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僧官制度的特色是，地方僧正比中央僧正更有实权。早在东晋安帝（397—418年）时，益州刺史毛璩就设有地方僧官“蜀郡僧正”，由沙门僧恭任之。到了南朝，有的按照世俗的行政区域，分别设立州、郡僧官，例如梁武帝天监年间，以僧若任“吴郡僧正”；有的根据僧团的教化区域，设立跨州郡的区域性僧官。因此，南齐武帝时出现同时敕立两位僧主的情形：定林上寺的法献与长干寺的玄畅，二人分治江南、江北。另有沙门慧基，任“东土僧正”，统领吴会间十城的僧众，又称为“十城僧正”；沙门慧球，在南齐和帝时任“荆土僧正”，他们都属于跨州郡性质的知名僧正。由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地方僧官发达的情形。相对而言，中央的僧正只是在形式上被赋予监督全国僧团的名义，实际上并不能左右握有强权实力的地方僧官辖区内的僧众事务。
梁武帝笃信佛教，曾敕令光宅寺的法云为“大僧正”。法云制定僧制，明定僧尼清规，以为后代规范。到陈代，文帝以大彭城寺的宝琼为“京邑大僧正”，又称“京邑大僧统”。这些“大”、“京邑”等头衔，是为了凸显京邑教区地位的重要而冠上的。另外，例如京邑地区的都维那，则称为“京邑都维那”。
聘任尼僧为僧官，广泛出现于南朝，成为南朝佛教的一大特色。尼僧僧官制度，可溯源于东晋，在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年），比丘尼支妙音曾被任命为“简静寺主”，但在层级上，只属于基层的僧官，并非管理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尼僧事务。到刘宋明帝时，首次任命比丘尼为高层僧官，以宝贤为“都邑尼僧正”，以法净为“京邑尼都维那”，管辖京城一带的尼僧事务。这些尼僧僧官大多以有见识、有魄力而见重于世。由此也可明白，当时女众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平等地位。
06.隋代设众主
隋文帝杨坚于北方建立隋朝，统一天下后，便进一步推行佛教治国政策。
隋文帝对于僧团的管理，大致沿用北朝的昭玄系统，也保留了断事沙门的任用，只是曾经一度把“昭玄寺”改称为“崇玄署”，另外又置有“隋国大统”、“国僧都”、“平等沙门”等职称。此外，他也积极发展佛教学术，改善社会风气，故有“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五众主”等新僧官的设置。
文帝于京城设立二十五类的佛学科目，集合全国有志学习的僧众，听其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水平，选择一种科目学习，每众各立一位“众主”，所以称为“二十五众主”，负责教化、授讲，可说是佛教的普通教育。
“五众”则是一种高级的专门佛学教育，分别是“十地”、“讲律”、“涅槃”、“讲论”、“大论”五种科目。同一众可以有好几位众主，以便兼容并蓄各家学说。二十五众和五众，是由皇帝敕任，受国家供养保护的，但不设官署，也不参与行政事务，只是一种纯学术性质的国立机构。
随着僧团的成长，隋炀帝即位后，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慢慢废除了中央和州郡的僧官。一方面加强寺院本身的基层僧官，侧重寺院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设立由俗人担任“寺监”的监寺制度，直接监督寺院，权力大于寺院三纲。因此可以说，隋代的佛教是配合王权进行教化的时代。
07.唐代的十大德、修功德使
唐高祖李渊开国后，在地方基层上倚重寺院三纲，中央则设置“十大德”，以纲维法务，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便是十大德中的一人。十大德的遴选，是由众僧推举出，或是由皇帝亲自指派。
唐初承袭隋代的监寺制度，设置崇玄署，隶属于鸿胪寺。鸿胪寺最初设于汉朝，作为接待外国宾客及掌理凶丧仪庆等事的官衙。唐代初期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置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纲等事。
唐太宗即位后，改变宗教政策，取消十大德及寺监，把统理僧尼的职务渐渐移转至官府中，并由唐代诸帝依循之。十大德的职称，在唐中宗到代宗期间又恢复了，但已失去“统领天下僧尼”的职权，只负责讲授律学、临坛度僧的事务，而有所谓“临坛十大德”的称呼。真正掌管天下僧尼大权的机构，主要是崇玄署，其职权范围包括寺额和僧籍的管理、僧官的选任、僧尼制度、僧尼在寺院外的活动等。但是到了后来，教团的自治权受到逐步的削减，度僧要受御使的监察，僧籍管理和僧官选任则要接受尚书部的监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僧务更由祠部取代崇玄署原有的职权，所管辖的范围广及寺院僧尼授田的种种事宜。
在唐玄宗末年，另创设有“修功德使”的俗官，负责寺塔的修建、佛像的铸造、经典的译官以及盛大佛教法会的举办等。安史之乱后，唐室重建僧官系统，由左街功德使、右街功德使统理首都之内的佛寺及僧尼，并增设左街僧录、右街僧录，以辅佐功德使执掌僧务。此时地方十道有僧统，各州有僧正，僧侣在国家中的地位再度受到重视，经常有受赐大师、国师和紫袍等殊荣。到五代十国，僧官改由地方政府授任。
08.宋代的中央僧署与地方僧署
为了加强对全国几万所寺院和几十万僧众的管理，宋朝沿用“国有僧以僧法治，国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则，因袭唐代，设置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隶属于鸿胪寺的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账籍及试经、梵修等；州郡仍设僧正，统理地方僧尼。
宋初，僧尼事务仍由功德使管辖，后来隶属于鸿胪寺，同时又令尚书祠部审理僧尼的籍册，发给剃度及受戒文牒。另外，还以中书省或门下省司掌赐给紫衣、师号及建寺名额，并掌管国立大寺住持的选任，又以开封府尹兼领功德使，监督度牒发行和僧官的选补。可以说，以中书、门下、鸿胪寺、尚书祠部、开封府等，来对教团事务进行多重的管理，是宋代统制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
地方僧官，称谓杂多，名号各异，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统、僧录、山门僧守等职称。一般而言，州县设僧正司，以僧正为首。在州县之外，佛刹广集的天下名山也设有僧正一职，管理一山的教团，其权责更胜于住持。例如五台山当时便设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视。
唐末禅宗兴起后，便以住持主管寺院。过去以三纲管理寺院时，凡遇重大寺务，必由三纲共同协议。宋代以来，各寺渐废三纲而置住持，寺务往往由住持选任的幕僚分担，因此寺院僧职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9.元代的帝师
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帝师”，令他掌管全国佛教，地位至高无上。世祖之后，诸帝也都尊崇佛教，常常在登基前，先就帝师受戒，而后即帝位，并且广建寺院，厚赐僧侣，刻印佛经，设置僧司、僧署，佛教遂成为一国之教。由于政府的支持，元代僧官的权位极为崇高。“僧俗并用，政教通管”，是这个时代僧官选任的特色；僧官可以主政管军，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务。
忽必烈首先创设“释教总统所”为中央僧务机构，以八思巴任中原“僧总统”，在地方则设“诸路释教总统所”。后来改立“总制院”为僧务机构，由帝师兼任“总制院使”，后来再改名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宣政院的权责包括：供给各大官寺佛像、幢幡、宝盖、车鼓、旗号，并配合长期大型法会的活动需要，培训一批专职人员。至于地方僧官的设置，在宣政院下设“行宣政院”，以广行院令。
此外，西藏区的军、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诸如官员的铨选、驿站的设置、驻军征讨、户口调查、赐封喇嘛等，宣政院都可以参决其事。宣政院的组织日渐扩大，其下后设“功德使司”主管法会、印刷佛经等事务。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设立诸路功德使司，直到文宗时，才废除功德使司。
10.明清的僧录司与僧纲司
明太祖朱元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建立一套严密而纲目齐备的僧官网络，明确厘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将僧官完全划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这是明代僧官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历代僧官机构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于皇觉寺的明太祖，为强化对寺院僧尼的管制，最先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管全国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废止，而把统理天下僧尼的职权并归祠部管辖。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设置僧录司，统理天下僧尼。其成员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州设“僧正司”，内置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内置僧会一员。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四个层级，体系严密的制度。但是，僧录司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礼部统辖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礼部所辖的祠部改为“祠祭清吏司”，总揽宗教的政令大纲，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别掌管僧尼试经给牒、僧籍名册、僧官的选补、寺额的赐给等政令大权，原先的僧录司只处理具体的宗教事务。
明朝还对僧官的衣饰进行了规定，依照讲、教、禅三类，区别僧服颜色：讲僧是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色袈裟；教僧是黑色常服、黑条浅红色袈裟；禅僧是茶褐色常服、青条玉色袈裟。唯有厕身于僧录司的高品阶僧官，才可以在袈裟纹边饰金，表示殊荣。这种种规定，处处都显示出明代对于僧官制度制定严密的程度，同时也可看做是明代对于佛教发展的一种抑制政策。
明朝的各级僧官不置署，僧司直接设在寺院之内。僧官如同政府官员一般，要参加朝会，接受考铨。成祖以后，政令渐弛，甚至由官方径行度牒买卖，以济荒馑，朱元璋所立的僧官制度渐行废弛。
清朝帝室崇拜喇嘛，却仍旧抑制佛教发展，僧官制度沿袭明朝，职别名称无异，只是在员额、职掌上略有增减而已，但仍无实权可言。清政府覆亡后，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也随之宣告结束。
01.达摩只履西归
自从灵山会上，佛陀拈花示众，迦叶尊者破颜一笑，禅宗西天初祖的宝座即属迦叶所有。后来，迦叶传阿难，阿难传商那和修，法灯相续，直到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将正法眼藏及衣钵传给菩提达摩，成为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秉承般若多罗的遗训，将佛法东传震旦，以绍隆佛种，普利众生。于是，自称“南天竺一乘宗”的达摩，在梁普通年间泛海来华之后，便以四卷《楞伽经》传授弟子，提出一种全新的禅定方法，被尊为禅宗东土的初祖。
相传梁武帝得知中国来了这么一位有道的梵僧时，便派人迎接达摩到金陵。他们之间的对话，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段公案：
自以为即位以来建寺、写经、度僧无数而广造功德的梁武帝，问达摩：“朕如此的作为，有何功德？”
达摩答：“了无功德。”梁武帝不解地问其原因。
达摩开示道：“这只不过是人天有漏果的因罢了，如影子一般，是不实在的。”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才是真功德？”
达摩答：“净智妙圆，体性空寂的功德，不是依世间法而能求得的。”
梁武帝接着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答：“廓然无圣。”
达摩见机缘不合，便动念北上。当梁武帝将这番问答告知宝志禅师时，宝志称道，达摩是观音菩萨在世间的化身。梁武帝一听，马上派人追赶达摩。这时，行到江边的达摩，见到大批人马穷追于后，顺手攀折芦苇一枝，抛向江中，便飘然过江北了，这便是直至今天仍被广为传颂的美谈——“一苇渡江”。
达摩北上，来到北魏境内，栖身在嵩山少林寺，修持大乘壁观，长达九年，被当时的人称为“壁观婆罗门”。之后，有慧可禅师，年届四十，遇见游化嵩洛的达摩，礼拜为师。慧可为得大法，宁愿舍弃身命，站立雪中数个昼夜，又自断左臂来表明心志，这种“立雪断臂”的决心，最后终于获得了达摩的“大乘安心”法门。
在众多门人中，达摩认为道副得到禅法的“皮”，总持尼得到“肉”，道育得到“骨”，唯独慧可得到他的真“髓”，因而将衣钵传给慧可，是为禅宗二祖。达摩把《楞伽经》授给慧可，要他依此经度化世人。
“二入四行”是达摩学说的中心思想，所谓“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借教悟宗，也就是凭借着经教中所阐示的种种道法而悟得真理，与道冥符，更是“行入”的理论基础及所证的境界。“行入”是修禅的实践方法，含摄了“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四行。达摩所传给弟子的一乘之法，其实也就是二入四行的实践。
传说达摩圆寂后，弟子们将他的遗体葬在河南熊耳山。三年以后，北魏的使者宋云从西域归来，却在葱岭遇到达摩，见他手携只履，翩翩独行，并告诉宋云，他要去西天。后人掘开他的坟墓，见棺内只留有鞋履一只，别无他物，于是“只履西归”的佳话，为达摩祖师传奇的一生画下句点。
02.慧能提倡顿悟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中，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东冯茂山弘忍禅师受持此经，他因之有寻师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