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天早巳了然于心,但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天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时代、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褂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等人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其实,事情的结局看似戏剧性,也有其必然性。因为武则天登基之初宝座不稳,她以极端的小心眼儿的面目出现,容不得臣下一丁点的差失不说,还故意放纵酷吏构陷打击大臣,这些人都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时过境迁,打击不是目的,小心眼儿只是一个表象,她既已牢牢掌握了局面,这时更需要的是安定,需要有能人给她办事效力。这时自然需要撕下让人忌恨的“小心眼儿”的伪装,换上则天大帝宽宏为怀,明察秋毫的面具。周兴、来俊臣之流看不清这一点,被铲除是必然的,狄仁杰和那个小奴隶能看清这一点,既保住了性命又避免了进一步的打击。
小心眼儿不一定是小人,但小心眼儿的害处却绝不亚于小人。领导者能够看清小心眼儿者的真面目,才不至于在大事上栽在他的手里。
11.小处设防可避免大处遭殃
日常生活中偏偏有很多这样的领导者:自己不计较的事情也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不会计较。正因为心里不设防,让自己在关系个人前途的大事上遭了殃。尤其是当这些你不以为然的小事正是别人比较在乎的事情,这时候你率性而为,不知道给人面子,常比一些大事更能把人得罪透彻。
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肝胆相照,与诸葛亮鱼水相得,同曹操比较的确可称忠厚,但这样一个人也会计较一些心里搁不下的小事。当年攻取四川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清县会见,刘璋部下从事张裕在座。张裕脸上多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借指‘啄’,即嘴)而居呢?”张裕不让人,马上回敬说:“从前有人作上党郡潍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刘备很不高兴。
后来张裕归刘备。他对天文、占卜皆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个说法,其实并不高明。论借口编造术实不如张裕,可是刘备是主子,权力大,最终占了上风,可见一个人不能恃才胡闹,尤其是对领导开玩笑也要加小心,因为不知哪时他就要变脸,你就得不偿失了。
从前某显宦,公余之暇,喜欢下棋,自负是国手,某甲在他门下做一名清客,有一天与该显宦对弈,一出手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该显宦知是劲敌,比赛到后来,竟逼得该显宦心神失常,汗水涔涔而下,某甲见对方焦急的神情,格外高兴,故意留一个破绽,给该显宦发现了,立即进攻,满以为可以转败为胜,谁知某甲突然使出杀手锏,一子落盘,很得意地说道,你还想不死么?该显宦遭此打击,心中不大高兴,立起身来就走。据说该显宦向来着意于修养,胸襟比普通人宽大,但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因此对于某甲,始终介意,不能忘怀。而某甲呢,还是莫名其妙,他始终不懂得为什么该显宦不再与他下棋。该显宦本可以使某甲富且贵,为了这一点不快,老是不肯提拔某甲,某甲只好郁郁不得志,以食客终其身。也许他要自认命薄,谁知是忽略了对方的自尊心,抑制不住自己的好胜心,小过失铸成了终身的大错。
据历史记载,隋炀帝很有文采,但他最忌讳别人的文采比自己强。有些臣子因为犯忌,惨遭杀害:有一次,隋炀帝写了一首《燕歌行》诗,命令“文士皆和”,也就是仿照他诗的题材(或体裁)和一首。多数文人皆较明智,不敢逞能,抱着应付态度,惟独著作郎王胄却不知趣,不肯居炀帝之下。后来,随炀帝便借故将王胄杀害,并念着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的诗句,问王胄曰:“复能作此语耶?”意思是,你还能作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还有个叫薜道衡的大夫,因显露诗才,触犯了炀帝的忌讳,炀帝也借故将薜缚杀了,同样念着他的诗句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中国人酷爱面子,视权威为珍宝,有“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的说法。而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很在乎下属对自己的态度,往往以此作为考验下属对自己尊重不尊重、会不会来事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历史上看,因为不识时务、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而触了霉头的人并不在少数,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因冲撞了领导而备受冷落。现实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给领导丢面子、损害领导的权威,常常刺伤领导的自尊心,因而经常遭到受冷落的报复。
即使很英明、宽容、随和的领导也很希望下属维护他的面子和权威,而对刺激他的人感到不顺眼。唐太宗李世民是以善于纳谏著称的贤君,但也常常对魏征当面指责他的过错感到生气。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时酒后吐真言,对长孙无忌说:“魏征以前在李建成手下共事,尽心尽力,当时确实可恶。我不计前嫌地提拔任用他,直到今日,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劝谏我,当不赞成我的意见时,我说话他就默然不应。他这样做未免太没礼貌了吧?”长孙无忌劝道:“臣子认为事不可行,才进行劝谏;如果不赞成而附和,恐怕给陛下造成其事可行的印象。”太宗不以为然地说:“他可以当时随声附和一下,然后再找机会陈说劝谏,这样做,君臣双方不就都有面子了吗?”唐太宗的这番话流露出他对尊严、面子和虚荣的关注,反映了领导的共同心理。
大智若愚是明人,锋芒外露惹祸根。领导面前莫逞能,因为没有几个领导喜欢自己的属下超过他,哪怕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