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
政协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为中国的发展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一度激烈的国共内战在关内基本上停止了，国共两党的宣传战也暂告平息，和平是长期经受战乱的普通百姓最期盼的；组党合法了，国共两党之外的各个中间党派和小党派应时而起，应运而生，并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设计，一时间政坛颇为热闹；言论和其他方面的自由程度也放宽了，国民党对传媒的控制有所放松，报刊上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言论，其中不乏对国民党的批评；经济、社会状况虽然仍旧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依旧，但复员正在按计划进行，国民政府正在筹备从重庆还都南京，社会生活正趋恢复正常。对于长期战乱与分裂的民国而言，和平与统一有如黄金一般珍贵，正是政协为中国提供了这样最可珍惜的宝贵机遇，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新气象。但是，正如经历了从晚清帝制、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党治历史变迁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所说，建设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决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多数还是纸面文章，要将其真正贯彻执行并非易事，其中尤需中国两大党——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与互谅互让，而这对于历经多年战争与对立、严重缺乏互信的国共两党而言，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政协之冲击远远超出了外界的预期。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付诸实施，意味着国民党将由无竞争的一党垄断执政权退而为通过民主竞争取得执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相当部分的党员失去执政时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有国民党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国民党既然是执政党，理应对实行政协决议负有更大的责任，也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国民党上下已经习惯了多年来一党垄断政权的运作方式和既得利益，对于民主化带来的挑战显然缺乏应有之心理承受力与技术准备。在政协通过的5项决议中，最为国民党所不满的是关于宪法草案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前者否定了国民党所钟意的总统制“五五宪草”，而改行随时可以倒阁的责任内阁制，并否定了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的法理依据；后者则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使长期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政权成为联合政府。国民党内多数人对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宪草决议，一直表示强烈的反对。当社会各界和舆论为政协而欢欣鼓舞之时，国民党内却弥漫着对政协的消极暗淡情绪及反对声浪，正汇集成一股潮流，以政协决议为目标，产生强烈的反弹。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反对派即曾运动人员在重庆沧白堂扰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报告会。政协闭幕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又派人在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扰乱会场，以表示对政协的不满。国民党内部以CC系党务官僚、黄埔系军人、握有实权的党政地方大员和一向反共的前西山会议派人物等为主的对共强硬派和政协反对派，对政协反对甚力，尤其是对宪法草案极为不满，认为有违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精神，担心中共因此而夺取政权。胡宗南致电蒋介石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揭幕，适予匪军以喘息调整机会，尤予共党公开对立或内外舆论之保障。此乃本党莫大之损失。言念及此，不胜悲愤。务请乾纲独断，贯彻决策，调整部署，实施申讨。”CC系领袖陈果夫对蒋介石说：“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上）第5册，46页；徐泳平：《陈果夫传》，935页，台北，正中书局，1978。）说到底，国民党当权派对实行民主化后有可能失去其独占权力十分担忧，对通过和平竞选方式与中共竞争也心存疑虑，因为国民党组织系统及其效率之低下涣散，显然无法与中共高度严密的组织效能相比。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国民党中央则认为：今后中共一面将以合法活动，作议会之竞争，一面以秘密活动，作群众之暴动。此种情势将来必扩大至各都市农村，中共之政治溶解力远较本党为大，乃不可讳言之事。（《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党务革新方案》，国民党党史馆，6.2/8.13—1。）与反对政协的意见相比，国民党内支持政协的意见主要来自高层的对共温和派，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他们多在蒋介石左右效力，为蒋多年的亲信，通过与蒋的个人沟通，主导了国民党在政协开会期间的让步政策，但他们的人数有限，其主张在国民党内没有得到多数认可。政协结束后，他们仍然在为政协辩护，主张国民党应积极为通过民选保持政权而努力。蒋介石的谋士之一陶希圣专门向蒋呈递了《对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后政局转变本党之政策》条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为政局转变之开端。本党之政策固以开放政治而统一军权为基点，然即令军权不能如愿统一，甚至再决裂而用兵，政治之开放亦为定局。盖必如此，始可在国际获得谅解，在国内致共党于孤立也。”为了应对政治开放后的局面，他向蒋献言：“基本方向为转化由上而下之统治，为由下而上之竞争。党必施用压力及助力，使党员向实业、文化、地方自治、国防建设数者投身。尤期其各守社会的立足点，从事选举运动，以争取各级民意机关之地位。”（《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5卷第10号。）由于国民党的决策体制是总裁决断，因此党内意见分歧之两派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将决定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蒋介石对政协实际上并无多少好感，因为政协推动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对国民党独占权力不利，而且势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个人长期以来说一不二的权力和地位，所以他才会称政协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但是他又不能不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并解释其原因是：（1）军队疲劳与空虚；（2）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3）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4）美国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因此，政协于蒋不过是“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张发奎日记》，Chang Fa kue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正因为蒋介石视政协等等为“一种政策”，所以他对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并不重视，也没有打算照单实行，但政协决议客观上对他和国民党又形成了较大压力，使他不能不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压力。蒋介石在战后交替运用温和派与强硬派为其政策服务。温和派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的表现，为蒋争得了若干民意与声望，但蒋也不能忽视国民党的实际利益，尤其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国民党强硬派对政协的反对意见，为蒋介石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政协闭幕后，蒋介石迅即从支持政协转而反对政协。此时，轮到蒋介石运用强硬派登场，实现其不便公之于众的企图了。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内反对政协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并以宪草决议为攻击重点，从法理角度攻击政协宪草与“五权宪法之精神大相径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尤其是“对于中央政制之拟议，几无一是处”；声称“如果曲解了五权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他们坚持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的存在；五院行使治权，不容与政权相混；省长可以民选，但不主张省宪。此举实际即反对政协宪草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原则，而主张中央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以利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集权。同时，国民党舆论声称，政协只能代表党派意见，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意见；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民”，不能“还政于党”；政协决议没有法理效力，不过供政府采择，应该由国民大会决定，等等。为了对政协及全般情势作出评估，并决定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全会召开前，2月10日，蒋介石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对政协宪草决议提出了系统的反对意见，认为其“不合党纲，不适国情”，“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证国民大会代表之不反对”，因此“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116、118、57、63页，1946；孔繁霖：《五五宪草之评议》，87—88页，南京，时代出版社，194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41—43页。） 蒋此次谈话之深意，当然为在座者所领会，政协宪草协议由此成为国民党修正甚或推翻政协各项决议的突破口。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虽然全会的主题报告多达17个，但有关政协和国共关系的报告与讨论成为会议的重点，并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在孙科所作关于政协的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政协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
在随后的讨论中，强硬派对政协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政协宪草案则成为强硬派反对之中心。（全会发言及提案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速记录》，6.2/6.12—1，6.2/6.19，6.2/6.26—29，国民党党史馆。）
在全会上发言反对政协决议的以老资格反共派——西山会议派的戴季陶、张继、居正以及CC系委员为主，他们认为：政协就是容共，结果是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国民党之存亡，应请重新考虑，把政协协议根本推翻；政协的召开，完全是由于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时至今日，应该解决共产党问题了。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极端反对派，主张不承认政协决议，即使为此与中共决裂亦在所不惜。他们在发言中充满了国民党长期垄断政权而形成的自大与傲慢，言辞激烈地声称：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
会上的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承认政协决议的现实，但须有一定条件，对宪草决议则绝不承认。他们认为：政协的召集是总裁的苦心孤诣，我们应尊重和谅解，但政协事实不但变更了政府的根本性质，而且动摇了党的法统，宪草案修改了总理遗教，是国民党的羞耻，结果是助长了异党气焰，减低了同志斗志，增加了党内离心力，鼓励了政客投机取巧，侥幸分子造反作乱，使国民党面临最大的危机。他们认为：政协协议既经本党代表参与审议，总裁亲任主席名义，自不便全部推翻，除宪草案外之各项，均可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接受，最重要的宪草及国大问题不可让步。这部分发言者数量最多，其中有赖琏、谷正鼎、任卓宣、张道藩、刘文岛、程天放等。所谓有条件地接受政协决议，由于在关键的宪法问题上否定了政协决议，中共绝不可能同意，因此实际也等于不接受。反对政协最为积极的代表人物之一CC系大将谷正纲在会上作了声泪俱下的发言。他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耻辱，最大的失败。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本党的理论及思想绝对不能被曲解及缴械，什么都可以让步，惟独对于五权宪法，绝对不可以让步。刘文岛还声称，国民党应该全党一致，跟共产党拼命。
会上只有极少数人对政协和中共较少批评，而着重于主张从国民党自身缺点找问题。他们认为：政协的结果，国民党有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宁可说是我们过去不努力或努力不够的结果。如果我们单是暴露了一身的毛病，而不认真医治，外面的医生们在跃跃欲试，恐怕我们最大的失败还在后头。检讨失败的原因，比检讨失败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党的组织仍是松懈，政治仍不清明，将来如果实行选举，谁能保证五年十年以后的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我们要是再不革新，将来的失败定比今天还更厉害！但这极少数人在国民党内没有多少地位，他们的发言不代表国民党的主流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