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布娃娃这个物件细节对情节的构建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它是以女儿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的面目出现的，它给父亲的感情与心理增添了欢乐和幸福；由于车祸的发生，布娃娃随之转化为罪证，给全家带来了不祥的征兆，使父亲惶惶不可终日，时时感到惊恐和内疚。此后，布娃娃又多次出现，它使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夫妻、父子之间的感情起了变化，互相猜疑，内心惊恐万状，使父亲的内心深处受到良心的折磨，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最后，卡列尔终因不堪思想的重负，天良发现，善战胜了恶，他带着儿子到警察局去自首，完成了道德的批判。
以上一切心理活动和变化都是由布娃娃这一物件细节承载和揭示的。由此可见，导演运用物件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是非常有力的表现手段。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不能过于迷恋它，因为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有多种多样的手段。
（三）借物抒情，寓情于物
在文艺创作和影视创作中，有一种手法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借物抒情、寓情于物的表现方法。这种手法如果使用得当，表现适度，掌握好分寸，不仅艺术魅力无穷，而且能够获得异常感人的效果。
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由于镜头角度的变化以及视点方位的不同选择，常常能使一些不为人所注目的物件细节得以突出和强调，同时，还可以使那些过于浮露和浅薄的物象化为含蓄和深刻，给观众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感叹。
在我国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导演通过刚从地主家逃出来的女奴吴琼花在路上接受洪常青给她四个银毫子的情景，充分展示了琼花当时又惶惑、又感激、又不可理解的错综复杂的心情。后来，琼花投奔红军，当了一名战士，得到了洪常青的帮助、教育和关怀并逐渐成长起来。当洪常青牺牲后，琼花又从洪常青的遗物公文包中发现了那四个银毫子，那种触物伤情、悲痛欲绝和思念战友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此情此景都是借助四个银毫子这个物件细节的激发而得以体现的。四个银毫子蕴涵着同志情、战友情，抒发着人性中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从而也感染着观众。
又如，在美国影片《魂断蓝桥》中，罗依和玛拉的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相别、相聚，多次不同的遭遇和感情的跌宕，都和一个小小的物件细节“吉祥符”有关。这个不起眼的小小物件“吉祥符”，却浓缩着二人间无比真挚的情感，它曾经在剧中先后出现过六次：
第一次，在滑铁卢桥上，罗依手持吉祥符，勾起了他对玛拉相知相爱的往事的回忆，此处吉祥符成为回忆的媒介。
第二次，玛拉在躲空袭警报时，不小心失落了吉祥符，恰在此时，罗依赶来找到了它，把它交还给玛拉，并和她一起躲进了防空洞，由此相遇并相识。
第三次，罗依和玛拉相识后，一见钟情，迅速由相恋而相爱。当罗依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通知，他急忙和玛拉相约一起去教堂结婚，不巧的是教堂正值休息日，无人办理结婚。他们只好先行分手，在送别时，玛拉将自己心爱的吉祥符赠与罗依作为订婚的信物，期望吉祥符能给他带来好运气，保佑他一生平安。
第四次，罗依从前线归来后，二人重聚。此时，玛拉因生活所迫，已沦为妓女；罗依不知，依然爱着玛拉，决定和她结婚，并将玛拉送给自己的吉祥符归还给她，祝愿给她带来好运和幸福。
第五次，玛拉不愿玷辱罗依及其家庭的名誉，毅然出走，在滑铁卢桥上与汽车相撞自杀，吉祥符从她的提包中滑落到地上，引发了一场悲剧。
第六次，又回到第一次的场景，罗依站在滑铁卢桥上，注视着手中的吉祥符，结束对往事的回忆。
在影片中，吉祥符这个物件细节的多次出现，不仅象征着它是罗依和玛拉的定情信物，同时，它也凝聚着两人之间的真挚与浓烈的感情，而且也可作为玛拉悲剧命运的见证，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物与情牵动了整个情节的走向。
另外，在我国影片《回民支队》中有一个段落，也是运用借物抒情和寓情于物的手法表述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多次劝降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但均未得逞，最后他们施出毒计，将马母抓获作为人质要挟马本斋归顺，敌人深知马本斋是个孝子，他和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计谋定能成功。马母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她不仅拒绝了劝降儿子的诡计，同时还担心自己身陷敌营，将会影响和动摇儿子的抗日决心，遂以绝食相抗，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令敌人束手无策。
马母临终时，导演用特写镜头突出强调了戴在马母手腕上的玉镯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当”的一声摔碎了，寓意着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精神。
当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打回来时，经常给马母送饭的敌兵将一个布包交给了马本斋，说是他母亲的遗物，他打开一看，原来是那只摔碎了的玉镯。他凝视玉镯，心潮澎湃，沉默不语，此情此景，可谓无声胜有声。
玉镯这个物件细节在刹那间仿佛已变成了马母的崇高形象，把她“宁为玉碎”的坚强性格鲜明地突现出来，不仅让马本斋明白了母亲的遗训，同时，借助艺术的联想作用，把寓情于物的深意传达给了观众，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人物的情怀。
由于镯子这个物件细节在我国传统剧目中以及现代的电影和电视剧中用得比较广泛和屡见不鲜，所以缺乏新鲜感，常给人一种雷同化的感觉，编剧和导演如果没有新颖构思，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以免落入俗套。
借物抒情，寓情于物，是导演运用物件细节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段，它能道出人世间的炽热感情。例如上面提到的《魂断蓝桥》中的“吉祥符”，《回民支队》中的“玉镯”以及伊朗影片《小鞋子》中的一双小鞋等，说出了许多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千言万语，它比直白的说教和浮浅的比喻不是显得更为含蓄和深沉吗？这样获得的效应，似乎另有一番情趣。
（四）物件细节的拟人化与风格化
在文学创作中，运用以物喻人的拟人化与风格化的手法是较为常见的。特别是在童话、寓言、科学幻想小说中更是以此种手法见长，但在戏剧作品中则较少见，因为在舞台上此种手法要受到许多限制，不易实现，故鲜为人用。但它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却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善于制造梦幻情境的影视，为实现这种构想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有利条件，可以让编导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构想在银屏上实现。
在法国儿童题材的短故事片《红气球》中，红气球就是作为一个拟人化和风格化的物件加以表现的。它不仅是孩子的玩具，而且也是和孩子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伙伴。实际上它在影片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了它的小主人，远远大于孩子的地位和作用，是影片真正的主角，观众会毫不怀疑地把它当成影片的主人公。正像影片的命名一样，“红气球”才是影片的主角。导演在影片中对红气球的处理，已经不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物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有生命的天真活泼的孩子来对待。它不仅具有人的感情，而且具有人的性格。它和孩子一起打闹嬉戏，和小主人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和感情，同时也和观众有了情感上的沟通；孩子珍爱它，同样，观众也非常喜欢它。因此，当小主人带它去上学时，我们看到它紧随在孩子的身旁，不时和小主人嬉戏打闹，有时还和小主人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引逗得观众也喜欢上这个顽童般的红气球。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上学路上，红气球正跟随小主人前行时，忽然从对面走来一位手持蓝气球的小姑娘，红气球见了，突然转身跟随那只蓝气球而去。孩子发现后，反身追了过去，牵回了自己的红气球。这时，蓝气球却反身向红气球追来。手持蓝气球的小姑娘不得不反身追去牵自己的蓝气球。这也是把气球充分人性化的有趣的表现。
当孩子进教室上课时，红气球在窗外急得不时碰撞窗玻璃，意欲钻进教室和小主人做伴，以致老师将孩子带出教室关了禁闭。
放学后，他带着红气球回家，一群顽童追逐其后，意欲抢夺他手中的红气球；而当顽童们追逐到他的身旁时，他一撒手，气球升入空中，追逐的顽童们屡屡不能得手。他们气愤之下，纷纷从身上掏出了弹弓，向空中的红气球瞄准射击。
空中的红气球终于被顽童击中。它慢慢下降，落到了地面，它的躯体逐渐萎缩，表皮发皱，好像负伤孩子憔悴的面孔，呈现出难以言喻的苦痛；它气息奄奄，身躯慢慢瘪下去，就像行将待毙的孩子。它使小主人看了悲伤，也使观众为之动容。
就在红气球被顽童杀伤、气绝身亡之后，导演做了更为大胆的处理，这时，所有的气球，无论是屋中或大街小巷里小摊上系着的气球，还是大人、孩子手中牵着的各色各样的气球，统统都挣脱束缚飞向天空，飞向小主人的身边，向死亡的气球致哀，向虐待和击毙它的顽童抗议。这种独特的、夸张的、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构思和处理，只有在银幕上才能得以表现，因为摄影机可以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视点、从不同的远近距离，把红气球的全貌和细部充分地展示出来，并对其奄奄一息的垂死瞬间加以渲染和强调。同时，摄影机又运用特技手段，表现了众多气球簇拥着小主人升上天空的情景，把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更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红气球在影片中始终是以人性化的面目出现的，丝毫不显得矫揉造作，不仅令人信服，而且让人为之感动。
影片对红气球拟人化和风格化的处理，虽然渗入了导演的主观意识，但他既没有把红气球神话化，把它变成一个全能的小天使；也没有把它漫画化，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有意识地在气球上画上眼睛、鼻子、嘴巴，以示气球代表人物。这些手法固然能够取得拟人化的效果，但也容易落入俗套，显得矫饰和肤浅，所以导演在构思时探索了一条新路。在银幕上，导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物体，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气球，它和普通的气球比起来，无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导演依据他的电影观念，以再现的手法和表现的语言，突破了那些常见的神话化、漫画化和动画化的表现手法。它让观众看到红气球和它的小主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空间中，和常人的生存环境别无二致；但红气球的行为和动作却又超越了现实中的常规，影片将其浪漫化，它像一个精灵，一个亲切可爱、更具人性和感情的红气球形象，它的神态和动作更能获得观众的思想共鸣和情感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