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场开发战略
花旗银行在海外发展因受各国各地区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当地经济发展及开放度的差异影响而有较大不同。传统上多数国家都对金融市场进入进行限制，还有的国家则对进入市场后的实际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尽管如此，花旗的决策者们似乎从未放弃过在这一地区进行业务扩张的努力，其主要策略之一是市场抢先战略，即一旦有机会，就会抢在其它竞争者之前首先进入该市场，并迅速进行业务扩张。例如，在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花旗银行都是抢先进入者。抢先战略通过积极分设经营机构、不断扩展业务领域等手段，不仅能够迅速占领市场、扩大企业影响，同时还能对后进入竞争者制造进入障碍，从而确保竞争优势。
花旗银行市场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所在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危机，也决不轻易撤出，而是从危机中努力寻找商机。例如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印尼，当许多外资银行纷纷撤离的时候，花旗银行却反其道而行之，追加投资开设新的分支机构，结果自身不但未受损失，并且业务量和利润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同时还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
花旗银行的市场开发战略还针对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对越南这样的不发达市场地区，主要业务方向是为美国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提供现金管理、短期融资和外汇交易服务。对于印度等国家，则还开办银团贷款、项目融资以及债券和零售业务。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则提供更为复杂的证券业务、金融衍生品等项目的服务。至于象日本这样的处于成熟阶段的国家，花旗银行提供的服务就更全面了，举凡金融、信托、证券、租赁、期货，几乎无所不有。
（四）客户发展战略
花旗银行在其稳健和安全经营的基础上，精心制定其客户发展战略，成效显著。例如，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和银企相互持股政策，令日本企业非常忠实于本国银行，大多数外国银行在日本的经营都比较困难，然而花旗银行却成功地在日本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日本银行因不良资产增加出现经营亏损甚至倒闭，使得有更多的客户基于安全考虑纷纷投向了可信度高、安全性强的花旗银行的怀抱。
花旗的客户战略首先是对客户群进行细分，在公司业务方面，采取特别服务的市场体制，专门设立全球关联银行业务部门，为全球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各种商务结算服务。如在其选定的享受特别服务的220家大公司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来自亚太地区的日、韩等国。在零售业务方面，花旗银行把目标瞄准了亚洲新兴的中产阶级，认为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他们对个人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
此外，花旗银行还采取客户服务差别化战略，依据客户收入、消费习惯的不同，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组合。同时，还积极发展多品种交易客户，不仅为其提供存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服务，还提供投资信托、年金以及保险类金融商品的综合服务。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花旗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除了积极利用广告媒体和各种宣传资料外，还注重市场调查和信息的搜集工作。例如在印度，花旗的工作人员通过查阅电话号簿把信用卡发放给那些安装电话的人，因为除了个别例外，只有富裕人士能装得起电话。而在印尼，花旗的目标则是那些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家庭。成功的营销策略使花旗的信用卡业务在亚太地区赢得了广泛的客户群。
（五）产品与服务战略
90年代以来，花旗银行采用坐标方格（grid）把各个国家按其发展阶段分为5类，即早期（early），增长（growing），迅速发展（rapid development），正在成熟（maturing）和成熟（mature）阶段。然后，根据不同的阶段选择合适的产品与服务。花旗银行通常是跟随大跨国公司进入不发达市场，为它们提供基本的现金管理与外汇交易服务，这些业务又产生本币贷款；在增长阶段国家，花旗银行主要提供项目融资和债券与国债交易服务；在迅速发展阶段国家，花旗银行提供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如衍生品，证券托管等；在正在成熟和成熟阶段国家，随着国际投资者的进入，花旗银行提供包括资产支持的证券化，美国存款收据服务（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services）等较全面的业务。
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是花旗银行的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例如，80年代末花旗首先在台湾地区引入消费者信用业务，包括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到1992年，这项业务所带来的收入就占到其台北分行全部收入的一半。在印度，花旗首先引进交易银行业务，为印度前500家大企业提供了现金管理服务。1986年，花旗银行又首先在香港使用了屏幕触摸自动对话柜员机，如今该机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1994年，花旗银行在上海开设了中国第一个24时自动柜员机中心，为客户提供人民币取款、转账和结算查询等服务。
花旗银行还注重根据当地客户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产品创新。例如在日本，就开设有多重货币账户，以及一揽子货币产品和网上汇款业务等；在韩国，又引入了记账卡服务；另外，在各国都设有以英语和东道国语言操作的ATM机。再如，当今年台湾当局宣布放宽两岸贸易结算业务后，花旗银行台北分行和大陆分行很快就推出了直开台湾信用证业务，大大方便了两岸的经贸往来。作为大型金融企业，花旗银行的技术领先战略为其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例如，花旗在印度共投入500万美元进行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发，是该国技术投资最大的国外金融机构。花旗借助其在全球的交易网络和信息技术所实施的网络化交易战略，通过流程管理，实现了交易的便捷性和低成本。
在许多国家，花旗银行是惟一能够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全天侯电话服务的银行，在一些地区，花旗还开办了连锁银行服务。花旗的标准化服务是其服务战略的一大特色，这突出体现在它的样板分行上，目的是使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客户都能享受到同样的服务。为此，花旗银行非常注重建立统一的品牌形象，力求把它广泛的全球业务网络、卓守信誉的敬业态度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同蓝天北极星的企业品牌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给客户留下难忘的印象。
（六）社区服务与发展战略
花旗银行强调要通过分享知识和资源、促进互利机会来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为此它大力提倡其海外分支机构为东道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服务和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以此来提升花旗银行参与当地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扩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力争从长远目标出发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印度，花旗银行通过向五个非盈利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帮助了83万名妇女获得了小额信用贷款。在中国，花旗银行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设立了“花旗银行奖学、奖教金”，以资助和奖励该院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和在教学科研上作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教师。在香港，花旗员工为社会福利署推出了“分享爱心”的志愿行动计划。此外，台湾花旗银行和澳洲悉尼分行也纷纷推出了名为“3000hours of giving”和“Learning leaks”的志愿教育行动计划。
花旗银行还积极发展与东道国政府、组织和企业间关系，认为建立富裕社会是使商业活动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印度它投资17亿美元购买印度政府债券；在斯里兰卡它与当地政府共同投资设立合资银行；在中国它帮助多家企业在美国成功地实现上市交易，推动了中国证券业步入国际市场。
（七）当地化和本土化战略
过去，花旗银行在各个国家分支机构的领导人是十分独立的，因为以前花旗银行强调非集中化的决策方式。近年来，特别是经历90年代初的银行危机以后之后，花旗银行开始强调各国机构之间与总部的合作与协调，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使银行集中于某些特定业务以削减成本并使业务更富效率。花旗银行的当地化战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绝大部分雇员均来自东道国当地，如花旗银行在亚洲的15000名雇员中，97%为东道国居民；二是根据当地客户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对部分产品进行创新，以适应当地需求。
花旗银行在日本开设的多重货币帐户——Multi-Money，多功能ATM，一揽子货币产品World，Mix，Hisafe（即本金担保的存款产品），以及英语及东道国语言等多语言操作的ATM等。此外，花旗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强调在东道国市场的连续性，不轻易撤出东道国。如在拉美等国出现金融危机，国内局势不稳甚至内战时，花旗银行也从未停止过在东道国的业务。在新兴市场，花旗银行各分支机构的整合程度相对较差，但整合工作也在进行，国别管理者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花旗银行已经把其在拉美的大部分计算机处理业务集中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与马里兰（Maryland），人员培训业务集中到了纽约（包括南，北美），在亚洲则全部集中在新加坡。1995年10月，花旗银行把香港的业务纳入新设立的北亚处，北亚处负责花旗银行在中国大陆、台湾、韩国与菲律宾地区的业务统筹，而原来由驻香港机构负责的南亚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则移交给驻新加坡机构。1996年初，花旗银行又把其在印度的现金收取体系从几个城市集中到了马德里。
第五节花旗国际化与美国金融霸权
（一）花旗银行国际化与美国对外关系
花旗银行的跨国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相吻合的，符合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从根本上说，花旗银行不能绝对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对美国的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的执行还是起到一定作用。例如1902年，花旗银行作为美国第一家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率先进入了中国。这一举措正是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相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列强的实力发生了变化。1859—1899年美国工业产值由18.8亿美元增至114.07亿美元，增长近五倍。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美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欲望，急切要求改变现状。
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因素话语权的不断增强。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为代表的跨国行为体作用的不断增强。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跨国公司的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主权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跨国行为体（指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往往是经济实体与政治影响集于一身。作为经济实体，它以其在资金、技术、市场销售和经营管理上的雄厚实力，影响着国际生产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的发展和技术的使用与转让。作为政治影响，它具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民族国家相比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等级官僚体制，被看作“商业帝国”。这种双重实体身份，使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其影响不可低估。由于跨国行为体拥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并且能游刃于各主权国家之间，利用各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及互不隶属的特性，逃脱民族国家的法律管辖，以攫取更大利益，赢得更多权力。所以，一方面它可以凭借由经济权力转换而来的政治权力直接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卷入国际关系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施加影响，作用于国际关系。因此，基于花旗银行的巨大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利益，在未来的发展中，花旗银行等美国大型跨国银行在美国的对外国际关系中，会保持重要的地位，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