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优婆离诵出《八十诵律》
由大迦叶发起的第一次结集，地点位于王舍城郊外毗婆罗山腰上的七叶窟中。阿阇世王在雨季开始之前，就做好了结集的一切准备工作。大迦叶尊者担任会议主席，首先由优婆离尊者恭敬地登上座席，每日诵出若干条戒律，在往后的九十日当中，共分八十次诵出，经大众讨论确定后，编成一部“律典”，即《八十诵律》。
由于每条戒律都是经过大众的询问和解答，公认没有错误才被编入，所以被视为佛陀所亲制的戒律，为一切戒律的根本。其后律部学者依据这部根本律，推演开展出《四分律》《五分律》等律本，统称为“律藏”。而这部《八十诵律》今已不存于世。
现存的律藏有南传的巴利文《律藏》及汉译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以及西藏译的《律藏》等。由于这些律藏经由各部派所传承，形式上虽然约略相同，但内容却有若干差异，禁戒的条数也多少有所增减。关于律藏的内容，通常分为两部分：
波罗提木叉：规范僧众生活的戒条条文，其中包括各种制戒的因缘，以及对触犯者所犯轻重罪责的详细解说。
犍度：有关整体教团活动的仪式、制度，以及僧众的生活礼仪、起居举止等规定，一一给予具体详细的说明。
此外，巴利文律藏演变到后世，还增加了“附随”事项，也就是后编的部分，形成三部分。其中，详细说明的律，就称为“广律”；相对于此，辑录波罗提木叉的戒条，则称为“戒本”。
04.阿难诵出《阿含经》
《八十诵律》经由优婆离尊者逐日诵出后，次由阿难登上座席，把佛陀在不同地点，对各种不同根机者所讲说的教法，一一回忆讲述，并唱说“我是听佛陀这样讲的”，这就是经典开头首句的“如是我闻”的由来。
在座大众对他讲述的内容，一一细心聆听，凡认为符合佛陀原意的就表示认可，认为不准确或有所遗漏的，就予以纠正或补充。这样结集出来的法，被称为“经”，就是流传后世的《阿含经》。
《阿含经》所结集的主要内容，记述佛陀的教说、弟子们的修道体验、传教活动等。其中，最具有深意的是《阿含经》中广泛包含的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缘起、无常、无我、五蕴、四禅等佛教最根本的教义。这些教义经过部派佛教的演变发展，逐渐被整理编纂，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才用文字书写下来。
由于部派的发展广泛多样，当时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阿含经》，充分表现出各自抄写增删的立场和特色。但是，当初各部派所传的《阿含经》，到现在几乎都已失传，目前只在巴利文《南传大藏经》中保留有《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五部，这是属于南传斯里兰卡上座部系统的经典。在汉译大藏经方面，则保留了北传系统的《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四阿含，大体上与《南传大藏经》的前四部相应。
05.毗舍离结集的远因
《五分律》卷三十记载，佛陀入灭后，长老富楼那在南方听到王舍城经典结集的消息，随即率众赶来王舍城见大迦叶，当时他曾提出关于“饮食”的微细戒（小小戒）问题，请求讨论。但大迦叶尊者的观念和作风向来保守，他拒绝了富楼那提出的意见，并以僧团领导者身份，主导王舍城的结集，告诫比丘大众“若佛陀所未制，不应妄制；若已制者，不得有违”，以此作为大众遵循的法则。
第一次结集的成果虽然辉煌，但也因排除了部分人的建议，而导致日后部派分裂；同时，对于这类生活枝节微细戒看法的不同，也埋下了第二次结集的远因。
06.七百结集
就在佛陀入灭后百年左右，东方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众对戒律的态度，与西方严持戒律的耶舍长老有所不同，而引起了“十事非法”的争论。
一日，耶舍来到毗舍离城，正逢布萨日，看到东方的比丘众向信徒收取金银供养，耶舍就痛斥跋耆比丘众的行为不如法，违反戒律，同时也指责布施的信徒，认为他们的布施也是不如法的。比丘众对耶舍的非难感到十分愤慨，要求耶舍必须向信徒道歉。
耶舍诚恳地向信徒致歉，并详细地说明戒律的意义，因而博得信赖；但恼怒的跋耆族比丘众，最后竟将耶舍逐出城外。此后，双方分别游说四方的长老大德，争取支持，于是就拉开了第二次结集的序幕。东西方比丘的争论，虽因银钱而起，讨论的内容却广泛，包括十条生活细节：
角盐净：允许保存食盐在角器中，以便日后再用。
二指净：在正午之后，日影斜出二指之前，仍可进食。
他聚落净：在一餐用完之后，仍可到别的地方进餐。
住处净：在同一教区之内，可以不在同一处参加布萨大会。
随意净：作决议时，允许有人缺席，只需缺席者事后承认决议即可。
所习净：可以继续学习出家前所学的知识。
生和合净：可以饮用未经搅拌去脂的牛奶。
饮阇楼伽净：可以饮用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
无缘坐具净：缝制坐具时可不用贴边，大小也可随意。
金银净：允许接受和积蓄金银钱财。
东方的跋耆比丘众认为十事属于小小戒，可以开许。而耶舍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是违反佛陀的规定，因此召集七百位上座长老到毗舍离举行结集，宣布上述十事不合律制，是非法的。大会由此重新审定律藏，是为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又因结集地点在毗舍离，所以也称为“毗舍离结集”。此事由耶舍引起，所以常被称为“耶舍十事”，又称“七百结集”。
07.大天五事
大会讨论结束，东方比丘众在上座代表会议上失败，心中仍旧不平。传说，后来他们聚集十万名比丘大众移往别处，再次举行大会，独自拟定律制的内容。佛教由此一分为二，出现西方上座部和东方大众部两大派别。从此，保守与开放的态度，严谨与随缘的作风，处处形成对立，佛教也正式步入部派时期。
实际上，跋耆比丘众当初只是想调整僧团既有的规矩和纪律，因时制宜，使其更符合当地习俗和社会变迁的事实，并没有想到因此造成僧团意见上的严重分歧。
据南传佛教的史书记载，十事之争，不但是第二次经典结集的主题，而且也直接造成佛教的根本分裂；但在北传佛教中，人们相信佛教的演变分化，主要是“大天五事”争论的结果。
大天是佛陀涅槃百年或两百年间的一位比丘，传说他曾犯五逆重罪，后来悔过出家。出家之后，他对阿罗汉的修证果位作了新解释，认为阿罗汉虽然离欲证果，仍会受天魔的扰乱诱惑而梦失不净；虽然断尽三界见思烦恼，尚未断除不染污无知；对佛法诸谛仍有疑惑处；要由他人授记，才知自己已证解脱；必须至诚唱念“苦哉”，圣道才能现起。他将自己的主张编成一首偈颂：
“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
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
这种说法与人们原来对阿罗汉的看法不同，于是引起僧团内的争论，围绕这个争论，北传佛教认为佛教之所以开始分成两派，是因为支持大天的人组成了大众部，而其他人组成了上座部的缘故。
08.阿育王召集华氏城结集
佛陀入灭后两百多年，是阿育王的时代，大乘菩萨道思想在这时候也已经出现。阿育王虔诚奉佛，以正法治国，在各地广建堂塔、伽蓝，鼎力护持佛教僧团。然而当时有许多附佛外道并未正式受戒，就自称是佛教的比丘，混迹在僧团中，他们就是所谓的“贼住比丘”。
这些贼住比丘往往轻忽戒律，超出僧团教制的规范，对教法教义经常提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产生许多纷争，甚至导致僧团无法和合布萨，长达七年之久。
阿育王担心贼住比丘破坏僧团，敕令将邪见、破戒之徒全部摒出，不许混住。同时，为了确定正确的教制教法，便在首都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
在阿育王亲自召集、目犍连子帝须上座主持下，共有一千名精通三藏的高僧参加结集大会。目犍连子帝须搜集二百余条异端邪说，由大众共同讨论，加以批判，斥为谬论异说，并将诸派异说的批判编订汇集成为一部《论事》。
09.论藏的雏形
与前两次结集一样，第三次结集也对三藏进行整体会诵与重新确认，至此，经藏和律藏可说全部结集完成，论藏也初步形成。由于《论事》主要是针对教法教义不同解释的批判和厘定，成为后来所有“论藏”的渊源，因此被视为一切“论母”的雏形。
《论事》是锡兰大寺派所传，是评破各部派异说的著作，共有二十三品二百一十七论，每品之末都附有“摄颂”。基本主张有：
过去法与未来法没有实体，只承认现在法为实有。
并非一切法皆为实有。
四谛可以借由现观而顿悟证得。
不承认“中有”的存在。
证得阿罗汉果位，必能不退转。
不承认有真实的补特伽罗（包括个人、自我等义）存在。
佛与二乘的修道有所不同。
由此看出，此书是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籍。
10.第四次结集
佛教史上历经三次伟大的经典结集，三藏圣典几近完备。其后，还有传说中的第四次结集，是在2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
迦腻色迦王信仰佛教后，每天都礼请一位出家人来为他讲解佛法。然而，他发现出家僧众对佛法各有不同的解说，令他感到困惑。因此他向高僧胁尊者请教各种解说孰是孰非。
胁尊者回答说：“佛陀灭度这么久了，各宗各派师徒相承，各自严守自家的宗义，也各自宣称自家的解释最好，实在无从判定其间的是非，现在应该重新结集三藏，以正明义理。”
迦腻色迦王邀请学德并重的比丘众，共有四百九十九位，以世友尊者为上座，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举行第四次结集，由胁尊者主持整个会议。
胁尊者八十染衣出家，精进修行，胁不至席，三年证得阿罗汉果。时人推崇他求法的勇猛精神，因此尊称他为“胁尊者”。
第四次结集时，迦腻色迦王特别邀请他主持会议，重新修订三藏教典，将有关佛法的各种不同解说都提出来讨论，尤其对经、律、论三藏广泛注解，各有十万颂，总计三十万颂，合有九百六十万言，这些注解成为今世流传的《大毗婆娑论》。
11.《南传大藏经》的结集
除上述印度的四次结集之外，近代以来，仍有数次经典结集：1871年，缅甸国王敏东召集两千四百名高僧在缅甸首都曼德勒举行了第五次结集；1954—1956年，缅甸佛教又在仰光北郊的一座山岗上，集有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泰国等各国上座比丘二千五百众，举行第六次结集。这次结集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严密核校，完成目前最完善的《南传大藏经》。
《南传大藏经》是南传佛教所依据的圣典。据锡兰《岛史》记载，1世纪末，锡兰王婆他伽马尼王在无畏山精舍邀集五百圣者，用当地土语记载口传的三藏典籍，成为《南传大藏经》的雏形。后经多次变迁，至5世纪，佛音前往锡兰，将当时用土语传写的佛典全部改写为正式巴利文，并彻底整理有关的注释书，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至此才见完整。
后来，佛音又远到缅甸等地传道，这部大藏经也随之传布于缅甸、泰国、越南、高棉等地。可以说，巴利文三藏是以锡兰岛为中心，渐次流布于中南半岛，甚至南洋等处。今天的《南传大藏经》已经有锡兰语、缅甸语、暹罗（泰国）语及柬埔寨语等各种版本。西洋佛教学者从19世纪开始，也对巴利文佛典发生兴趣，进行学术研究。
时至今日，佛典结集工作仍在积极地进行，并因应时代需求，与电脑科技结合，不仅更加完善地整理、保存了经藏，也因使用方便，而加速了佛法弘化的步伐与范围。总之，经典结集负起了正法弘传之功，实是佛教发展中的一大伟业。
01.译经事业的发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浩繁，系统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数之庞大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由于佛经的翻译，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后，仍有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汉文、西藏文，也有从汉文转译成西藏文者。中唐前后的这些译经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
到了宋、元两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著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于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
历史上所载有名的两百多位译经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义净四位大师最为知名，并且被尊为我国四大译经家，对中国的佛教贡献至钜。四位大师虽然生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地域，但在译经事业上的成就，却是相互辉映，照耀千古。
02.佛经汉译的三个阶段
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汉魏西晋时期的初创时代，南北朝、隋时期的进展时代，唐代译经的全盛时代三个阶段。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