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开始接触，“一个中国”问题达成共识
从1991年12月海协会成立，到1995年5月两会接触因李登辉访美暂时中断，两岸共进行过16次会谈，其中10次在内地，4次在台北，1次在新加坡，1次在香港。
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海协会与海基会主要进行了“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业务”两项商谈，并且协商筹备“汪辜会谈”。
在这一时期里，关于在两会事务性商变中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充满了复杂的斗争。
两会接触与商谈初始，海协会即主张两会的交往、事务性商谈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即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但是，台湾当局起初禁止海基会与大陆方面讨论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在台湾当局看来，如果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与协议中达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将对他们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非常不利，也无法达成通过两会交流形成两岸“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机制的目的。有人还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掉进中共对台政策的陷阱。
于是，在两会交流商谈中，海基会方面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不断出现。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海基会起初用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开办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如果两会这样协商下去，等于在协商两岸分，而不是合。这当然是大陆方面不能不警惕的。
由于海协会方面的坚持，台湾方面难以在事务性商谈中回避表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因此，从1992年4月起，由其“国统会”牵头研究对策。
8月1日，台湾当局“国统会”作出了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概言之，其基本观点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
走到这一步表明，台湾当局一方面不得不表态“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基本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并不愿意放弃谋求“两岸分裂分治”、“对等政治实体”固定化、机制化。
对于台湾方面的这个态度，海协会负责人于8月27日发表谈话指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
这是一种非常友善的态度。下面的问题是把两岸关系，包括两会交流交往的基石——一个中国原则，确立下来。
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两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
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5种有关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表述方案与海协会代表进行讨论。
这5种表达方案是：
第一种：双方本着“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原则；
第二种：双方本着“谋求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两岸事务本是中国人的事务”的原则；
第三种：鉴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咸认为必须就文书查证（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第四种：双方本着“为谋求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原则；
第五种：双方本着“谋求和平民主统一”的原则。
海协会也提出自己的5种表达方案：
第一种：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第二种：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事务；
第三种：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事务。考虑到海峡两岸存在不同的制度（或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的现实，这类事务有其特殊性，通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公证员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的平等协商，予以妥善解决。
第四种：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中国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应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第五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公证员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以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
可以看得出，大陆方面的方案是动了相当的脑子的，以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而海基会的方案，单方面色彩太浓厚，用词较少考虑对方。这是一种谈判策略，高高要价，坐地还钱！
后来，海基会根据“陆委会”的授权，就海协会提出的表达方案提出了自己的3种修正案：
第一种：鉴于中国仍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第二种：海峡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
第三种：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有所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第一种，明显是“分裂分治”，第二种有进步，但用“中国人”而非“中国”，还是变相的“分裂分治”，第三种则更有诚意一些。大陆方面注意到，这个方案的主要涵义是：“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然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有所不同”。其中对一个中国原则有更为明确的态度。于是，海协会于11月16日致函海基会，同意各自用口头方式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提出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从海协会的表述要点与海基会的方案来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两会都表明了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分歧点在于，海基会强调了“认知有所不同”，海协会坚持在事务性商谈中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至此两会就此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这就是着名的“九二共识”。
虽然九二共识这个词汇不是当时产生的，但是，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正如人类出现以前，恐龙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亿万年，难道恐龙在没有被人类命名“恐龙”以前，恐龙是不存在的吗？所以，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也再次暴露其为达目的不讲诚信、不择手段的本质特征！
汪道涵发邀请，连接两会层峰之路并不平坦
海协会成立不到一个月，便于1992年1月8日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等高层组团访问大陆，就双方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拉开序幕。
海基会随即复函表示，愿意“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之后，“两会”又就有关邀访具体事宜函电往来，反复协调。
8个月后，到8月4日，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再次具名致函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进行“两会”负责人会谈。汪道涵在信中坦言：“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中，东南亚地区蔚然挺秀，顺此潮流，两岸携手共济，前景未可限量。”因此，两地“急需加强沟通，协调配合，促进关系。是以深盼早日会晤，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共利两岸”。
辜振甫的函复8月22日才到，其间台湾方面的运作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期间，辜振甫为首的海基会忙于请示、报告、做工作。
首先是直接领导。8月5、6日，辜振甫连续两天与时任“陆委会”主委黄昆辉深谈，才得到黄的同意，当然，免不了还领受了一连串的“注意事项”。这个态度既代表“陆委会”，实际上更代表李登辉，没有李登辉的首肯，这位一直追随李登辉到今天、仍在担任李登辉一手组织的台联党党主席的黄昆辉，是不敢点头的。
旋即，8月7日下午辜振甫开始跑“行政院”，与“院长”郝柏村谈了1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郝柏村明确表示支持，还提出了期望。
再往上，就是找李登辉了。
8月8日，辜振甫一大早便赶到“总统府”与李登辉商议。
随后，按照李登辉的指示，台湾当局有关方面就细节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包括哪里见面、如何见面、谈什么、怎么谈、回信如何措辞，等等。一直到22日，辜振甫的复函才传向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函中表态说，接受“邀晤”，就有关“两会”会务及两岸文化、经贸交流问题进行商谈。并建议该项活动在当年10月中下旬或其他适当时间在新加坡进行。
9月30日，海协会函复表示，“汪会长对辜先生接受邀请，择期会晤，甚为欢迎”。并建议：为保证会晤成功，双方有关人士在北京或大陆其他地点先进行预备性磋商。
“汪辜会谈”举办的地点，成为此后预备磋商中双方争论的焦点。
在北京谈，台湾方面认为被“矮化”、“不对等”，因而不同意；在台北谈，台湾方面也不同意，称现行的“法律”不允许；到别国，则有“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嫌疑。但后来，大陆方面为表示诚意，作出让步，同意在新加坡谈。
新加坡是华人占主体的国家。当时，新加坡已经与中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但断交后，新加坡与台湾方面仍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比如新加坡军队到今天还一直在台湾进行大场地训练。更重要的原因是，此前新加坡对两岸关系改善做过一些牵线搭桥工作，在这方面得到了海峡两岸的信任。特别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频繁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做了不少有益于两岸关系的工作。这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外界猜测与新加坡的主动牵线搭桥有一定关系。而新加坡能实行这样的政策，与李光耀有密切的关系。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1923年出生于新加坡岛。祖父为新加坡船主，父亲是政府高级职员。李光耀从小受中文和英文双重教育。1946年赴英国留学，在着名的剑桥大学和伦敦中殿法学院学习。在英期间，他参加了英国左翼的工党，开始准从政生涯。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加坡当律师，并积极从事工会工作，期间多次代表工会同英国殖民当局谈判。1954年与贾拉南等人一同发起组织了人民行动党，任该党秘书长至今。1955年被选进立法议会。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时出任邦总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任政府总理，1990年11月将总理职务交给吴作栋，自己任资政、政府高级部长、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还是中国国务院的资政。
李光耀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新加坡能有今天的建设成就，就是其治国才智淋漓尽致的体现。李光耀还是国际上公认的，能使一个小国发挥出与其国土面积“不对等”的国际作用的着名政治家。一个面积仅仅694平方公里、507万人口的新加坡，其国际地位竟然超过其“出走地”——坐拥约33万平方公里国土、276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也有人认为这次“汪辜会谈”地的选择，是美籍华人起了作用。台湾《新新闻》发表的《在海峡两岸的桥梁上有位神秘的信差》一文说：“一位在世界银行服务21年的华裔美籍人士李澄梁在汪道涵与辜振甫之间，曾扮演媒人的角色，往来两岸多次，是促成“汪辜会谈”的关键人物。”
不过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大胆的猜想而已。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使者并非李氏，而是在海峡两岸之间更具有特殊地位与影响的人物，只是内幕尚不能公开而已。
我们看看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吧。唐树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玉成了‘汪辜会谈’。”唐树备回忆说，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无论促成“汪辜会谈”的细节如何，新加坡特别是李光耀在其中做了不少至关重要的工作，则是不容质疑的。
话说回来。因台当局不接受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定义，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认知有分歧，致使“两会”负责人的商谈准备进程也被拖延了。
11月底，海协会再度致函台湾海基会，建议于12月上旬进行“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12月下旬举行正式会谈。至于地点，愿意积极考虑辜振甫先生所建议的地点──新加坡。
1992年12月，台湾正值所谓“立委”选举，那些政坛的活跃人物都忙着打内战去了，“汪辜会谈”又未能如期举行。
3月2日，海协会再次致函海基会，建议“汪辜会谈”于3月下旬或4月初举行，并在两岸择一地点进行预备性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