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来密电，“闻外国人中也有觊觎于此者”，八幡制铁所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合同五年到期时矿石售价如果谈不拢的话，之前的合同就跟废纸一样，日本的制铁所事业必受大挫，“希望在商定期限届满前”，将日本“权利再予以确定”。[31]
《辛丑条约》让中国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北京财政已经空虚，盛宣怀在湖北主导的钢铁厂与铁路资金缺口巨大，连从萍乡至湘潭的铁路都没有资金建设。日本见状，立即想到贷款的老招，“为了便于达到上述目的，对于该矿如有贷款之必要，我方决定将予以应允”；小村还指示小田切万寿之助，“希即善体此意，拟定适当方案，见机与盛宣怀进行商谈”。
小村寿太郎可能对盛宣怀当时的处境还不太了解。
你回乡葬老父，我乘机捞好处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大清帝国的礼仪规制，盛宣怀此时应该向朝廷辞去一切官职，回到老家为父亲守制三年。盛宣怀一开始以为，现在北京正在推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自己又总领了航运、铁路、电报等多个领域，朝廷一定会通过“夺情”的方式，让自己边工作边守制。
让盛宣怀意料不到的是，他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朝廷只保留了他铁路督办一职，其他的职务要么是开缺，要么是署任。北京方面决定派张翼执掌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32]张翼，老醇亲王奕的侍从，1901年跟随醇亲王载沣出使欧洲，回国后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屈指可数的海归人士。盛宣怀决定反击张翼的接任。
谁才能阻止张翼接任？盛宣怀第一个想到的是袁世凯。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反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意在巩固自己跟袁世凯的盟友关系。而且如此一来，盛宣怀跟直隶、两江、湖广天下三大总督都成了新的政治盟友。盛宣怀给袁世凯急电：“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李鸿章）所委，并非钦派。”
盛宣怀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诉苦，自己在轮船招商局跟电报局二十多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则以独揽权利为诟病”。盛宣怀抱怨那些批评自己的官僚，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在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的艰难，现在时局艰难，自己正“愿藉此卸肩”。[33]盛宣怀希望袁世凯能够阻止张翼接自己的班。
改革是地方督抚们最大的筹码，直隶总督很容易成为帝国的盲肠，李鸿章努力让自己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的河豚，美味而有毒。曾经在朝鲜监国的袁世凯，骨子里有着指挥千军万马的血性，他一直视李鸿章为人生导师。巡抚山东前，李鸿章将袁世凯举荐到荣禄门下，并让他在小站训练新式陆军，由此成为大清中央军的灵魂。总督直隶的袁世凯岂能成为盲肠？他只有重组北洋，才能改写盲肠的命运。
淮军集团领导下的北洋已经土崩瓦解，李鸿章留下的经济遗产是庞大的工业集团：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袁世凯相当清楚，一旦北京方面“钦派”张翼督办轮、电，并将两大集团的财务纳入帝国财政体系，李鸿章费尽心血维护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将彻底改变，商人们将远离中央推行的“国进民退”改革，李鸿章留下的信誉遗产将消失殆尽。钱袋子决定枪杆子，北洋的改革如果没有商人们的支持，袁世凯重振北洋只能是水中之月。
清政府执政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计。现在的大清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公信力，反倒是汉族官僚集团在南方的威信极高。盛宣怀导演的东南互保已经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焦虑不安，汉族官僚集团通过互保成功地让南方避免兵祸，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地方自治权架空中央统一管理权的格局。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眼中，盛宣怀是导致这一格局的罪魁祸首。
盛宣怀一直是“官督商办”改革路线的忠实践行者，他最大的盟友就是遍布全国的商人，守制是免除他官员身份的最好机会。没有了红顶子，盛宣怀在商人盟友面前就失去了威信，这同时也是中央推行“国进民退”最好的时机。清理了盛宣怀，袁世凯继承李鸿章北洋遗产自然也成为了空谈。这简直就是一箭双雕的机会。
袁世凯看重的是盛宣怀电报中“发端于北洋”这句话，这是自己继承北洋遗产的合法基础，自己既然总督直隶，插手甚至是全面接管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就是名正言顺的事。袁世凯给盛宣怀回电：“留侯（张翼）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当电京阻止。”[34]袁世凯同时又给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密电：“商局创自北洋，拟奏请仍由北洋维持。”
在盛宣怀的邀请下，当时身在河南的袁世凯立即去了上海。盛宣怀跟袁世凯进行了深入交流，当面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辞职的真实意愿，可是袁世凯“力劝解去利柄”，这让盛宣怀感到不安。更让盛宣怀失望的是，袁世凯回京后，“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盛宣怀在给一位长沙朋友的信中很焦虑地写道：“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尤不利军务。”
袁世凯当时安慰盛宣怀，大清帝国以孝治天下，如果盛宣怀不辞去官职，很容易让人诟病，更何况现在盯着轮船招商局跟津沪电报局的“不止留侯”。袁世凯又给盛宣怀戴高帽子，“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困于庶事，实在可惜”。袁世凯建议盛宣怀“趁此摆脱清楚，亦同志之幸也”。
盛宣怀使尽浑身解数，对付袁世凯
汉阳铁厂成了盛宣怀对付袁世凯的法宝。
盛宣怀在官场宣扬，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是“肥壤”，汉阳铁厂是“瘠土”，汉阳铁厂的投资人基本都投资了轮船和电报，轮、电与铁厂“互为济用”，“相为钩连”，一旦北洋夺走了“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长久的。[35]盛宣怀这一招无疑是挑动了直隶、湖广两大总督的利益神经，一旦袁世凯夺走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们就要从汉阳铁厂撤资，那张之洞的卢汉铁路伟业将成为空谈。
北洋要控制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的利益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盛宣怀跟袁世凯争斗期间，津沪电报局的面值一百元的股票市价达到一百五六十两，“中外买者纷纷”，甚至有人将股价炒到了一百七八十两。盛宣怀让袁世凯按照股票市价另给商人利息以予补偿，仅二十一省的电报线价值就超过二百五十万两，两家大型企业的收购成本超过五百万两。
商人们看准了商机，疯狂地投资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的股票。盛宣怀给袁世凯出了一道难题，北洋如不现金赎回，强行控制将“阻塞商务”，也将严重违背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而一直惦记中国航运和电报控制权的洋商们也蠢蠢欲动，“颇想从中攘夺”，一旦洋人高价收购了轮船与电报股权，李鸿章推行的改革将付诸流水。而袁世凯也将触及朝廷禁令：轮船、电报股权不能落入洋商之手。
守制是清政府执政精英跟袁世凯排挤盛宣怀的杀手锏，盛宣怀一方面煽动舆论，疯狂拉升股票价格，给袁世凯制造很高的现金收购门槛；另一方面对袁世凯声明，“某本不愿权利久操，为世指目”。[36]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盛宣怀暗中策动清政府执政精英中的领袖荣禄，“草木余生，极应知难而退”，可是“数载以来，受朝廷特达之知，蒙中堂（荣禄）期许之厚，只有当一日差尽一日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