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通过检视电影、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媒介传递的语义、听觉和视觉信息发现，不管是在以文字为主的印刷媒介中，还是以声音和图像刺激为主的视听媒介中，呈现的女性形象与女性实际社会生活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还是在多样化方面都普遍缺失。自女性意识兴起，这种从量或是质上把女性边缘化和平凡化的现象虽然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媒介性别描绘的主要问题有：
·女性和男性没有平等地参与媒介行业，虽然从事传媒行业的女性增加，但是很少有女性在报道中充当权威性角色；
·媒介没有公平描绘女性的多元生活和社会生活变化；
·较少听到女性声音，女性角色受到限制。刻板描绘女性形象现象普遍，女性重要问题和观点被边缘化。暴力、物化和性化描绘仍是一大问题。
这些模式不是新闻内容或新闻价值观的独特产物，而是更基础的社会文化理念和观念的反映。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因此不可能脱离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存在。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中所具有的刻板印象。在社会文化的运作中，透过对女性理想举止（她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外表看起来该如何）的界定，媒介对女性实施巧妙而有力的导向与控制。
如在新闻中，女性无论是作为制作者还是被报道的新闻对象，比例都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线，在大多情况下，甚至不及普及率33%。GMMP从1995到2005年的监测报告都显示，加拿大女性新闻制作者和女性新闻人物一直未超过1/3。以女性新闻人物为例，1995年比例仅17%，5年后的2000年比例几乎没有改变，为18%，10年后的2005年，监测结果显示仍是18%。
女性角色大都仍局限在刻板印象框架中，经常和家庭、服饰、服从等符号相联系。她们更多地出现在社会、教育健康、名人艺术等主题中，于是，女性呈现的身份普遍是教育健康相关人员、名人或者普通人。但政治、经济、体育这些领域几乎成为了看不见女性的世界。据GMMP（2000）监测，有21%的女性新闻人物被提到婚姻状况和家庭地位，但被提及婚姻和家庭状况的男性新闻人物仅有4%。具体到政府和政治报道中，有17%的女性但仅有1%的男性新闻人物被提到家庭地位。女性只在一个类别中占绝大多数，那就是主妇/父母。当受访者是科学家、政治人物或者运动员时，几乎难以寻见女性，受访比例分别是12%、10%和9%。当受访者为女性时，大多数(44%)身份被遗忘，或者没有提及，说明她们的地位或发言并不具有权威性。这些数据在前后5年中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自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把社会性别平等描绘写入媒体报道规范当中，于是，媒体开始面临压力，在报道中加入了更多的女性声音。但要把女性的声音打入男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公共领域——还有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报道中反映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女性角色不论在新闻还是广告、戏剧节目中都很少作为权威人士和专家出现。即使是作为被采访者时，她们一般只是被视作代表个人出现。如GMMP(2005)显示，女性被采访者中，50%作为目击者发表意见，34%作为普通人发表意见，缺乏权威性。由此，女性声音的缺失使占加拿大人口总数略多于一半的女性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女性观点被公然忽略了。这种忽视女性或者说最多是谈论女性，而不是跟女性交谈或通过女性交谈的倾向深嵌在标准的文化惯性中，从而也体现在媒体新闻收集和总体制作程序中。
换句话说，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软硬新闻的分界上。“软”问题比“硬”问题被认为更适合女性。软新闻似乎是“女性”新闻的专利，包括社会问题、消费问题、健康、教育、育儿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适合女性的，并且通过媒介的反复强化，被建构成女性问题。而硬新闻则几乎是男性垄断的领域，包括政治、商业、军事、科技和犯罪。社会传统文化和媒体建构相互影响，强化了刻板印象。调查显示，公众普遍相信男性更善于处理如经济和外交这样的“难”问题，而女性更善于处理家务、教育和福利问题。媒体也倾向于展现男性的强壮和女性的敏感。
正如女性主义思想者所说，男女不平等似乎成为了一个规律而非意外。在绝大多数考察指标中，男性指数都高于女性。但在一些固定的项目中，女性却是大量涌现。大量研究显示，比例超过普及率33%的情况出现在电视女播音员（49%）和电视女记者（39%）中。女性在加拿大报纸图片中单独出现的几率（22%）明显高于男性（16%）。女性被描述为受害者的几率是男性的2倍。此外，女性以家庭身份出现在新闻中的几率是男性的3倍多（17%比5%）。17%的女性被描述为妻子、女儿、母亲等，而只有5%的男性被描述为丈夫、儿子、父亲等。即便是作为权威人士，例如发言人或专家，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仍然会被报道。由此可见，当与视觉外表形象或者弱者、家庭这样传统女性文化符号相关联时，女性受到的关注顿时明显提升。其结果是，男性被视为独立的个人，并且因此受到尊重，而女性的地位却要依靠与别人的关系来定位。
所以，检视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地重复着女性主义批评的“陈词滥调”：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被忽视的、歪曲的，而这一切都归根于权力的缺失和男权视角的统治。
当然，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深入，媒介在呈现女性形象时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高女性可见度，加入现代女性特色符号。但是性别差异描绘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各种形式架构，如语言、镜头、声音的选择，转入更为微妙但是也更加阴险的建构方式。这在大量对体育和政治领域中女性人物的相关报道的检视中尤其得到体现，比如通过私化或情感化描述弱化女运动员或政治人物的职业能力，把公众注意力引向私人领域。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积极因素。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甚至跨越传统界限的女性形象，都得以在媒介中呈现，如电影中加入许多现代女性文化符号。女性电影的涌现使女性情感和诉求得到表达，也扩展了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呈现比例虽然仍低于实际比例，但在过去数十年中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就GMMP(2005)数据来看，加拿大特别关注于妇女的新闻占很小一部分，仅有23%，但这个比例已远远高出全球平均比例（10%）。甚至在性别描绘差异一向显著的体育新闻中，报道传统认为不适合女性运动的一些比赛项目（如举重、棒球和其他一些团体项目）时，也把不少的女运动员包括在内。性别差异描绘方式也从公开转向隐蔽，许多研究都发现，近些年中悍然贬低女性的语言很少出现在媒体中，即使在性别差异突出的体育赛事中，许多报道有偏离传统报道模式的趋势，不再过多刻意地描述女运动员的外貌、化妆、服装而忽视她们在体育方面的成就，如在CTV对1994年冬奥会的报道中就未见明显的语言差异。这体现了社会状况、意识和媒体实践之间的互相渗透，虽然媒体投射的内容还滞后于实际发展的状况。
与许多国家相比，加拿大在性别描绘规范方面的工作是出色的。加拿大规定了非常细致的性别描绘行为条例和有效的执行机制。长久以来，加拿大政府、媒体产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合作加强媒体自律和政府、社会监控。这种处理性别和媒介政策方法一直被视作国际行为范式。
从1981年开始，媒介监测组织Media Watch定期向规范管理机构CRTC递交媒介性别描绘规范的监测报告。例如，Media Watch曾发起长达四年的活动，要求解雇煽情的性别歧视者美国播音员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活动最终获得成功，霍华德·斯特恩在2001年11月停止了在加拿大的播报。然而，Media Watch等媒体组织仍然监测到许多性别与媒介问题，如物化、性化、幼龄化、家庭化、牺牲、性别角色定型和性骚扰。
社会意识的变革是缓慢而又长期的过程。尽管现阶段媒介信息中还充斥着对女性的忽视或者轻视，我们仍可看到女性角色无论在量还是质上的呈现上的发展趋向。女性形象的嬗变最终取决于女性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教育和媒体的引导，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