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人与胡蝶打官司
去东京参加对战犯的审判，倪徵的身份是首席检察顾问。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并没有太多的从事检察官工作的经验，也就是在重庆江津时，只当过两个月的首席检察官。而之所以去任此职，却还是为了升任重庆地院的院长。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有意提拔倪徵担任地院院长，但按照体制，倪徵只是上海特区地院推事的身份，若要升任院长，必须有地方法院首长（院长或首席检察官）的经历。为了身份的需要，他这才去了江津。
倪徵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清官，即主持公道的“中间人”，似乎并没有当律师、检察官的愿望。从美国回国后，他虽然有律师证书，但无意自开事务所，而是更热衷去大学教书。在鄂森的律师事务所兼职，他也很少有时间顾及律师业务，不过是在有重大案件时，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商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其他日常事务，我就一概不问。”以他个人名义受托的案件，也不是很多。
相比在东京法庭上激烈的对抗，倪徵无论是在当律师，还是在当检察官时，所承办的案子都要平和得多。
倪徵在上海当律师时，接过几个大案子，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电影明星胡蝶的解除婚约一案。不过，他的当事人并非胡蝶，而是胡蝶的前夫林雪怀。胡蝶与林雪怀的婚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感情就破裂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通常的说法是林雪怀不善经营，又肆意挥霍钱财，胡蝶对他由失望转而厌恨。闹翻后，林雪怀委托律师，向胡蝶提出解除婚约。胡蝶不能容忍，又顾及面子，便抢先一步将林雪怀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婚约。
第六章母校执教鞭胡蝶的律师是影片公司的老板为她聘请的，而林雪怀请的律师是倪徵和鄂森。胡蝶是大明星，又以受欺的弱女子姿态出现，故而赢得很多同情。林雪怀则以“不务正业”的恶名被世人咒骂。舆论的偏向，使胡蝶占了上风。又据说，影片公司老板买通了法官。最终的判决结果是：解除婚约。
倪徵也接过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重大政治案件，当事人是任援道的儿子。那还是在他回国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东吴法学院老师何世桢的家里，他见到了任援道。任说，当天他与儿子和其他几人在家里聊天。倪徵知道，所谓“聊天”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闲谈，因为其中有位客人是邓演达，而邓是有名的反蒋先锋。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南京方面会同上海租界当局找上门来。任援道从后门逃走，他的儿子和邓演达等人一起被捕。
因为是政治案，所以直接由公共租界的特区高等法院受理。倪徵回忆说：“是日法庭戒备森严，气氛紧张，院子内停着好几辆装有大喇叭的警车，其中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来准备接收案犯的警车，好像是‘势在必得’。”
邓演达的辩护律师是也在东吴法学院任教的张志让（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但邓演达自辩得更精彩。他在被告席上侃侃而谈，声明政治信念并说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辩称他们既无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就不应受法律的处分等等。庭长警告他今天不是辩论是非功过的实质性问题，而只是辩论程序上是否“移提”（即租界与内地之间的移交）的问题。邓演达不予理睬，继续“煽动”革命。
这是倪徵第一次与“革命者”如此近距离并聆听其“革命道理”，他和庭上的其他旁听者一样，有些好奇，有些震惊，有些感动，而且他也觉得邓演达讲得很有道理，又有法律依据。但是，邓演达的官司输了，最终还是被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往南京，后来牺牲在南京。
倪徵为任援道的儿子的辩护理由是，任子年仅13岁，未届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应予立即释放，由其家长领回。他的证据被法庭采信，任子被当庭释放。他的官司就这样很轻松地打赢了。
总的来说，倪徵接触到的真正的刑事案件还是比较少的。当他先后在上海高二分院和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工作时，因为主要办理涉外案件，长时期在民庭，基本上也不经手刑案。只有江津首席检察官，才算得上是一个纯粹办刑事案件的职务。在这里，他办过几件有影响的案子。
一件是富绅温某被杀案。案子发生在倪徵到任前，这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当时，外面传说是温某侄儿所为，但一直没有证据。他到任后，曾去温家察访，又传讯了有关人证，却始终不得头绪。直到他两个月后调回重庆，此案也未告破。
另一个案子是王老翁杀害儿媳案。倪徵接到报案，说王家儿媳突然暴卒。他随即传讯王氏父子，只见他俩神情有异，又闪烁其词，心觉必有隐情，决定开棺检验，果然查得死者额上有黑圈，腐烂较为显著。经法医认定，那黑圈为铁器所伤留下的痕迹。再次传讯王氏父子，在此证据之下，王老翁终于承认是他所为，只因儿媳妇养的猪在堂屋里拉屎而发生口角，一怒之下，他用铁锤击中儿媳额头，致其死亡。
尽管倪徵当律师、当检察官的时间并不长，参与打的官司也不是太多，但毕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加之他还有较长时间担任法官的经历，因而他对法庭、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较量、诉讼技巧等等，还是很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熟悉外国法律，与外国律师又直接交过手，了解他们的习惯和手法。这一切，都是抗战胜利后，他被点名参与到东京审判的原因，也是他在法庭上能够击败对手的原因。虽然东京法庭审判采用了英美法诉讼程序，但诉讼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找出证据，寻出漏洞，在夹缝中觅索机会。
2．婉拒做高官
东京审判的成功，是倪徵法律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之前的教书、做研究、当律师、当检察官、当法官，似乎都是在为此次审判积蓄动能。此次表现，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作为法律界的精英，倪徵应该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也就是说，他有资格获得高官厚禄。然而，他的最终选择令所有人大感意外。
1948年底，倪徵和向哲浚从东京返国。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在听了他们的报告后，当即表示要论功行赏。这个时候的国内局势已经比较明朗，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也已清楚显现。就在倪徵他们在东京为国家、为正义而奋力拼搏时，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却纷纷携带家眷，裹挟金银细软避走台湾。就连全国最高检察长郑烈和上海高院检察长杜保祺也已辞职，包了专机飞去了台湾。在法律界，这两个职位最为崇高，是许多人觊觎已久的。
谢冠生的意思是，让向哲浚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长，让倪徵出任上海高院检察长。向哲浚以年已老矣且逾退休年龄，况且经过两年多的东京审判，已心力交瘁为由，婉言拒绝。而倪徵也没有犹豫，他以已接受母校东吴法学院的聘请、准备回去从事教学工作为由，在对谢的美意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婉言谢绝了。
向哲浚的拒绝，合情合理，所以未起涟漪。倪徵的拒绝，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就有点儿在找借口了，也不太好理解了。难道接受东吴之聘，比当高院检察长更有吸引力？难道回绝东吴之聘，真的无法开口？谢冠生也有些不理解，他认为倪徵正值盛年，大可以在法律界有所作为，他断定倪徵的拒绝可能另有隐情。几天后，他派他的秘书王介亭特意去找倪徵，转达他新的意思：既然向哲浚不能如约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长，那么这个职位就由倪徵继任。原来，他以为倪徵看不上上海高院检察长之位。
可倪徵再一次拒绝了谢冠生，他的理由很简单，既已答应东吴法学院，现在如因接受高官而出尔反尔，会对不起培育自己的母校。这个理由只是表面上的，他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是他不能说，不愿意说，也懒得说。
就倪徵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态度来看，他内敛不张扬，不喜呼朋唤友，不善夸夸其谈。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世俗的人际交往，他甚至有些厌烦。他是一个追求理性的人，而不喜欢生活在激情中；他善于分析判断，而不喜欢激烈对抗。所以，他更愿意当教师、当法官，而并不倾向当律师、当检察官。说到底，他不愿意当官。
实际上，倪徵当过一次官——抗战时期重庆地方法院院长。这次的当官经历，让他后来想起来，都还忍不住要生厌。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次的当官经历，使他下决心从此再也不当官。他实在不适合这样的人生角色。
也巧，倪徵就任院长之时，恰逢领事裁判权被取消。不久，重庆地院升级为与高等法院同等级的首都法院。同时，由于抗战正酣，重庆人口倍增，案件随之大幅增加。法院编制不得不随之不断扩大，光是庭长、推事就达20余人，其他如行政人员、书记、录事、庭丁、员工等等，足有百余人，几乎与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