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石狮的市志，我们知道：早在隋唐时，先有魏姓数户人家居于狮山，逐渐形成村落；五代时期又有郭姓人家迁居于此；后在唐武德元年，有高氏从泉州迁入今天的石狮永宁镇；南宋时蔡氏、龚氏、董氏等相继落户。渐渐的，石狮从一片海边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一座人烟稠密的小镇。实际上，一个个中原姓氏的涌入也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带到了闽南乃至整个福建。
千百年来，这些文化因子不仅没有湮灭，反而得以完整地保留。走进今天的石狮乡村，在他们民居正厅的门楣上到处可以看到“洛阳衍派”、“延陵衍派”等字眼儿；走进他们的家里，你首先可以看到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供奉着的佛教偶像，耳畔传来阵阵唱颂佛经的音乐，在房间的墙壁上，一定挂着先祖的遗像，并且写明已经沿袭到了第几代，而就在家门口的不远处，也一定都有宗族的祠堂。
在今天的中国，你很难找到像闽南这样有如此众多民间节日的地方。直到今天，他们不仅保留着各种关于鬼神的传统活动，每到清明、端午，无论兄弟姐妹身处何方，都会回到家乡吃团圆饭。由于姓氏的不同，每个家族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名目繁多，以至于竟然天天有人过节。
我们曾亲历了一场胡氏为祖先过生日的夜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确信自己知道祖先舜帝确切的诞辰。当天晚上，礼花照亮夜空，村子里所有胡氏人家都大摆宴席，村前树起了贴满祝贺语的气球拱门，宗氏祠堂重新点亮了灯火，一张张写满捐款人名字的大红纸挂在不远处的墙壁上，各种民间艺术组织也有了自己的舞台，而为了让老人们开心，他们还特意请来晋江的戏班子上演高甲戏。
这种亲近远祖的热烈气氛在北方已经很难看到。来到这里，你不禁有一种走入时光隧道，重返家园的感觉。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揭示这样一种奇妙的文化现象：闽南应该是这样一块土壤，它以自身为支点聚焦了两个巨大无比的文化扇面，一面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另一面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文明。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明在闽南相遇、交融、彼此相互撞击，相互磨合，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与淘洗，最终形成了闽南人所特有的文化生态，有了方兴未艾的闽南学。
海洋文明给闽南人带来了成熟的商业意识，培养了他们勇猛异常的冒险精神；而中原文明则赋予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滋育着他们的精神家园，给他们带来一次次心灵上的莫大慰藉。
因此，那些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最保守与最开放的文明元素都活生生地存留在闽南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多少年来，他们顽强地保留着几乎是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同时也一股脑儿地接受了海洋文明的洗礼，一旦把这两种文明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未来便不可想象。
在此，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未来的区域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板块的竞争。或许，闽南人凭借自身特有的文化积淀将扮演一次更重要的角色，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要真正焕发这块“文化琥珀”的能量，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发掘与传扬。
也许是出于中国人对文化的自负，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人来到石狮，当他们看到这里热火朝天的小商品市场时，常常会在惊羡之余，又给石狮戴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然后扬长而去。
其实，这种烦恼不仅属于石狮，只要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和城市，往往都会遭遇这样的评价，连深圳也不例外。深圳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80年代曾经因为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而备感激动，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不是“文化沙漠”的证据，一时还成为大新闻。
尽管这顶帽子并不光荣，但石狮人似乎并没有为此作过多的争辩，何况他们的确正忙着赚钱呢。
仔细思量，这顶“帽子”扣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石狮没文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前，这里只有一个人出过一本书，即使是后来，也不过两三个人出过几本书而已，“文化无用论”盛行一时。当逐渐富裕起来的石狮人猛然意识到自己教育贫困的时候，尽管他们有华侨捐助可以盖起崭新的学校，但却发现本地的师资都跑到香港去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用高待遇来吸引外地的师资，可谓捉襟见肘。
如果客观地看待这种历史现象，我们也不难解释：当一个地方的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又哪里有力气来鼓弄文化？如果一夜就可以挖到“第一桶金”，有谁还会再抱着书本死读？
在大城市的人看来，当时的石狮人的确没文化。他们说不好普通话，整天穿着拖鞋满城乱跑，大声说话，大碗喝酒，放着好好的斑马线不走，偏要以最快的速度走捷径，他们满脑子生意经，谈起钱来手舞足蹈，而且保留着很多落后的封建习俗，可以说是迷信过头，哪里有现代文明可言？
我们曾遇到这样一位身家不菲的农民老板，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可能会把他等同于街上的盲流，他只会写“同意”和自己的大名；在卡拉OK狂吼的时候，他只会唱一首老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朋友中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穿上了皮鞋。他50多岁开始创业，用10多年的时间靠一把剪刀剪出了一家颇具知名度的五金公司，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当你问他打算干多久的时候，他会不假思索地说：“干到闭眼睛！”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没念过书，只要是厂里工人的孩子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凡家境困难者他都全力资助，其他村子的孩子也不例外（他所在的村子已经普遍富裕，没有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只要有朋友提出请求，他也会慷慨解囊。
一位石狮的朋友曾讲过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个在广州打拼的老板，一天由于违章被当地的警察拦住，其实他只要在罚单上签个字就可以走人，但他却硬要把自己的驾照塞给人家，热情得连警察都摸不着头脑。他们哪里知道，这个老板之所以如此执著，是因为他在罚单上写不好自己的名字。
与其说这些故事是发生在石狮老板身上的小插曲，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我们在石狮又常常可以遇到一股强大的暖流，很多人对文化人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管对方是否货真价实，他们都会敞开胸怀跟你聊天。如果谈得来，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做生意而疏远你，反而想加倍地接近你，甚至要跟你成为一生的朋友。在他们眼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回归文化的赤子之心。
我们常常思考，为什么善于经商的石狮人对文化始终保留着这份朴素和真挚的情感，是因为自己没赶上好时代，没有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还是在商海里越来越感到文化的价值，抑或是在他们血液里一直流淌着热爱文化的基因，只不过生不逢时，没有亲近文化的机会与可能？
如果要说明石狮人对文化的感情，我们或许该从一个人的故事讲起。在石狮，人们说起文化时总会提到“蔡友谋”这个名字，似乎这个名字是证明石狮有文化的一面旗帜，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要想找到蔡友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家坐落在当地市中心一条繁华大街背后宛若迷宫般的小巷里。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年已六旬但仍很精壮的汉子正一边抽着烟，一边拾掇着自己的案头文字。与一般的文化人不同，他爽朗的笑声透着豪气，好像见到了久违的朋友。
蔡友谋的经历颇为传奇，从小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种过地，当过打石匠、泥水工、建筑公司的工程队长，练就了一身好体格。在他的家里常常可以遇见身怀绝技的民间武林人士以及各路饱经风霜如今已事业有成的英雄好汉。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好交朋友的性情中人。
与许多石狮人一样，蔡友谋的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他曾经开过两家制衣厂和一家歌舞厅，生意红火。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还在一条人流攒动的小街上开过一家旅馆，应该说他具备所有石狮人都有的商业意识，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他也许会是一个成功的老板，生活得有滋有味。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的性情，在江湖上他依然富有号召力，如果有年轻人求助，只要合情合理，他一定出手相助，无论在哪里有朋友遇到麻烦，他一出面事情总能悄无声息地摆平。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有一天，正忙着做生意的蔡友谋突然听到有人说石狮是“文化沙漠”，这话不听则已，听罢倒勾起了这个汉子的一腔怒火，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心潮澎湃的他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要办读书社的想法。就这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小老板开始了一段颇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的百味人生。
一切都仿佛是为了洗刷石狮的“耻辱”，读书社的名字叫“绿洲”，它的成立特意选了一个好日子：1992年8月8日，绿洲读书社在一家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开张仪式。蔡友谋特地剃须刮脸，西装革履，并且登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在阵阵掌声中，他被推举为社长，随后他把这些年搜来的所有藏书捐给读书社，而且扬言要建设一座“绿洲文化城”，给世人一个说法。今天蔡友谋回忆说：“其实当年在成立大会演讲时紧张得直发抖，话都快说不齐了。”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我们问蔡友谋今天是否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时，他笑着说他自己是被逼出来的，其实是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就在读书社成立后不久，一位《泉州晚报》的记者到石狮来采新闻，听到蔡友谋的故事后，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小老板的情怀》的人物报道，从此多家媒体知道了蔡友谋这个名字，甚至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京城大报都将其作为石狮有文化的典型。一夜之间，蔡友谋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到此他也只能往前冲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从此成了石狮建市后的一个文化符号，各种不虞之誉接踵而来。
石狮人的性格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执拗与倔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是不肯轻易改变目标。
可以想象，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要想折腾文化将会遇到多大的障碍，要知道那还是个文化人都纷纷下海的时代呢。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蔡友谋不仅通过自学掌握了熟练的文字水平，而且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还成了地地道道的民间出版家，这些年来从他的手中，一本本关于石狮人和闽南文化的小书生产出来，他自己写、编、校，成了一把好手。更让蔡友谋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绿洲读书社已在全市有30多个分社，社员上万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果用商业的眼光来衡量，蔡友谋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化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亏本。他出版的书是典型的小众读物，几乎没有销量，实际上他也从来不卖，大多送人，不仅送到乡村，还送给当地驻防的解放军们，恨不得凡是有求知欲望的人都人手一本。他似乎并不在意一本书能卖多少钱，印刷出炉之时也就是大规模赠送开始之日，为了省钱，他常常绕道香港出版，因为那里的书号很便宜，不过这些香港出版的书籍无法在国内销售。
这几乎是一个人的战争，虽然绿洲读书社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而且已经遍地开花，但蔡友谋有时深夜时分坐在灯下也会感到几分孤独。老朋友似乎越来越少了，曾经高朋满座的家里不再总是那么热闹，他也会想想关于经济效益的问题，以及怎样才能在国内搞一个便宜点的丛书书号，如何把这些年积淀下来的书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何把绿洲读书社真正做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品牌。
尽管不时有一份油然而生的苍凉之感，但蔡友谋的脚步却没有停顿。让他快意的是，仍然经常有人会找上门来请他写书、出书，就在不久前，他发现了一个地处福建偏远山区的小女孩儿的文字，那是一种清纯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心灵倾诉，他决心专门为她结集出版，一圆这个孩子的文学梦。汶川地震后，他又想到出版一本名叫《力量》的诗集，送给石狮那些热情捐款的人们。
对蔡友谋来说，真正的快乐还是在书中，他不停地在各种报刊中剪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字。每当有好朋友来看望时，他仍旧会抱出几本刚刚出版的新书，顺着他的手指，他会愉快地告诉你书背后一个个更为精彩的故事，好像一切都自己亲眼见证过一样。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外人进入石狮文化的一道门户，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当地的掌故，他随口会说出一溜。
当我们问起这些书如何赚钱时，他也会有些犯踌躇，但马上又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说：“你可不要小瞧我，我还是很有些办法的。”也许蔡友谋就是在这样的满足与甜蜜中维系着梦想。这个美好的梦想，十几年前曾经因为一时的激愤而诞生，又随着绿洲读书社的长大而绿树成荫，滋润了不知多少年轻人的心灵。他的每一个默默耕耘的夜晚都没有白费，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流，尽管看不到什么令人心动的经济效益，但他经手的每一张白纸黑字都将给世人留下深深的印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友谋并不孤独，而且是幸福的。他的儿子已经读上了博士，生活也并不拮据，年幼的小外孙常常会跑到书桌前捣乱，虽然他现在的酒量已大不如当年，但气色依然红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