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头，是一种古老的农具，在《辞海》、《辞源》上找不到这个词条，但在《农政全书》上记有“耘耥”的说法：“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其上安竹柄，柄长五尺余，此种农具用于江浙一带水田的中耕除草，这大概就是乌头。”
为什么此种耘耥农具会叫作乌头呢？
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舜死后，葬会稽，感动鸟禽，出现了百鸟耘田、千象耕地的奇观，这就是“象耕鸟耘”的神话故事。
而乌头柄的顶部，大都安装了一个形如鸟头的木柄，开始叫“鸟头”，后感到不雅，改称为乌头，以纪念鸟耘，这种说法虽未经考证，但在《辞海》上却记有“鸟耘”的辞条。
讲白了，推乌头就是给禾苗梳妆，就是给稻棵抓痒，是秧苗最舒服不过的事。
推乌头是水稻田的中耕除草，起到松根、活土、除杂草的作用，改善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肥水土壤环境，有利稻苗的发棵分蘖。
推乌头这农活，看似轻巧，动作甚至有几分洒脱：水田中央，耘稻人手执耥杆，稻行中推来耥去。面对习习凉风，耳闻哗哗水响，大步流星，好像持枪操练的士兵，又如骑行在绿色骏马上纵横驰骋。吼一曲耘田号子，的确蛮有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
但要棵棵耘到，处处耥平，而且要用劲拉三四个来回。这中间还要拔除夹在禾苗中的稗草，拉掉缠在秧行中的藤蔓，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初学推乌头的人，不是推得太深，就是拉得太浅，不是耘倒了黄秧，就是漏掉了杂草，在水田中端着把乌头，磕磕碰碰，站也站不稳，更别说去耘耥了。
所以老农的话一点也不错，换一次农活，就要换一副骨头。
这乌头一季要推三次，还要弯腰驮背地在水稻田中拔四次草，可见手工劳作时代，大米饭真不是这么好吃的。
最为艰难的我看要算是手足胼胝的“爬行”了。“爬行”又叫“跪耧”。艾煊跟我说过，这大概有一点谷物崇拜的意思。
这农活在小暑到大伏之间进行，是水稻烤田前最为艰苦、最为累人的一项农活。尽管“爬行”是选在清晨和傍晚进行，但也热得要命。
“爬行”时，稻田里只留下了渍渍的水，人穿了长衣长裤，把袖管、脚管扎得紧紧的，一前一后地跪在稻耧间，双手不停地在稻行中抓、捏、挤、捋、抹，将稻行中的杂草连根拔除，将稻棵周围的泥浆捋平，再将杂草塞进泥土中去化害为利，要将整个儿一块稻田捋得溜光，滑得像一块玻璃，个中描龙绣凤的细功可想而知。
这时稻叶刺人，蚊虫叮人，蜢丝扰人，牛虻咬人。密不通风的稻耧中，汗水顺着头发、额角、眉毛、鼻子、腮帮、颈项直往下流，汗水淋湿了头发，迷糊了双眼，湿透了衣裤，直热得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好容易一行稻爬到头，便一个猛子扎进河，清清身子洗洗手脸，咕噜噜在清澈的河中畅饮一番。
这时最惬意的，便是平躺在水面上，面对蓝天白云，再也不想爬起来。
现在松土都依赖机械，除草就靠农药，推乌头、爬行的苦活计不会再被想起来。
少了汗水，随你怎么侍弄，稻米是再也没有从前那么香了。
畚箕
畚箕，又名糞筐、泥筐、畚篓子。
畚箕在古时用荆条、草绳或蔑竹等编成的筐类盛器。
畚箕，既是农民常用的小农具，又是城里人搞卫生时不可或缺的用具。
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农民给知识青年准备的礼物，少不了锄头、扁担、畚箕三大件。
一年四季，农民挑猪灰、挑河泥、挑土杂肥、挑草塘泥、上河工开河总离不开畚箕。
古人种田，也是用畚箕，这在《左传》、《楚辞》、《晋书》上都有记载，《晋王猛传》说：“猛少贫贱，以编箕为业。”据说关羽幼时既织过蒲包，也编过畚箕。
愚公移山时，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用坏的畚箕又何止千万。
据某报记载：海南有位当代愚公，为了帮助村里人修通一公里多出山的“羊肠小道”，从六十八岁到九十二岁，整整修了二十四年山路，用坏锄头十六把、手推车七辆、畚箕一百四十六副。开始时，有人称他“傻大爷”，还有人说他“修路是为了收钱”。可老人硬是“挖山不止”，为了修路编畚箕，他砍光了自家一片小竹林。如今，羊肠小道成了机耕大道，两部小轿车能并行。老人成了“人敬人爱的活**”。
无独有偶，在浙江杭州城里，又出了个“畚箕王”何坤才，从七十八岁到九十岁，在十二年里他自费编制了一千两百多只畚箕，发给社区的二百多户居民和二十多位保洁员，让他们搞好家庭和社区的环境卫生。每年的三月五日和七月一号，就是他义务送畚箕的节日，他说我选这两个日子，一是为了学**；二是为了向人民交党费。他是老党员，又是市劳模，被杭州人称为“畚箕王”。
畚箕，虽然离开了田头，但它却永远也离不开城乡人民的家庭。
如今，畚箕的种类多了，有塑料的、铁皮的还有不锈钢制作的。
畚箕，还和文化有一点关联，在现代京剧《龙江颂》里，江水英有一段优美的唱词：“见畚箕似见亲人在盼水，九万亩良田旱情危，见畚箕千丝万篾情可贵，后山人抗旱的意志不可摧”。
在文房四宝中，有一种名砚，就叫“畚箕砚”，是乾隆皇帝的御用砚，那可是国家的一级文物。
还有两句谚语：“笤帚离不开畚箕，老夫离不开老妻”，“顶头管下司，锄头管畚箕”。
蓑衣
前些时去金坛山区扫墓，在一位山农家里的墙壁上忽地发现了一件久违了的棕制蓑衣，已有四五十年看不到它了，真像发现“出土文物”那样惊喜。听主人说，这是他老爷爷留下的“古董”，怕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蓑衣，在乡间是农民最好的挡风遮雨的工具，是雨天一道亮丽的风景。
雨季里，农民下麦田排水，到秧田排涝，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扛一把铁锹，冲进雨帘中。夜晚，还会多一盏马灯。其实，一件草编的蓑衣，压根儿也挡不住狂风暴雨，只能是雨天背蓑衣，越背越重。
为了稼禾，为了土地，就是没有蓑衣，庄稼人也会冲进雨中。
牧童穿着蓑衣放鹅、放鸭、骑牛泅渡；村姑穿着蓑衣采茶、采桑、采红菱；渔民穿着蓑衣拉网、叉鱼、钓黄鳝；农人穿着蓑衣犁田、插秧、挑肥、罱河泥。蓑衣总是和农民相依为命。
蓑衣起源很古老，《诗经·小雅·无羊》有云，“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苏东坡《渔夫》诗；“自庇一身青篛笠，相随到处绿蓑衣。”《牧童》：“草铺横行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明月。”
旧时，乡间的蓑衣有的是用棕皮缝制的，有上衣和下裳。上衣像件大坎肩，披在肩上，露出两条胳膊便于劳作；下裳像件围裙，长及膝盖。也有的蓑衣是用蓑衣草制作，蓑衣草是生长于山边、河边的一种野茅草，有一米长，没节巴，柔软，用它制作蓑衣价廉、轻巧、保暖、透气，且有药用价值，还不宜腐烂，一件蓑衣一般可用三四年。那时，乡间农民家的土墙上，都挂了好几件这样的蓑衣。
农民穿蓑衣，大都和斗笠是配合在一起穿的，要不然雨水会从脖子里灌进来，那就成了落汤鸡。
一蓑烟雨任平生。诗词曰：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是诗人的浪漫，其实，毛毛雨，微微风，是压根儿用不着穿蓑衣的。为了省钱，农民更愿意用他们那古铜色的肌肤，光着脚，在泥里水里守护着禾苗。农民本就是泥土的命，从泥土里来，还是要回到泥土里去的。据说，农民长年裸在太阳下晒，皮肤晒成桐油色，雨点子打上去，闪一闪，滚一滚，就没了。就像油布伞，有一层保护层，一般暴雨是侵不入体内的。
随着塑胶工业的发展，更多的胶布雨衣、塑料雨衣取代了草制的蓑衣，蓑衣早就进了农耕文化的博物馆了。但在雨夜中，农民手提马灯、头戴斗笠、身穿蓑衣、为秧田开缺放水、护着翠绿秧苗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大脑深处。
草鞋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下田去，夜点灯笼访工农”、“打双草鞋送情郎，南征北战打胜仗”、“脚穿草鞋跟党走，刀山火海不回头”。在井冈山、延安、太行山等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当年红军、八路军穿过的草鞋总是被陈列在这里，草鞋被喻示成“奋斗鞋”、“革命鞋”、“廉洁鞋”，成了传统的象征。
从秦汉出土的陶俑脚上穿着草鞋证实，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商周时代就出现过草鞋。
草鞋，最早叫“扉”，相传是黄帝的臣子不则创造发明的。
汉代称草鞋为“不借”，《五总志》记载：“不借，草履也，谓其所用，人人均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
过去我一直认为草鞋是穷人的“专利”，如今读了一些历史书才知道，汉朝时皇帝也穿草鞋，汉文帝刘衡，“履不借以示朝”，他穿着草鞋，上朝办公，百官争效，一时京城里草鞋价格卖得比布鞋都贵。
《三国演义》里的刘皇叔，就是靠打草鞋、卖草鞋起家的，“刘皇叔草鞋”至今乃是北方一个城市的品牌。
在古代，文人、雅士与侠客也以穿草鞋为飘逸、洒脱、超然，孔子、老子、庄子都穿过草鞋。
“竹林七贤”在一起吃酒、咏诗，竟然搞起了“草鞋诗会”。
“竹杖草鞋轻胜马，一蓑风雨任平生”，苏学士既是打草鞋的高手，也是穿草鞋的行家。
草鞋文化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据我所知：有《草鞋县令》、《草鞋状元》的“草鞋戏剧”；还有《红色娘子军》跳的“草鞋舞”，还有张明敏唱的《爸爸的草鞋》等“草鞋歌”。
草鞋更是我国南北方农民下地干活、上山砍柴、登高采药、林区狩猎、长途跋陟时常穿的鞋。
草鞋既防水，又透气，它轻便柔软、防滑且廉价，还有按摩保健功能，深受农民欢迎。
特别是夏天跑长路，穿上草鞋，清爽凉快，软硬适中，步履敏捷，两脚生风。
制作草鞋的原料有稻草、蒲草、玉米皮、麦草、桑树皮、棕皮、布条、芦花等等，东北人也有用乌拉草打草鞋的。在我们江南地区，主要用稻草打草鞋。
在湖区，用芦花制作的草鞋叫“芦花鞋”，又叫“芦窝子”，冬寒天穿在脚上，可以“从脚心暖到手心”，比如今用空调都舒适。
如今，有工厂化生产的“中国结草鞋”，花色品种繁多，造型新颖美观，是广交会上畅销的出口商品，在柏林、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会的街头，夏令季节，青年男女穿“中国结草鞋”在街头漫步，成了“潇洒一族”。当然此类草鞋的原料，主要的已经是绵织的布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