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事犯罪行为或逃避合法拘捕，造成受害人伤亡者，保险公司应当垫付。此种情形，未被列入我国交强险垫付范围，但是，倘若某人驾车撞人，又无经济能力赔偿，保险公司必须首先赔付，以保证公民能够获得及时救治。但这些罪犯最终仍需承担侵权责任，由保险公司向其追偿。至于逃避合法拘捕肇事者，正如上例所说，保险公司亦可先行垫付，然后再行追偿。
最后，对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导致出险机率明显增大的肇事行为，保险公司亦需垫付。此种情形，在《条例》和《条款》中表现为醉酒和未取得驾驶资格，但《条例》和条款的规定明显不周延。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了许多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这些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结果并不相同，百姓对每个违规行为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在是否应当垫付的问题上，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首先，轻微的违反交通规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而不是垫付。例如，高速公路限速80公里，行为人以90公里的时速撞伤他人。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保险公司未必都应当垫付，要想获得保险公司垫付，还需符合出险机率明显增大的条件。例如，如违反交通管制强行通行者，并不绝对增加出险机率，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而不是垫付。关于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并且导致出险机率明显增加的行为，笔者认为，包括但不限于醉酒、未取得驾驶资格、机动车时速超过限制50%，持小型车辆驾驶证驾驶大型货车等等。具体如何认定，还需有关部门作出解释。
肇事逃逸的垫付主体
2009年7月26日，俞某驾驶自己购买的私家车在公路上行驶时，因精神不集中而闯了红灯，适逢邱某穿过公路，俞某的汽车撞伤邱某并从邱某身上碾压而过，邱某当场死亡，俞某发现自己压人后，出于恐惧驾车逃逸，后被公安机关抓获。事后，俞某向保险公司索赔，理由是该汽车已经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则认为，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下称“《条例》”，交通事故逃逸者，应当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下称“救助基金”）垫付，保险公司垫付之情形，不包括肇事逃逸的情形，故而其不应垫付。二者因此诉至法院，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确实，依照《条例》第24条之规定，机动车肇事逃逸的，受害人的丧葬费用、救助费用等应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然后再向肇事者追偿。2009年10月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沿袭了《条例》的做法，也将肇事逃逸作为救助基金垫付的范围。但是，从法院的审判实务看，在许多情形下，法官仍然会判决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例如《车辆肇事逃逸保险业赔了》，参见《中国保险报》2009年9月4日案例版）。法官要求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一方面因为救助基金尚未建立，受害人无法通过救助基金获得赔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官对“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规则的怀疑。
那么，交通肇事逃逸究竟谁该垫付？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有查明逃逸车辆与未查明逃逸车辆之区别，交通肇事逃逸车辆有投保交强险车辆与未投保交强险车辆之区别。应当区别交通肇事逃逸的不同情形，分别要求保险公司或者救助基金垫付。
第一种情形是：交通肇事逃逸车辆已查明，且肇事车辆已投保交强险。此种情形，应由保险公司先行垫付。理由是，交强险采取“随车主义”，即投保交强险之机动车，应当由保险公司赔偿或先行垫付，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的过错，并不影响保险公司的赔偿或先行垫付。也就是说，只要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因该机动车已交保险费，成为“机动车危险共同体”中的一员，若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或垫付，驾驶人故意逃逸，其主观上虽有过错，但逃逸时事故已发生，保险公司的责任亦已发生，逃逸只能成为保险公司向驾驶人追偿的理由，而不能成为拒绝垫付的理由。再者，保险公司的垫付数额，较之救助基金垫付的数额为多，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因此，此种情形的垫付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第二种情形是：交通肇事逃逸车辆已查明，但肇事车辆未投保交强险。此种情形，应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理由是，该机动车根本未投保交强险，未交保险费，如果仍由保险公司垫付，保险公司当然有些冤。并且，《条例》第24条明确规定，未参加交强险的肇事车辆造成受害人伤害者，由救助基金予以垫付。
第三种情形是：交通肇事车辆根本无法查明。此种情形，应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交通肇事车辆根本无法查明的情形，既包括驾驶人肇事后，明知发生事故，为避免承担责任故意逃匿者，也包括驾驶人对事故浑然不觉，在发生事故后迳行驱车向前者。总之，经公安部门查找，未发现肇事逃逸车辆的情形均属此类。之所以要求救助基金垫付，是因为，既然肇事逃逸车辆无法查明，也就无法查明该车是否投保了交强险，在哪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由于交强险实行商业化经营，在肇事车辆是否投保了交强险不明确的情况下，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垫付责任，若强行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对保险公司有失公允。更重要的理由是，依据《试行办法》，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保险公司交强险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由保险公司交付。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提交的保险费的用途，其中就包括了肇事车辆不明时对受害人的救助。因此，此种情形，应由救助基金垫付。
《条例》和《试行办法》均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未区分肇事车辆是否查明的不同情形，导致可能出现肇事车辆已经查明，且该车辆已投保交强险时，救助基金依然可能垫付。这或许是立法者文字上的疏漏所致。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对肇事逃逸，救护基金垫付的情形，其明确规定：“肇事汽车无法查明者”，即只有肇事汽车无法查明时，救助基金才承担垫付责任。言下之意，若肇事汽车可以查明，则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或垫付责任。
无名氏汽车保险金的归属
如果交通事故受害者身份无法查明，其保险金应当由谁领取？这个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均没有规定。但是，问题总是先于规定出现，2007年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向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江苏大华旅游公司的司机杨某驾驶该公司的“金龙”客车行驶于山东临沂河东区重沟镇地界，有无名男子横穿公路，杨某紧急刹车，但汽车仍将无名男子撞伤，两天后该男子失血过多死亡。交警认定，杨某与该男子对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但该男子身份无法查明，其继承人亦无法知晓，于是，交警代表无名氏死者与杨某签订了调解协议，协议约明杨某赔偿无名氏死者各项损失7万余元。由于无名氏死者家属无法查明，交警遂决定代收并保管赔偿金。当杨某持调解书向永安保险公司索赔时被保险公司拒赔，于是，杨某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事见《法制日报》2009年2月6日文《判决结果迥异凸显法律空白》）
这一案件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受害人身份无法查明，保险公司应否赔付？其二，如果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谁来领取保险金？
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即使受害人身份无法查明，保险公司仍应赔付保险金。其理由是：尽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开宗明义地规定，该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依法获得赔偿，然而，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目的作反推的理解，即，如果受害人身份和继承人无法查明，保险公司就不应当赔偿，因为，受害人身份和继承人也许今天无法查明，但或许明天就水落石出了，暂时不能查明身份，并不等于永久不能查明身份。更重要的事，被保险人投保的是责任保险，这意味着，无论受害人为谁，只要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承担责任，保险公司便需要为这种责任“埋单”。上述案件，杨某驾车撞人，自当承担责任，交警代表死者已与其签订调解协议约定赔偿，故保险公司应当赔付。
关键是第二个问题：在死者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谁来领取保险金。上述案件，法院最后判决交警部门代为收取并保管保险金。但是，由交警代收并保管保险金也只是权宜之计。2005年公安部制定的一份部门规范性文件——《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74条规定：“对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通知有关部门交付损害赔偿权利人”。可见，交警部门并无代收并保管保险金的职能，其需要将保险金交给“有关部门”，但这里的有关部门所指为何，我国法律法规并无规定。
依笔者之见，无名氏死者保险金应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收取并代为保管。一方面，这种赔偿事实上属于保险赔偿。尽管通常情形下，受害人所得赔偿先由司机垫付，然后司机向保险公司索赔，但司机的赔偿只是一种过渡，不能改变保险公司赔偿受害人的实质，无论受害人从司机处取得赔偿，还是从保险公司取得赔偿，最终的赔偿都来自于保险公司，因此属于保险赔偿。既然属于保险赔偿，在受害人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宜将这种保险赔偿金通过保险基金的方式处理。另一方面，交通事故方面的保险基金，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只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来源，不包括无名氏死者的保险金所得，但其第25条第5项将“其他资金”列为基金来源，目的正是为了防止挂一漏万，将无名氏死者保险金归入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符合立法本意。
与交警部门代管相比，无名氏死者保险金由救助基金代管更具优势。这种优势乃是资金的扩大。交警部门并无管理投资的能力，由其管理无名氏死者保险金，最多是将保险金存入银行，保险金增长的速度有限。由救助基金代管则不然，救助基金有专门的投资人员，他们谙熟资本市场，能够在稳健投资的基础上让保险金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救助基金运用，就包括了购买公债、国库券、金融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可转换定期存单等。可见，就物尽其用来说，由救助基金管理无名氏死者保险金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