的功劳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功绩，接受这一职位实在内心有愧；另外母丧未过，自己如果远就官职，恐怕会“外得罪于名政，内见讥于宗族”。因此，请皇上收回成命。然而，曾国藩的这一辞谢奏疏还没送到北京。大梦初醒的咸丰帝就已改变了主意，收回成命。接着，咸丰又倒打一耙，说曾国藩在上奏时官衔后面没有署上巡抚，有违旨之罪，要对他“严行申饬”。
曾国藩辛辛苦苦攻占武昌，还不如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和署理湖北都督杨霈。他们都得到重赏。而自己在受了一番嘲弄之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抗旨不遵的罪名，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一桩往事，又涌上他的心头。
在自己由衡州出兵之初，由于湘军粮饷缺乏，朝廷又不给银钱，只有自己想办法筹借。向当地几个有名的大官绅发出倡议书，希望他们能捐出一部分钱来，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衡州城首富杨江向曾国藩提出条件：自己可以捐银二万两，但曾国藩必须代他向皇上奏明，允许为他的祖父在原籍建乡贤祠。并允诺事成之后再向湘军捐五万两银子。
杨江的祖父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道光初年，外任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当时有人上奏请求让他入祀乡贤祠，道光皇帝因为他在任湖北巡抚时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没有允许。曾国藩当时也知道这件事，深知此事不可为。
但转念又一想，现在军情紧急，饷银难得，道光帝又已换成了咸丰帝，说不定皇上可以体谅。于是就上了一份奏折，以为自己纯粹是为国家作的一时权变之策，皇心必能理解自己一番苦心。
但自己刚誓师不久，就接到皇上的一封上谕，说自己这种做法“大干律令，革职严办”，最后因为自己要率领湘勇北上剿贼，故改作降二级留用。
想到这里，曾国藩心里明白透亮了，皇上是信不过自己这个带兵的汉人啊！从此，曾国藩看透了朝廷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时怀着警惕之心，处处谨慎言谈、书信都小心措词，深怕哪天会被什么人抓住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