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4年，全国人大会议上，老舍当众说了一段话。那段话，前面我们曾引用过半句，即“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完整的是：“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林斤澜说》）
这时候，老舍已是从“民主主义作家”转变为“社会主义作家”的标兵、典范，从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整个50年代，他大致都保持了成功者的形象。党给了他这样的含义，他也尽心尽力维护。萧乾回忆，建国后头几年五一游行，老舍永远走在“队伍前面”。冰心说：“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萧乾还拿傅雷相比较，认为傅雷是“纯书生”，老舍不是。白桦感到老舍有“居高临下心态”。（均见李辉编：《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
那些熟知他的过去、对他转变经过“缺席”的人，反应是无从理解、难以置信。老舍重庆时期的密友梁实秋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
不妨参考一下本文先前呈现的老舍，就能理解梁实秋为什么断然说“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反差太大了。
关键是老舍内心究竟怎样想？他的春风满面，大家都看在眼里。对于转变如此成功，他有所欣喜，甚至自得。这一点，不要去怀疑。然而，除非他原本对文学对世事对人生的态度，不代表他的内心，不是从他禀性和情感世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回避那些反差或不协调的状况。
并非没有蛛丝马迹。1951年，老舍有一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写置身斗地主现场的感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他说，“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么，原来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向来是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写这几句时，老舍脑海也许会浮现当年他写在《赵子曰》里的另一段话：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这大约可为“我向来是文文雅雅的人”以及“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做注脚。他知道自己“变”了，他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内心不是没有挣扎。对此，他是这么劝说自己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他一定不只是在那天斗地主时，对自己有过劝说。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劝说，一定还有很多，包括怎样看待文学、怎样做作家、怎样运用手中的笔。他在方方面面改变着自己，从“过去”走出来，走往新的方向。
他走得很顺利。别人都觉得他很顺利。到《茶馆》以前，亦即1957年，大约都是如此。
《茶馆》成为现在的样子，经历了一些过程，人艺院长曹禺、导演焦菊隐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些，且按下不表。总之，几经改易，《茶馆》成为目前唯一公认的老舍晚年真正反映他艺术水准的作品。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部剧作一改老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紧密配合时事的路子，回到了老舍自己，回到了他擅长的生活、人物和语言上，有如珍珠拂尘，放射出本来的光芒。但是，公演以后不久，《茶馆》就引起有关方面的批评，中途被禁。这一禁，就直到“文革”之后，才重新与观众见面，而作者本人早已不在人间。
《茶馆》被禁，对老舍打击相当大。所谓有“居高临下”之态的老舍，开始转向低沉。虽然还在努力维持“配合”的姿态，较前几年却明显力不从心或心不在焉。动笔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一个重要信号。
关于《正红旗下》，有两个要点：第一，它是《茶馆》艺术取向的延续、重复和肯定，即跳出“配合”，回到老舍自己，回到他擅长的生活、人物和语言。第二，这是时隔多年后，老舍重新拣起他的老本行——小说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写作体裁一直以话剧为主，兼及戏曲、曲艺，他解释过原因：“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说，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老舍剧作选·自序》）便于普及，亦即便于“宣传”和“配合”。那么，拾起废弃多年的小说，其意味不言而喻。
可惜，《正红旗下》只写了十一章，远未完成。不然，它必成为《茶馆》之外另一部真正反映老舍艺术水准的晚年作品。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不是缺少时间，也不是健康欠佳。研究者称：“1962年7月，因文艺界批评长篇小说《刘志丹》，文联开始整风，形势险恶，老舍被迫停写《正红旗下》。”（蒋泥：《老舍之谜》）
晚年，两次真正回到自己的创作，一次停演，一次停写。相似的结局，并非巧合。
1957年后的老舍，是否又发生了“否定，否定之否定”式的变化，需要研究。但是，他最后投入着创作的两部作品，较几年前（《龙须沟》、《方珍珠》、《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判然有别，是可以确认的。
停写《正红旗下》之后的1964至1966年，也即生命最后三年，老舍事实上离开了写作。“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仅发了一篇”，近乎停笔，舒乙把这段时期老舍的情况简略概括为：“客人少，说话少，产量下降”。（《人有病天知否》）
从1957年前的多产、“文坛劳模”，到“1966年仅发了一篇”，又是惊人的反差。梁实秋所惊叹的老舍1949年后的巨变，大家都注意到了；然而，1957年后老舍有什么变化，迄今人们还很少谈及。我以为这是老舍研究的一个薄弱点。
纵观他这一生，我有两个感慨。一个叫做“文变染乎世情”。在20世纪搞文学、当作家，真的很不简单，社会动荡太多太大，从朴素的愿望出发，走过的却是错综复杂的道路，得到的是支离破碎的自我。其次，老舍最终的结局，在我看来就如九曲黄河，陡起陡落，急转直下，绕着一个又一个大弯，不过，还是奔向自己心中的海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禀性、内心是最真实的违拗不得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