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问题何在，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和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何在，因而构成解决这一两岸间最为棘手问题的必要前提。一种常见的分析框架，认为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和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活动问题，是两岸因“主权”和“国家”的争议而产生。在政策面上，一些政治人物也围绕“主权”和“国家”的问题，提出过解决的路径。如台湾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提出的“一国两区”、“一国两体”和“一国两府”等。马英九在2012年5月20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论调，本质上也是试图通过“主权”和“治权”的相对分离来解决两岸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然而，传统的“主权”和“国家”的分析框架，容易坠入“立场定位”的研究范式，因而产生两岸“各说各话”的效果。大陆方面至今未对台湾方面提出的上述观点作出正面表态，已经证明了“主权”和“国家”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因此，如何合理地避免“主权”和“国家”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阻滞作用，成为解决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首要问题。
观察两岸“主权”和“国家”的分歧，其本质并非在于否认自身的“主权”属性和“国家”定位，而在于是否承认对方的“主权属性”和“国家”定位。因此，在“策略定位”的范式之下，解决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和台湾地区参加国际空间问题，关键并不在于论证两岸之间在“主权”和“国家”问题上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解决两岸之间围绕“主权”和“国家”而产生的“承认争议”。本章主要对“承认争议”的观点迸行了论证，并对两岸在解决“承认争议”上的努力迸行介绍。
一、“承认争议”：“一中争议”的自然衍生
各个学科从各自的问题出发，对于“承认争议”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政治学的角度，“承认争议”可以被定义为大陆和台湾是否承认对方拥有“主权”和作为“国家”的争议；从法学的角度，“承认争议”可以被定义为“大陆和台湾在是否承认对方根本法以及依据该根本法所建立的公权力机关”上的争议；在国际关系上，“承认争议”又可以被定义为大陆和台湾是否承认对方为国际法主体以及是否有权从事只有主权国家才能从事的国际活动的争议，等等。从源哄上来说，“承认争议”是由两岸之间存在的“一中争议”而产生的。可以说，“承认争议”是“一中争议”的自然衍生。
（一）两岸的“一中争议”
“一中争议”是两岸“承认争议”的源哄，在讨论“承认争议”之前因而有必要对于“一中争议”作一描述与分析。在根本上，“一中争议”虽然衍生了“承认争议”，但也并不是两岸分歧的本质。胡锦涛同志将两岸关系准确地定性为“政治对立”，即两岸关系的本质“不是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政治对立”在形式上就体现为两岸对于“一个中国”问题的争议。两岸“一中争议”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提法，其本身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争议，即“谁是中国”的争议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争议，前者的落脚点是“中”，而后者的落脚点是“一”。
1.“谁是中国”的争议
“谁是中国”争议的本质是两岸对于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权的认同差异。所谓“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定位，是主体对自己属于哪一种群体的基本认知。两岸之间的认同异常复杂：作为认同主体的两岸民众 对自己处于哪一个群体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场景中皇现出不同状态。两岸认同的非稳定性决定了认同的层次性。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两岸认同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分别体现为意识形态认同、政权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谁是中国”的争议，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权认同上。
意识形态认同，是指对某种特定意识形态以及依据该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组织体（主要是政党）的认同。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结果，因而从历史根源上具有附着着意识形态的色彩。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因意识形态分歧爆发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建立了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退逃台湾，从此据岛自守。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之前，在两岸关系的论域内，台湾方面认为“大陆等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共”，大陆方面认为“台湾等于国民党”、“中华民国等于国民党”。在此背景下，两党主导了两岸关系近40年的发展，两岸关系的对峙、紧张、缓和以及发展，都与两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两党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两岸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秉持不同意识形态认同的人群，基于各自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对“谁是中国”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知。认同社会主义的人群，自然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表述是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相应的，“中华民国”被认为是“旧中国”。
另一方面，认同“三民主义”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人群，则认同“中华民国是中国”。意识形态认同在意识形态逐渐从两岸淡化的今天，已经不再是两岸认同的主流，但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仍存。如马英九曾在2008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就是重新以意识形态区隔两岸的典型范例。
政权认同，是指以特定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的认同，而不论该政治体及其所依据的根本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甚至是否真实存在。政权与国家不同，国家是主权、领土和人民的统一，国家的符号是历史形成的。政权是以其自认为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具体到两岸关系的论域内，中国是国家的符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则是政权的符号。尽管政权和国家有着上述不同，但通常对于政权的认同也会影响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一影响对于“谁是中国”的争议至为重要，因为对于同一个国家符号，哪一个政权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是两岸在“一中争议”上的一个焦点问题。与意识形态认同还需要从国共党际关系中曲折地推演出“谁是中国”不同，政权认同比较直观地揭示“谁是中国”的争议，亦即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认同“中华民国”，则认同“中华民国是中国”。
事实上，有关“谁是中国”的争议，是两岸之间最为原初的争议。在1992年前，大陆和台湾都主张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国际上采取“汉贼不两立”、“有他无我”的策略。两岸在此阶段争议的核心是哪一个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谁是中国”问题上的争议，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正统之争”。随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1979年中美建交，台湾当局在两岸“正统之争”上彻底失败。但是，在蒋经国当政和李登辉当政的前期，台湾当局仍在岛内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观”。直到“一国两府”、“一国两区”和“一国两体”等主张提出后，台湾当局才正式放弃了“争正统”的思维。然而，有关“谁是中国”的争议并未完全结束。马英九曾多次提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大陆仍是“中华民国领土”的观点，事实上仍然是“谁是中国”争议的一种表现形式。
1992年，大陆和台湾透过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后，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双方没有纠缠于“谁是中国”的争议，对“一个中国”的讨论也从“正统争议”向“各自表述”转变。两岸之间“谁是中国”的争议，虽偶有提及，但已经不是两岸关系的主旋律。
2.“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争议
当前两岸在“一中争议”上攻防的着力点，已经从“谁是中国”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争议转变。如果说前一争议主要处于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权认同的层面，那么，后一争议则主要处于国家认同的层面。
国家认同体现为对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体的认同。国家认同比政权认同更加上位，它并不以特定根本法为基础，并巨也不明确究竟是对国家中哪个政权的认同，而只是对一定疆域、一种传统和一个符号的认同。具体而言，对中国的认同是指对中国固有疆域、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这个符号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既可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能是对“中华民国”的。在两岸关系中，国家层次的认同，集中体现为是否认同“中国”这一国家历史符号。那么，两岸在对国家的认同上，是否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认同中国、不认同“台湾”，要么认同“台湾”、不认同中国，而没有其他选项？问题的缘由是在台湾地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根据台湾地区历次民调显示的结果，有一部分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还有一部分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蒋经国也曾说过“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话。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是否意味着可能存在既对中国产生认同，又对“台湾”产生认同的复合性认同呢？本文认为，上述的“中国人”和“台湾人”是在两个层次上使用的，即“中国”在上述论述中仍然是国家的符号，而台湾则是一个地域的符号，由于两个符号处于不同的层次，因而不产生国家认同的复合性。
一般而言，持“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或“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民众，是在国家层次上使用“中国”一词，而将台湾作为表征“中国”内一个地域的概念加以使用。因此，两者在国家层次的认同上，都是认同“中国”，只不过强弱程度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在两岸关系研究中，大陆和台湾在国家认同的选择仍是单一性的，即要么认同中国，要么认同“台湾”，而没有其他选项。
对“中国”国家符号认同的松动，是两岸“一中争议”从“谁是中国”的争议向着“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争议转变的关键。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开始“宪政改革”后，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让位于对于“台湾”的认同，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改造过程。1990年后，台湾有人开始解构“中华民国”对大陆所声称享有的统治权，提出了“一国两府”、“一国两区”和“一国两体”等主张，逐渐在台湾消解了“中华民国”对“中国”的“代表性”。台湾地区领导人亦将“中华民国到台湾”先后修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同时，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所谓“宪政改革”，采取了确认“自由地区”地位、在台湾地区直选“民意代表”和“总统”、精简台湾省级建制、建立“公投”制度、承认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宪法”地位和权利等措施，在根本法的层面实现了“中华民国台湾化”。
随之发生的，就是政权认同的彻底消亡。就连“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政权的符号，也蜕变为“生存策略”。在台湾，不少人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或者直接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依据“宪法”，它的名宇是“中华民国”。持这一被称为“B型台独”观点的人，未必都是“台独”分子，这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支持统一的民众。之所以会出现同一句式为统“独”两方面所共同使用的情况，是因为这里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一个政权符号，而是已经沦为“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策略。存在于“中华民国宪法”上的“中华民国”透过“宪法”的建构作用，成为台湾作为“国家”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台湾学者更为透彻地指出，“中华民国”已死，只有“中华民国宪法”一息尚存。
1999年，李登辉直接抛出“两国论”，认为“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陈水扁在2002年也提出“台湾与对岸中国是一边一国”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台湾地区部分人群试图改变对“中国”符号认同的代表性言论，表明了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从裂变到变异的过程。以民迸党的“台独党纲”为标志，从原来对“中国”符号的一致肯认，转变为一部分民众认同“中国”符号、另一部分民众认同“台湾”符号的分裂局面。2000年后，由“台独”分子控制的台湾当局，又加速了这一分裂局面的变异，2008年前后发生的“入联公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地区部分人群试图突破“中国”符号的意愿。2012年8月，台湾地区各界围绕贾庆林同志所提“两岸一中”观点的争论，再次表明了台湾社会对于“国家认同”的分裂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