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02师能在抗日战场上不畏艰难、不惜生命、不贪功名地奋勇杀敌实属难得，而这些黔籍将士们在战争中的经历更为不易。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危难的时刻，但国民党军队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和倾轧并未因此而稍有减缓。当时的102师被地方杂牌军视为中央嫡系，而在中央嫡系的眼里他们又是地地道道的杂牌军，更何况黔军素有“双枪兵”之称，所以并不被国民党内的其他部队看好，处境十分尴尬。
在整个抗战时期，102师始终在不断地“找婆婆”，他们曾先后被划入第8集团军、第17兵团、第8军、第4军等部队的序列。
虽然被各部队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但102师全体将士的爱国杀敌之心并未因此稍有懈怠，他们不仅坚决完成上级的命令，还一有机会就主动寻机与敌作战，打了一场又一场恶战，被人誉为虎贲之师。
102师打的第一场大恶战就是发生在砀山的那次战役。
当时，调102师前往参加徐州会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但还没等他们赶到，徐州就被放弃了。于是102师接到了就地布防的命令，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西进开封，掩护徐州友军撤退。得到命令以后，柏辉章很快做出了部署：304团守苇楼，305团守韩道口，306团守李庄，补充团作为预备队驻砀山，师部和师直部队及305团的一个营则驻守在砀山城。
1938年5月22日拂晓，102师被日军第4、6师团分割包围，所属各团均和师部失去了联系，全师上下只能各自为战。
在战斗的过程中，304团损失最为惨重，不仅团长阵亡，营连级干部也死伤过半。305团和补充团也被敌人分别包围，几次冲击突围失败后只得各自原地固守等待援军。就连师部也被敌人围困在县城之内并连续几日遭受日军炮击，在305团一个营和师直部队的坚守下才没被日军攻破入城。
102师遭受如此之大的压力，师长柏辉章不得不屡屡向第8军军部报告战况，希望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或者派兵增援。不料军长黄杰却只回了一封“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的电报。
这封模棱两可的电报让柏辉章十分为难，最后，鉴于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不让这些黔籍弟子做无谓的牺牲，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柏辉章冒着遭受军法处置的风险，决定于5月26日凌晨3点开始突围。
突围时，部队沿途带上负伤官兵一起前进，这不仅让作战变得十分艰难，也增加了伤亡的风险。在撤退的过程中，营长曹文杰阵亡，师长柏辉章的胞弟柏宪章也在往前线运送弹药时阵亡。
直到102师残部撤退到一个小村庄后，才收到了来自军部的撤出战场和对102师进行嘉奖的命令。
在这场战役中，102师的勇敢和坚毅令国民党上下不得不对这支他们原本看不上眼的军队刮目相看。蒋介石亲自为304团团长陈蕴瑜写下了“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的挽联。李宗仁、冯玉祥、何应钦也纷纷为他题词。后来，陈蕴瑜、柏宪章、曹文杰分别被追赠少将、上校和中校军衔。
参加武汉保卫战时，102师奉调南浔线之德安附近布防，此时102师已被划归第4军指挥。第4军原计划以102师协同90师由大岭头北进迎击日军，102师师长柏辉章力排众议，把乌石门附近作为进攻重点，与友军配合对来犯日军进行夹击。战斗打响后，102师所辖304、305团对日军实行强袭，结果伤亡惨重。柏辉章又急调306团增援并亲临前线督战才挽回了败势，但此时部队仍未摆脱敌人的纠缠。
鉴于战事胶着，第4军军长欧震便打算改变攻击重点，但柏辉章仍坚持己见并亲自指挥102师精锐绕行到对日军具有犄角拱卫之势的乌石门左侧高地。第二天拂晓时分，在柏辉章的指挥下，全师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成功占领了高地，日军不得不退守万家岭、孤山一带顽抗。
10月6日，友军部队首先对盘踞在万家岭的日军展开了夹击，102师则在攻占狮子岩、扁担山、大金山后又投入到了围攻万家岭日军残部的战斗中。经过4昼夜的激战，万家岭阵地上的敌人4个联队均被歼灭，这就是彪炳抗战史册的“万家岭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102师独自承担了新墙河的防卫任务，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柏辉章化被动为主动，以攻为守，以敌后游击的方式不断对敌后勤运输进行破坏。102师在新墙河驻防了两年，令日军第6师团疲于应付、防不胜防、寝食难安。由于战功卓着，柏辉章和102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得到了蒋介石和薛岳的表扬和嘉奖。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102师驻守的新墙河阵地成为首战要冲。日军使用了大炮、飞机和坦克配合步兵强攻新墙河。敌人的攻势虽然十分凶猛，但柏辉章仍然指挥部队多次将企图强渡的敌人打退。102师还集中了全师所有的迫击炮对河桥通道进行封锁，有效地压制了日军的攻势。
作战中，柏辉章日夜坐守在电话机旁，严令各团不得后退一步。306团因为遭受了敌人骑兵的穿插袭击，伤亡极大，团长陈希周多次通过电话向柏辉章告急，柏辉章则用一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将其顶回。
经过20多个昼夜的激烈作战，各团兵力均所剩无几，305团2营官兵更是全部以身殉国。但柏辉章仍然制定了各团所剩兵力各成据点、互相支援的作战方针，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阻击日军，誓死坚守。最后各营、连所剩士兵都自动构成大小不同的独立据点，师长柏辉章也亲自持枪上阵督战，并与前线官兵一道作战。后因侧翼友军的溃退，才致使战线被日军突破。
在这样的情况下，102师又极为顽强地坚持了两天，直到接到战区长官部下达的撤退命令，柏辉章才带着残部从阵地上撤下并奉命到黄花市集结待命。在撤退途中，该师的后勤辎重部队和随军家属先是惨遭敌机轰炸，后来又被敌人的骑兵追杀，一路上尸骸鲜血随处可见，十分惨烈。
102师还没到达目的地，黄花市便已被日军占领，于是又被指令速转浏阳田心镇集结。待到终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全师撤下来的军官已不足百人，士兵也只有540人。
当时，作为师长的柏辉章走到了队伍的前头，他忍住心中的悲痛，对这支历经死难的队伍发表了一次讲话：“弟兄们，这一仗打到现在，我们102师仅存官兵600余人，牺牲损折九成以上。自抗战以来，在历次战役中，我先期出省的家乡子弟兵几乎伤亡殆尽，军官活下来的也寥寥无几。历次新兵补充，未及训练就匆匆开赴战场，在敌人的优势炮火下，军官不畏死，士兵不惜命，以报国之心浴血奋战，杀身成仁，殉国的官兵弟兄是军人的楷模，是我们的榜样。你们都是好样的，是102师的骄傲，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有你们在，我们102师的这杆大旗就倒不了。你们都是久经战场的将士，富有战斗能力和经验，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再赴疆场，为国效命，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请记住第二次长沙会战，新墙河边有我102师光荣。”
三
102师虽然曾隶属于不同的战斗序列，但基本上始终是作为一个独立师存在的。他们往往只有打仗的份，却没有领功的份。
淞沪会战的战绩中就有102师的功劳，但因为打主攻的102师本身是打助战的，所以功劳被忽略了。
在武汉保卫战中，102师拼死打下了敌人乌石门高地，奠定了万家岭大捷的基础，但领功的却是战斗时102师所属的第4军，因为在论功行赏时102师已经脱离了第4军的序列。
102师不仅功劳多次被埋没，就是整个部队也在后来被粤系的薛岳吞并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柏辉章被调任赣南师管区司令，只挂了一个第4军副军长的虚衔，从此他的身影在抗日战场上消失。
没有了柏辉章的102师，仍然坚持辗转与敌人作战，直到1945年1月，薛岳派梁勃接任师长，从此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累累战功，令敌人胆寒的102师成了粤军的一支，黔军102师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柏辉章本人则在赣南师管区司令任内与专员蒋经国短暂共事，很快又被调任江西军管区参议、第88军副军长，后来又闲居上海，直到1946年才在何应钦的关照下得到了一个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
1949年11月，柏辉章在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柏辉章在镇反中被错杀。就是在这一年，柏辉章所建的纪念塔因为道路扩建而被拆除。
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个人得失往往出人意料，但真的希望有一天那座曾经的纪念塔能够重新矗立在如今这个被称为纪念塔的地方，只为保持一份对102师在抗战中牺牲的12000多名黔籍将士不能忘却的纪念。
孔学堂：不是复古的复兴在贵阳花溪十里河滩国家湿地公园的中段，有一组气度恢宏、气势磅礴、气魄雄伟的建筑群。这组建筑以汉唐风格为主，同时吸纳了贵州地方建筑的一些元素，在庄重、典雅中又透出几分质朴、亲切，别具一格。
远远地望去，一尊巨大的孔子行教雕像矗立在主殿前的广场上，这位和蔼肃穆的老人目视前方，以揖礼迎送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这组背倚大将山、下临花溪河、面朝笔架山的宏伟建筑群就是贵阳孔学堂，在2012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3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正式落成揭幕，如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一处中华传统文化殿堂。
孔学堂正式开放以后，我曾来这里参观，也曾在这里参加省里的有关研讨会。
徜徉在孔学堂的宫、殿、祠、阁之间，品读着“斯文在兹”“生民未有”、“万世师表”等一块块匾额和镌刻在碑座、墙面等各处的文字，就像走上了联通历史与未来的文化桥梁，看得见先人、找得着自己、望得到后人。
是教化与传承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而润物细无声正是渗透在孔学堂从立意、建造、使用再到传承这一系列过程中的精髓。
感化和感召的力量是强大的，孔学堂虽然在2013年元旦才正式开放，但仅在2013年就举办了上百场次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各类讲座、活动。国内外知名的文化专家来到这里讲学，广大中小学生和干部、群众在这里参加诵读经典、书法学习、演习礼乐、道德讲堂、文化民俗等活动，累计有数十万人走进这处文化殿堂。
据了解，贵阳孔学堂将以中华文化的讲学、习礼、研究、传播为主要功能，通过各种教学、培训和研究活动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
如今，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孔学堂网站已经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孔学堂正在努力把传统文化和大数据进行有机融合，一个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将传统、现在、未来完美融合的“数字孔学堂”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2014年11月23日，孔学堂文化发展（贵州）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揭牌仪式，孔学堂文化产业集群正式启动。孔学堂公司的定位就是承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把传统文化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让传统文化具有当代价值。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承着这样的建设理念，中国文化体验目的地、传统文化价值观输出地等目标都会实现。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是一体的两面，当两者之间目标一致、指向一致的时候，都是我们历史上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的时期；而二者之间发生偏差甚至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往往就是社会动荡和发展滞后乃至退步的阶段。
用今天的方式来理解，“庙堂之高”其实就是各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江湖之远”就是全社会的日常运转和维系，“民”就是和谐发展的民生，“君”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如果我们国家的各个层面都能始终做到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未来为根本，并且能始终做到知行合一，我们的国家就会繁荣富强，我们就能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在国际上、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自己国家、民族的真正软实力；在国内、在全社会有着一致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血脉。
贵阳孔学堂所做的正是民族血脉的延续工作，在传承中创新，在弘扬中光大，孔学堂的意义已经不仅止于贵州省内。
是学堂而非庙堂，不是一个封闭的小讲台而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台，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复兴。作为王学圣地的贵州，孔学堂的建设与发展既对贵州构建“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相信孔学堂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弘扬、传播的一处重要基地和高地，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和孔学堂一样的文化阵地在全国各地出现。
向贵向阳的“天路”和“心路”
一
1508年至1510年，王阳明在贵州度过了2年多的时光。在这段时期内，王阳明实现了龙场悟道，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这既是王阳明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