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 刘永武 李政 刘祖良 王怀宇
摘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新使命。其中如何做强与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相适应相匹配的区域高等教育，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任务和基本路径之一。提出主体功能区是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必须要遵循的新指针，提出大学集群也存在集聚—溢出效应，特别着重提出建构以“三关系”和“四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框架。即针对主体功能区提出的优化发展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不同功能定位及发展要求，提出区域高等教育存在着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的三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应分别采取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模式，政府扶持、生态驱动模式和混合动力、多元驱动模式。这是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实际发展提升出的中国高等教育本土理论。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集聚—溢出效应；三关系；四模式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刚刚闭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激烈纷争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从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和2009年7月刚刚结束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可以知道，世界高等教育已经达到1.4亿人的在校生规模，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平民大众教育，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三，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功能强大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财富资源；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也越来越深深置身于国家经济社会战略规划布局之中。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越来越显现出强烈的互动作用、依存关系，世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全面审视分析国内外发展的新情况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全国主体功能区的国家发展新思路、新模式，并不断加大推进实施力度。对此，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敏锐捕捉、准确把握并给予及时应答，必须紧紧围绕着国家发展新思路、新模式进行战略上的谋篇布局，迫切需要以国际视野和国家视野两个战略维度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迫切需要建构与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模式相匹配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和新路径。
一、新发展理念：主体功能区是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新指针
（一）主体功能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都明确提出，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指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区域等规划的基本依据。强调在国家宏观规划下，突出不同区域的不同主体功能要求，采用不同的发展方式，通过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合作发展，获得各显其价值的发展结果，并以不同主体功能区间的协调发展和功能互补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主体功能区着眼于未来的国家战略利益，突破了简单的集权和分权的两极发展思路，既打破了大一统的平均发展方式，也力争破解后发外生型国家在现代化初期所采用的重点发展从而拉大地区差距的非均衡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为了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实施，国务院先后批准了2008年8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1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随后，国务院又连续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和《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等区域发展规划。至此，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环渤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等区域发展的大格局和大框架基本形成。
（二）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适应相匹配——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新指针
与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展相适应、相匹配，应该成为考虑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重要指针和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有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学校行政隶属关系为原则来研究全国30多个省级区划内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而是要敏锐捕捉到新的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和新的战略谋篇布局。具体来讲，就是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下，着力关注“两角”（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岸”（海峡两岸）、“两湾”（渤海湾和北部湾）、中部、西部和优先发展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及处在快速发展期的城市带、都市圈战略布局下的高等教育区域集群发展蓝图，探索构建与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理论和模式，以此为原则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进行谋篇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与建设领域，实现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避免区域间的封闭发展、重复发展、恶性竞争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和倍增作用。
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着力把握两个要点：1.做强区域高等教育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关系。做强区域高等教育绝不是所有省、市、自治区都要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口号，不是在每一个省域范围内不计资源、条件和代价重复建设和发展高度同构化的高等教育，追求一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省级政府管理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是要根据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各区域高等教育的要素状况，有步骤、有先后、有选择地发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把资源和人力应用在最有发展潜力的高等教育领域。
2.跳出教育，以更宽广的视角把握高等教育区域发展。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绝不是就教育论教育，把高等教育系统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自己关起门来搞高等教育，而是要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中发展高等教育。
二、新发展生态：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集群分布与集聚—溢出效应
（一）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集群分布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积淀，尤其是跨世纪10多年的高速发展，受历史、文化、经济、人口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已经逐渐呈现多种集群分布的发展生态。从高等教育资源宏观生态分布来看，东高西低呈阶梯状分布；从中观生态分布来看，以区域文化为内核呈区域聚合；从微观生态分布来看，大学集群与城市集群发展密切伴生。具体讲主要有以下4种：
1.国防政策驱动的大学集群。在上个世纪50年和70代的“大三线建设”中，由于国防工程的需要，形成了川渝、武汉、长沙、西安等大学集群区域，促进了中西部大学的崛起。
2.市场经济驱动的大学集群。改革开放之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发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促使东部沿海大学发展迅速，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大学集群区域。
3.区域文化驱动的大学集群。由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运河文化带以及沿海文化带等因文化因素产生的大学集群，最具典型性的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学集群，它们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紧密相关。
4.人口密度驱动的大学集群。人口集中度是影响大学生态分布的最基本要素，在珠江口、闽江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松嫩辽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带，特别是在山东、河南、川渝等人口集中的地域产生的大学集群。
目前，与城市集群发展相伴生，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海西、长株潭、武汉、苏皖、川渝、中原、关中、石太、昆明、河套、河西、山东、辽中南和松嫩平原等18个大学群。在这些大学集群中，古老的地域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生态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燕赵文化（京津冀）、齐鲁文化（鲁豫皖）、秦晋文化（晋陕甘宁）、荆楚文化（湘鄂）、吴越文化（太湖文化圈，苏浙沪）、巴蜀文化（川渝）、南越文化（粤桂琼）、客家文化（闽赣）、关东文化（辽吉黑）等9大文化圈的25个省市，在44％的国土面积上集中了我国高等教育92.5％的高校和93.7％的在校生。
（二）大学集群的集聚—溢出效应
在现代社会，一些长期发展形成的高度密集的城市群被称为都市圈、城市带，产业群被称为经济圈、经济带，它们具有一种强烈的集聚—溢出效应现象。大学集群也同样存在这种集聚—溢出效应。美国具有典型性，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与区域产业紧密对接，围绕着洛杉矶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伊利诺伊地区的农业科技产业、西雅图地区的制造业、纽约地区的金融业等，美国大学分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几大集群。美国几大特色鲜明的经济产业主体功能区和同样特色鲜明与之匹配衔接有力的大学集群共同铸成一百年来长盛不衰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中国，大学集群所带来科技文化知识集聚的效应也非常强大，例如，北京高等教育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少数几个特大型城市，大学集群的聚集—溢出效应最为典型。当知识集聚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周边地区强烈辐射，使知识的集聚效应转化为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表现在区域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对其区域和整个国家发展产生的辐射和影响。一个区域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对本区域具有很大的益处，而且会外溢到相邻区域或整个国家，对相邻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益处。随着区域间高等教育相互开放、彼此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区域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会不断扩大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