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台湾当局公开宣布转口贸易“三原则”，表示“对转口贸易不加任何限制”。
7月29日，俞国华又出惊人之语：“台湾并不拒绝谈判，只是不愿意在不平等的地位上，在受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谈判。”
此番话表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基石──“三不政策”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此期间和此后，台湾对大陆的舆论宣传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客观平实的报道逐渐增多，攻击谩骂逐步减少，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信息，也开始有选择地开放。
台湾当局在通邮方面的态度也由禁止转为辅导，在探亲方面由严厉禁止、盘查转为不过分干预。
特别是蒋经国在其逝世前的两年时间内，开始推行较前更为开明的做法，在逐步调整内部统治机制的同时，对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较前积极，做法较前灵活，处置更为果断，“三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
1986年3、4月间，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蒋经国做了《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报告。在报告中，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提出“和平统一五项政治主张”。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并称国民党的政策也不能不变。
蒋经国在会上特别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中国必将统一”。
此后，蒋经国就很少再提“绝不接触”这样的话了。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也更是明白地表示，“‘三不政策’不是不可改变的。”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从15日零时起解严，废除在台湾和澎湖地区的“戒严令”。
该“戒严令”是1949年5月19日，以当时的台湾省政府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的，它置台湾地区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到蒋经国宣布解严，它已经整整存在了38年之久，这恐怕是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之一了。
这个戒严令，严重上伤害了台湾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国民党的形象，成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继甲午战败割台、“二·二八”事件后，第三个攻击国民党、推行“台独”路线的“法宝”。
蒋经国还同时宣布适当放宽出入境限制，并从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实施了8年的台湾居民出境观光不得以港澳为首站的命令。而8年前实施这项命令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台湾人民以最便捷的香港和澳门为跳板，“擅自”赴大陆。现在，这项命令废除，等于暗示那些偷偷地跑到大陆区探亲访友的台湾人，可以利用这个跳板了！不用再跑到日本甚至美国中转了。这可省去多少时间和金钱。
其实，偷偷赴大陆探亲，在解除戒严前的台湾，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想当年，多少大陆籍人被裹胁到台湾后，蒋介石开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胜利”的政治空头支票，他们期待着老蒋能带他们返回大陆老家。可有谁知道，这一等便是几十年。起初，他们组织了同乡会、宗亲会，通过各种集会活动，以排解怀乡思亲之情。后来时间一长，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乡热”、“寻根热”。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等感叹。1962年1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临终前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此诗写出了有家而终不得归者的心境，震撼了全台湾。后来，这首诗连同于老先生高达3米的铜像，被面向大陆，置于台湾的最高山上——玉山之巅，玉山从此有了海拔4000米的高度。
随着台湾当局政策的逐步松动，出现歌曲唱大陆故乡，报刊书籍描绘大陆故乡，电视也宣传大陆故乡的热潮。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台湾大陆籍民众的怀乡思亲之表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强烈，人们的眷恋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1980年代中后期，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澳门等地，偷偷转赴大陆省亲、祭祖。在台湾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大陆）情更怯”的文章，胆大者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更好的消息，还在后头。
1987年11月2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台湾当局正式宣布：开放“三等亲”的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台湾红十字会于当日开始受理探亲登记。
虽然台湾当局开放探亲是被迫的、被动的，它所开启的两岸交往还是以民间、单向、间接为主，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蒋经国开放探亲仍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它打破了38年以来海峡两岸的隔绝状态，满足了两岸人民与亲人团聚的愿望，为两岸直接交流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行酒令”：饮酒时所做的可分输赢的游戏，输了的人被罚酒。
“行酒令”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些酒令蕴藏着极为深奥的道理，也有的则是一种心理反映。1980年代以来，在台湾的酒馆中，流行着这样一首酒令：“一国、两制、三通、四流、五千、六万、七天、八件、九别、十全”。“一国两制，三通四流”是197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加强海峡两岸交流的政策和具体措施。五千，指台湾人均GNP合5000美元。六万，指返大陆探亲旅费数额（新台币）。七天，指办理返乡手续所需时间。八件，指返乡探亲可带8件礼品。九别，是说与大陆亲人已数十年没有见面。十全，是两岸亲人相见，全家团圆。这样一首“行酒令”的出现，反映了台湾同胞迫切要求祖国早日统一的心理和愿望。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台湾已经约有6102.7572万人次去过大陆，大约每3个台湾人中就有1个去过大陆；大陆居民赴台人数累计约451.3820万人次，赴台交流85582项、597028人次。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坚冰终将被民族热血消融。
“国军”飞官坠身台湾海峡，不接触也得接触
尽管台湾当局僵硬的大陆政策在不断地放松，但它从来也没有宣布过放弃“三不政策”。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三不政策”能坚持得住吗？
实际上，在两岸关系逐步松动的同时，两岸的官方、半官方或带有一定官方背景的直接接触，在“有意”或“不得已”中，也开始了。
“飞官”，台湾人对军方飞行员的称呼。
1983年6月7日，台军一架老掉牙了的美制C-119型运输机在执行台湾本岛至金门的运补任务时，在离大陆很近的金门附近海域上空失事，机上47人除9人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
碰巧的是，有两名遇难人员的尸体漂到南安县石井镇附近海域，这两具尸体恰恰被在海上捕捞作业的大陆福建渔民发现。从衣着看，一具是台军，另一具着平民衣服。当时是6月10日，好心的渔民们迅速中断捕渔作业，打捞起尸体，交给了福建当地政府。经勘察，确认其中一名死者系台湾空军10大队101中队上尉飞行员陈大维，兵籍925979，编号00188。该员身高1.77米，约30岁，身着橙黄色飞行服，左脚穿黑色军用长靴，右脚的鞋已脱落，脖子佩戴小玉环一个，照片一张。各级政府一级一级往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中央决定通知台湾方面认领尸体，指示“要做好保尸、护尸、送尸准备工作，不要公开宣传报道，想办法通知对方来认领”。当时不作公开报道是为缩小知情面、避免台湾当局尴尬。
兹事体大，如何通知台湾方面呢？
于是，决策者想起了有线广播。这个任务顺理成章地交给了厦门有线广播站，6月11日，广播站向金门方向喊话，要台湾方面商谈领尸事宜，并约在6月12日上午10时至16时，在大佰岛附近海面联系交接事宜，双方船只到时悬挂红十字旗，以便识别。但是从晚上一直广播到第二天下午15点45分――喊话中点明的交接截止时间，对方才有反应，派船来到预定交接点洽商。16点10分，双方见面。
可以相信，当时的喊话肯定一直传到了蒋经国的耳朵里。
经商谈，双方约定6月13日8时至9时在草屿北侧金门警戒区内交接。由于时值端午，台方送上金门产的两箱“端午酒”，共24瓶，说“这是上面安排的”，大陆人员表示感谢。场面气氛由开始的拘束转为自然、热情，实际接触的时间为6分钟。
6月13日在约定时间顺利完成尸体交接。两具用上等红色棺木收殓的尸体交给台方，场面热情温馨。台湾方面对大陆方面的人道主义表示感谢。并说：“真想不到你们用了这么好的棺木，装殓得那么细致。实在太费心了！”除了表示非常感激，还说死者亲属从台湾岛内赶到金门，正在海边等候，看到一定很感动……大陆方面回赠台湾方面茅台酒2箱24瓶、烟台产金奖白兰地2箱24瓶、青岛啤酒2箱24瓶、南安产金凤酒4箱96瓶、安溪茶叶1箱32斤。台方又致赠罐头5箱、连夜加工的“端午粽”一箩筐，还有肥皂、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一批。
正式程序完成后，双方还是舍不得离开，频频互敬烟茶，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有人提醒已开始落潮，船有搁浅的危险，双方才握手告别。但此时台方船已搁浅，大陆方面见状又将台方船拉离浅滩……真是老天有情呀！
按照当时的约定，双方都没有报道此事。直到1985年，香港《广角镜》首次披露此事。
顺便提及，大陆这个有线广播站是1953年3月在驻金门对面厦门地区的解放军某军建立的。当时执行的是攻心宣传任务。不到半年，国民党军在金门也设立了马山播音站，对大陆军民进行心战广播喊话宣传。
厦门有线广播站建有多处播音设施，其中在距离金门岛约1800米的同安县大嶝岛上建有世界上最大的广播喇叭，其尺寸之大，记录至今没有打破。该喇叭由铅铝合金铸成，长4.74米，最大直径2.95米，最小直径0.2米，重1588公斤，最大发音功率20000声瓦，环境条件好时，有效传送声音距离可远达12公里！据说，这个大喇叭广播时，全金门岛都能听见；人若靠近喇叭口，就会被强大的声波震穿耳膜；每当广播的时候，喇叭前面飞沙走石、景象壮观。1991年4月24日，该站停止了长达38年的广播喊话。随后，台方的马山播音站也逐步停止了对大陆的广播喊话。现在，两岸的播音设施都已经变成旅游观光地。
而1983年的那次特殊广播，实际上担负了类似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中的军事热线的任务。
这就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首次公开正式的交往。海内外新闻媒体对此事都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舆论对海峡两岸的这次交往、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事件虽小，意义非同凡响。因为他们知道，此事的背后肯定有两个人，一位邓小平，另一位是蒋经国。
接触升级：激动人心的“两航谈判”
1986年5月3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发生了：下午15点10分，一架编号为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F型巨型喷气式货机，在执行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航班途中，突然转向广州，降落在白云机场。
货机在停机坪上停稳后，有三个人走出舱门：机长王锡爵、副驾驶员董光兴、随机工程师邱明志。
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锡爵要求回大陆定居，和父母家人团聚，董光兴、邱明志则要求回台湾。
王锡爵，时年56岁，四川省遂宁县人（现遂宁市），国民党资深党员。他曾服役于台湾空军，在CIA控制的“黑猫”中队飞过着名的U-2高空侦察机，因完成任务出色，三次被授予“国军英雄”称号，受到蒋介石召见，并有合影留念。1967年，以中校军衔退役，转入当时由台空军控制的华航。至1986年1月，他的飞行总时数超过2万小时，算是资深机长了。可以想象，当驾驶着U-2频繁飞临大陆上空、想到机翼下自己年迈的父母的时候，王锡爵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锡爵此举，给蒋经国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自从1949年“两航”起义后，从国民党和台湾那里投往大陆的飞机，基本是军用飞机。既然是军机，在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时，大陆方面当然没有必要归还。但现在竟然发展到民用货机，此事不但令惯于宣布“唾弃共产暴政”的台湾当局政治上大为难堪，无法向民众交代，而且大陆方面宣布将归还这架波音飞机，更使蒋经国左右为难：接触不接触？谈判不谈判？
在飞机降落白云机场的几小时后，中国民航部门给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礼貌地拍去电报，希望对方派人来大陆领回飞机、机上货物及不愿在大陆定居的两名机组人员。
台湾方面，5月3日下午，华航董事长乌钺得知B198出事。这位华航的创建人，曾任台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的退役空军上将十分紧张，当即告知时任“交通部长”的连战。连战获知这一消息后，迅即报告了时任“行政院长”俞国华和“总统秘书长”沈昌焕。这么大的事情，沈昌焕不敢向“层峰”隐瞒，立即将此事呈报了蒋经国。
据说蒋经国在接到消息后，“颇为激动，捏着拳头，脸色涨红”。他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连夜亲自主持由沈昌焕等若干高层人士参与的紧急会议，研商对应之策，当夜作出如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