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雨水节气，正是打草鞋的季节，有兴趣的话，不妨打一双草鞋，在出外旅游时穿一穿，也过一把草鞋瘾。
鸡公车
上世纪初五十年代，我在粮库收公粮。每到交公粮的季节，通往集镇粮库的石板道上，就会拥来上百辆“吱吱呀呀”的独轮鸡公车，车头上插面“多卖爱国粮，支援工业化”的小旗子。车辆从街头排到街尾，将三里长街塞得满满的。
因为年复一年的独轮车碾压，故乡村集镇的石板路中间，都压有一道深深的凹槽。遇到上坡，推车人就会双手紧握磨得锃亮的桑木车把，肩上搭着麻绳车带，下肩沉腰，身子前倾，两只胯骨大幅度地扭动着，将身子弯成一张弓，嘴里“嗬嗬嗬嗬”地使着劲，将重载的鸡公车推上坡来。
当然了，这种鸡公车也可以两个人操作，一个在车后面使劲推，一个在前面套绳拉车，拉车人反手攥着绳子，身子前倾，配合推车人一步一步朝前挪动，就像纤夫拉纤一样。
可别小瞧了这种简单的运输工具，在拖拉机没有出现前，它可是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
鸡公车，木头制成，两个扶手、一个轮子，前端像一个昂起的“鸡头”，车身约四五尺长，独轮，轮子上部装有凸形护轮木条、铁板，用于坐人或载物，车不动时它像一只独立的公鸡，一动起来，它能载动几百斤乃至上千斤的东西。
独轮的鸡公车，它既能行走在康庄大道上，也能行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独木小桥和乡间的小小田埂上。
淮海战役结束时，陈毅同志曾说过：这场战争，是靠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
我们就是靠老百姓的鸡公车，推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
有一首顺口溜说：“鸡公车，真正好，不吃油料不吃草，战争年代去支前，建设时期运粮草，农忙季节运庄稼，农闲赶集看热闹。”
有资料说：这种木制的鸡公车，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西南作战时发明的“木流牛马”。
有位老农说起驾驶鸡公车的经验：“推车并不难，只要用点心，一要眼睛灵，二要手撑平，三要脚撑开，四要腰打伸，上坡要弓腰，下坡往后绷，背带要绷紧，平路要稳行，转弯悠着点，过桥须当神。”这可称得上是经验之谈。
如今，乡村都通上了公路，用上了机动车，鸡公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农民运动会和乡村旅游，鸡公车仍然是一个旅游项目和运动项目。
据说独轮的鸡公车集“惊、险、奇、巧、美”于一体。它可以锻炼人的平衡技巧和神经的反应能力，使肩、背、腿、脚、腕都能得到锻炼，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和技巧性。
而在农家乐里，开着宝马、皇冠的城里人，非常乐意花钱坐一回由农民推的鸡公车，来领略一下木流牛马的感觉。
牛车篷
吱吱嘎嘎的“牛车”，已几十年不见。这是一种用牛力提水的工具，现今只偶然在山水画中才能见到。
儿时暑假，赤日炎炎，牛车篷就成了纳凉好去处。这里，草木葱茏，一面紧挨大河，一面连着稻田，八面透凉，一处绝妙的清凉世界。在这里读书、休息，什么烦恼、忧愁都会被满眼的绿色洗涤得干干净净。
六根或是八根石柱子，撑着一个八面来风的圆溜溜的草篷，草盖得很实，倒戳进去，一层层很整齐。现在公园里人工搭建的草亭，大概就是对牛车篷的复制。中间竖一根木头轴心，轴心连着车盘，盘有四五张圆桌大。盘的边沿，凿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木齿轮。老水牛拉着轴心转，轴心连着车盘跑，车盘的齿轮又牵动了水车的槽板，沿着槽管一直伸向河中央。就这样一圈圈、一轮轮、一板板地，把大河里的水提上岸，哗哗地流进稻田，浇灌和滋润着碧绿的禾苗。
这样的提水工具不像里下河一带的风车，车轮随风转，好像并不费多大的功夫，得力于老天爷的恩赐；也不像山里人翻水抗旱那样艰辛，“踏破脚心，磨断轴心”，它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有板有眼，一环连着一环。
牛车篷里最辛苦的要数蒙着眼的老水牛了。肩上套着架，永远围着轴心一圈又一圈地画圆。但比较起推磨和耕地来，可能要轻松得多，它不必躬着身子在泥水里使劲拉犁，也不需喘着粗气在又热又闷的磨坊里拉磨，更不要受响鞭的惊吓。它听着吱吱嘎嘎车轮的慢唱和哗哗的流水声，消受着一阵阵徐来的清风，迈着稳健的步伐不紧不慢地走着，偶而还能听到悦耳的蝉鸣和牧童的对歌。
牧童的牛车号子，哼起来非常地动听，悠扬、清亮，拖声委婉，一个“啊”字有时拖两三分钟，且变化多端，像云雀放歌，一会儿贴着水面，一会儿又高入云中。
牛车号子的内容大多以欢快、流畅的情歌为主，有时也唱悲歌、苦歌，如孟姜女过关、秦香莲告状等，唱来如泣如诉，催人泪下。走村串户的算命瞎子，赶码头跑场子的江湖艺人，有时路过也到牛车篷来歇凉。这时，在稻田中耘耥除草的农民便会围拢来，献上一碗大麦、竹叶茶，请艺人说故事。记忆中许多狐仙鬼怪、才子佳人的故事，最早都是从牛车篷听来的。
牛车篷是水乡孩子们的“游乐场”。车水的槽板常将大河里的罗汉、川条鱼带上来，在水渠里嬉游，孩子们脱下汗背心，权当渔网，在出水口“张漏斗”，有时收获颇丰，就用来“煨野锅”改善一下生活。玩累了，疯够了，就坐在牛车盘上说故事，说不出来的罚割一篮青草喂牛。
牛车篷也是农村青年谈情说爱的场所。每到入夜，牛车篷就成了恋人们说悄悄话的地方，那满天的繁星，那一闪一闪的流萤，更增添了几多“牛郎会织女”的神秘感……
如今农村的灌溉早已被机灌、电灌所取代，牛车篷也早进了农耕博物馆。但田园牧歌的画面却还在吱吱嘎嘎地转动在逐渐老旧的记忆里。
秧马与秧船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灿烂辉煌，在研制传统生产工具方面，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一些农耕博物馆里，还能见到旱地犁、耙、耱、碌碡、耧车、辘轳、水车等传统农具。我曾在江都某批发市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邂逅一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农具，其中秧马、秧船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秧马，又叫秧凳，是水稻田插秧时用的“坐骑”。秧马大约出现于北宋中期，最初是由家用四足凳演化而来，基本结构是在四足凳下加一块稍大的两端翘起的滑板。因为有四条腿，使用的姿势好似在骑马，在秧田中使用，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为“秧马”。秧马的使用方法：操作者坐在秧马上，身体略前倾，两脚在泥中稍微用力一蹬，秧马就可前后滑行。
据史料记载，苏轼于元丰年间谪居黄州，在武昌的畦田里“见农夫皆骑秧马”，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仔细观察发现，秧马“以榆枣为腹”（易滑行），“以揪梧为背”（体轻），首尾翘起，中间凹进，形似小船，农民骑在秧马上拔秧，“雀跃于泥中”，“日行千畦”。拔秧时轻快自如，没有猫腰弓背的劳苦。秧马的另一作用是“系束其首以缚秧”，就是把束草放在前头用来捆扎秧苗，极为便利。苏轼对秧马大加赞赏，每到一地即宣传推广。苏轼被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南下途经庐陵（今江西泰和），遇见《禾谱》撰者曾安止。苏轼遂作《秧马歌》相赠，该诗对秧马的形制及作用作了详细描述。后人将《秧马歌》刻成石碑（现藏于泰和县博物馆），使其流传久远。至今，秧马在南方农村仍在使用。使用过秧马的农妇记忆犹深：“坐在上面插秧，腰板不痛屁股痛！”
秧船其实不是船，只是两条长一米五、宽六七十公分，弯弯地像月牙，固定在一起的船形秧苗运载工具。在江南一带农村，秧船是插秧必不可少的农具。盛夏，秧苗从秧母田里拔出，秧船浮在水田能装载三四百斤秧苗，两条秧船绑在一起，既稳当又灵巧，农妇只要用手在船梆上使劲一推，秧船便在水面上轻盈地荡开了。
南宋诗人、词人陆游曾在《初夏》诗中提到过秧船：“已过浣花天，行开解粽筵。店沽浮蜡酒，步檥载秧船。”这首诗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秧船早在宋代就成为农家传统的生产工具。
粪桶与料勺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大粪，是农民种瓜、种菜、种粮的当家肥料。
“夏秋之月，可以粪畴”、“深耕细锄，厚加粪壤，以助地力”，古时，农人积粪肥、垭田，在《国策》、《论语》、《论衡》上都有记载。
农民浇粪，离不开粪桶、粪勺。
早在二十多年前，城市环卫工人拉粪时也离不开粪桶。
文革前，北京市掬粪工人时传祥，一辈子背了三十多年粪桶。
时传祥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有一张和国家主席***合影的照片，刘主席说：“你当背粪工人，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
时传祥说：“可有人说我们脏，不让我们看电影。”
周总理说：“你们用一人脏，换来万人洁，你们是北京市最干净的人。”
二十多年前，评比卫生城市，检查团下去验收时，竟然不准郊区农民挑粪下菜田浇粪。
当时，我写了篇“不准浇粪”的杂文，发表在《雨花》上，我说乾隆下江南时，尽管排场搞得很大，但农民田照耕，牛照放，粪照浇，从来也没下过不准农民浇粪的圣旨。如今怪了，一方面批评农民种的瓜菜不甜，一方面又不准农民浇粪，没有大粪臭，哪来的瓜菜甜啊！
前些时，看到一篇文章写挑着粪桶写作的当代作家韩少功，说他在乡下农民家体验生活，和农民一起挑粪种菜。
作家挑粪桶，如今算是奇闻了，但从古至今，苏东坡、施耐庵、郑板桥、曹雪芹、赵树理、柳青、贾平凹、汪曾祺、高晓声谁没有下过乡？谁没有挑过粪桶？
就是现在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浇过粪，也种过地，也挑过粪桶，她在文章中写道：“人粪可是农民家的宝贝啊，人们都称之为大粪，是很大、很金贵的啊！”
农民挑粪桶，下菜田浇粪，是很有讲究的，在拿起料勺时，先要轻轻地“嘘、嘘、嘘”三下，那意思是说：我要浇粪了，孤魂野鬼，过往神灵，请你们避让一下，不要熏着你们。这是一种民俗，按照老人的说法，田有田神，谷有谷神，还有些没有户主的游魂野鬼，浇粪前要提前给他们打一声招呼。
如今，城市乡村都用上了化学肥料，也看不到粪缸、粪桶、粪勺了，但不浇粪长出来的米、面、瓜、菜，那滋味、那口感也大大不如从前了。
如今有些农民“被上楼”，住进了社区的居民点，居民点里只准种草，不准种菜。但有些老人硬是偷偷摸摸半夜三更从楼上下来，撬开化粪池，用粪桶偷粪，在家前屋后，铲净草坪，浇粪种菜。为此有些农户还受到了处罚，说他们“不卫生”，但农民笑着回答：“你们回去磕个头，问问你们的祖宗吧，谁说浇粪就不卫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