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睚眦必报之人相比，吕蒙正的宽以待人、不计私怨更让人称羡。吕蒙正小时候，曾与母亲刘氏一起被身为朝官的父亲吕龟图赶出家门。但当他考中状元、为官之后，却并未记取父亲之仇，而是将父母都接到身边，“同堂异室”，一起奉养。对其他一些触犯过自己的人，吕蒙正同样不计前嫌，甚者也无意深究。吕蒙正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年纪尚轻，有人很看不起他。有一次上朝时，一位官员隔帘指着他议论道：“此小子亦参政耶？”吕蒙正却假装没听见，径直走了过去。同僚为他抱不平，准备追查议论者的官位姓名，吕蒙正当即予以制止。罢朝后，这位同僚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后悔当时没有及时查问清楚。吕蒙正却说，一旦我知道了姓名，恐怕终身都不会忘掉，这样不好，还不如不知道为好。如此肚量，使人不得不服。
还有一次，吕蒙正初任宰相，因蔡州知州张绅贪污受贿，吕蒙正就将其免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家中富裕，不至于贪污受贿，恐怕是吕蒙正在以前贫困之时敲诈勒索张绅不成，所以现在寻机报复。宋太宗听信此言，即命张绅官复原职。吕蒙正对此也不作辩解。后来考课院查明张绅确有贪污受贿之实，又将其贬黜为绛州团练副使。吕蒙正再次为相时，宋太宗感叹地对他说：“张绅果有赃。”算是为吕蒙正昭雪。吕蒙正却并未借机表白自己，只是淡然一笑，既不申辩，也不谢恩，对此事全不在意。
有一则关于吕蒙正“饭后钟”的故事，也充分体现了他大肚容人的海量。吕蒙正少时与母亲一起栖身于龙门山的一个窑洞，因身无分文，吃饭靠寺庙僧人施舍。有些僧人借机刁难、戏弄吕蒙正，提出要想吃饭就得为寺庙敲钟，吃一餐，敲一次，不敲钟就不给饭吃。吕蒙正无奈，只得忍气吞声每日敲钟三次，这就是所谓的“饭后钟”。但吕蒙正为官之后，对当初刁难自己的僧人并未记仇，反倒感谢他们，予以奖赏，众僧为此羞愧难当，对吕蒙正也平添几分敬仰。
有不少的领导者，对于下属的一些小是小非的问题最感兴趣，最爱打听，也最爱处理。他们不知道，下属在领导者面前，普遍存在着一种压抑感和被动感。他们的缺点错误，他们身上发生不光彩的事情，最怕领导者知道。他们的一些问题如果被领导知道了，虽然本来是小事，但他们担心领导者会不会当小事看，会不会上不上纲，老担着心。所以，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运用糊涂的办法，懒得去听，懒得去看，就是请你也不要去。如果听见了就装作耳聋，没听见；看见了，就装眼瞎，没看见。而且在思想上要真心当作一点也不知道那样泰然处之，在嘴巴上真正当作一点也不知道那样从不谈及。
6.有些“大事”也应当作小事来处理
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确属大事，但是如果领导者也当作大事揪住不放就可能误了真的大事，所以，领导者在面对这样的“大事”时要有一种容人的气度。
能够容人不仅是为官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很多时候，也是成事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一种高明的做事策略。
人在面临绝境时，大多有三种状态，一是坐以待毙；二是全力挣扎，以死相拼；三是竭尽自己的智慧，积极地寻求摆脱的办法。第二、三种状态给那些暂时得势的征服者以深刻警示，就是斩草除根固为重要，但“置人于死地”也往往容易激起更大的反弹力，反而可能会瞬间成败易位。因而在征服者已经把被征服者置于必败之险境的同时，必当考虑要给其留有一点“生”的余地。能做出这样的决策的往往是能想的更远的决策者。
三国时期，曹操把河北平定之后，曹仁跟随曹操包围壶关。攻城主将曹仁下令说：“城破以后，把俘虏全部活埋。”结果连续几个月都攻不下来。
曹操对曹仁说：“围城一定要让敌人看到逃生的门路，这是给敌人敞开一条生路。如果你告诉他们只有死路，敌人会人人奋勇守卫。而且城池坚固粮食又多，攻则会伤亡士兵，围守便会旷日持久。今陈兵在坚城的下面，去攻击拼死命的敌人，不是好办法。”
曹仁按命而行，城上守军投降了。
乱世之主，一生百战，胜败在所难免。而每一战的胜利，都可能有一批降者，如何对待降者，霸主们或杀或留，自有一番主张。虽然对于降者斩尽杀绝的做法，可以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但是英明的霸主往往是不杀降的。
曹操一生不杀降的事很多，收编青州黄巾军即为其一。
曹操打败黑山军后，于兖州东郡有了立足点，做了名副其实的东郡太守，名声大震后，采纳陈宫策略，决定先平定黄巾，再图取天下。于是曹操向青州黄巾军发起进攻。当黄巾军退至济北时，已是寒冬十二月，衣食接济很困难。曹操敦促黄巾军投降。经谈判后，黄巾军数十万人向曹操投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曹操非常高兴，宣布既往不咎，一个也不加伤害，将其中的老幼妇女缺乏作战能力的，全部安排在乡间从事生产，挑选其中精壮者五六万人，组成“青州军”。
这样，曹操的军事力量大增，他终于有了一支同其他势力抗衡的武装队伍。
同时，对于像张绣那样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曹操多次南征，并致使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在南征中丧生的投归者，也不计较其杀子侄及爱将之仇，并表示热烈地欢迎，立即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表封他为列侯，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为己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在后来的官渡之战中，张绣为曹操打败袁绍立下了战功。
因此曹操的一生，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他的不杀降，确实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宽阔胸怀和不计私怨的品格，从而为曹操取信于天下，争取更多的智能之士归附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曹操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他在读《魏书·刘表传》时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
不管是战场上的敌对双方，还是生活、工作中的竞争对手，对人切不可赶尽杀绝，对照曹操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给人活路自己就有出路。
领导者为完成任务，被赋予一种强制别人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权力。它可以用来指示、指导下属，也可以用来纠正下属的过失。虽然如此，但如果决策时太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这样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地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甚至会把小事激成大事，以致到了让你不可收拾的地步。
7.一分宽容会得到十分的回报
做人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尤其是做领导的，如果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宽恕下属的一些小错误，下属往往会加倍努力，做得更好，并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春秋时，楚庄王有一次和群臣宴饮，当时是晚上，大殿里点着灯，正当大家酒喝得酣畅之际，一阵风把灯烛吹灭了。这时，庄王身边的美姬“啊”的叫了一声，庄王问：“怎么回事啊？”美姬对庄王说：“大王，刚才有人非礼我。那人趁着烛灭，牵拉我的衣襟时，我扯断了他帽子上的系缨，现在还拿着，赶快点灯，抓住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听了，说：“是我赏赐大家渴酒，酒喝多了，有人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没啥大不了的。”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马上都扯断了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位将军常常冲在前边，勇猛无敌。战斗胜利后，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系缨的人。”
瞧，被宽容者心里可是一直没有忘记宽容啊。
还有一个故事。春秋时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岐下三百多个乡下人偷着宰杀吃了。秦国的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秦穆公说：“我不能因为一条牲畜就使三百多人受到伤害。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赏他们酒喝，然后全放了吧。”
后来，秦国和晋国在韩原交战。这三百多人闻讯后都奔赴战场帮助秦军。正巧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这些乡下人便高举武器，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答穆公的食马之德。晋军的包围被冲散，穆公终于脱险。
汉代的丙吉任丞相时，他的一个驾车小吏喜欢饮酒，有一次他随丙吉外出，竟然醉得吐在丞相的车上。丞相属下的主吏报告说，应该把这种人撵走。丙吉听到这种意见后说：“如果以喝醉酒的过失就把人撵出去，那么让这样的人到何处安身？暂且容忍他这一次的过失吧，毕竟只是把车上的垫子弄脏了而已。”
这个驾车小吏来自边疆，对边塞在紧急情况下的报警事务比较熟悉。他有一天外出，正好遇见驿站的骑兵手持红白两色的袋子飞驰而来，便知道是边郡报急的公文到了。到了城中，这个驾车小吏就尾随着驿站骑兵到公车署（汉代京都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征召和边郡使者入朝的机构）打探详情，了解到敌虏入侵云中、代郡两地，急忙回来求见丙吉，向他报告了有关情况，并且说：“恐怕敌虏所入侵地区的地方管员因年迈病弱，反应不灵，不能胜任军事行动了。建议您预先了解一下有关官吏的档案材料，以备皇上询问。”丙吉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就让管档案的官吏把有关材料详细报来。
不久，皇上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询问敌虏入侵地区的主管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做了回答。而御史大人陡然之间不知详情也无法应对，因此受到皇上的斥责。
丙吉显得非常忠于职守，时时详察边地军政情形，实际上这是得力于驾车小吏！
容忍他人小的过失，他会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感谢；而责备只会让人徒增怨恨。被宽容者往往把感恩之情压在心底，一旦有机会能让其发挥长处时，他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报答。由此看来，那些终日寻求他人过错、动辄对人大声责骂的人，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四川青城山有这样一副对联：“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自古以来，宽厚的品德、宽容的心态就为世人所称道，心胸狭窄则被认为是一种病态。当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以后，一般人往往心怀怨恨、久久不能释怀。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在和仇人作对，还不如说是和自己较劲。
8.不能干挟私报复的蠢事
在一座著名寺院的大门上有一幅对联，其中的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什么算作难容之事？公正对待异己，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不对曾经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挟私报复，应该可以称为容下了难容之事。
唐朝的名相李泌与宋朝名相文彦博都是不计私情以大局为重的代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随肃宗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东），规划平叛大计。肃宗与李泌谈及李林甫，想命令诸将，克长安后，掘其冢墓，焚骨扬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口蜜腹剑，害人无数。他曾谗害李泌，几致死地，按照常理，对肃宗这一想法，他自然会十分赞同。但李泌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私愤，他认为若是肃宗为首的新朝廷这样对待以往的怨仇，恐怕会波及安史叛军中的新仇人，使他们断了改过自新、归附朝廷的念头。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雠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雠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肃宗听后，十分不悦，反问道：“此贼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后在李泌的反复劝导下，肃宗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说：“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文彦博也是一位颇有气度的宰臣。文彦博，字宽夫，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仁宗时为相。仁宗宠幸张贵妃，对其从父张尧佐也厚加封拜，当时，谏官包拯、唐介等人激烈抗辞，反对此事。尤其是唐介，反对尤烈，而且还连及文彦博，他指斥文彦博向张贵妃进奉蜀锦，是因贵妃之故方登位宰辅，并要与文彦博当面对质。仁宗一怒之下，将唐介贬为英州别驾，而文彦博也被罢相。
文彦博复相后，谏官吴中复请召还唐介，文彦博不计前嫌，也向仁宗进言道：“介顷为御史，言臣事系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但仁宗不许，仅命迁官。至神宗时代，文彦博已是元老重臣，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之子唐义问为其属下转运判官，颇有才干，惧文彦博报复，欲另寻仕途。文彦博当即召义问解释道：“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所言之事，正当某罪。再入相时，尝荐其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唐义问闻知后，十分感动，自此，与文彦博成忘年之交，常出入其门下。后文彦博荐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荆南刺史。
李泌、文彦博都曾位至极品，而能够容纳异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正是这种容人的肚量使他们做事事成，开创了不寻常的人生大局面。
为官做领导的总会与人有一些摩擦，如果把这些琐事当是非的话，你就会有生不完的气。可能有时候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被你当成了挑刺、找碴，结果一头栽入了是非的泥潭中。还有的时候，确实是他人有心伤害你，但你的反击却产生了“越描越黑”的效果，事情没澄清，却惹来一肚子气。其实在一些非原则性的是是非非面前，我们无须去计较什么，心胸开阔一点，时间自然会替我们证明。谁人背后没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别人说你两句，就让他说吧，只要无伤筋骨。非要和别人较劲，不是给自己找难受吗？做人是这样，做领导也是这样。不过分吹毛求疵，凡事皆留有回旋的余地，对微末枝节的小事不妨姑且放过，这乃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处事为人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