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领导智慧中也存在道与魔、道与术的较量。权术、谋术……说到底就是看谁能先算一步、多算一步，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算来算去总受伤，而领导智慧的至高境界则是以不算应万算，以抱元守一的道德境界化解一切谋术的妙算。
1.“正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先“正己”
领导者注重自身修养，行动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激励部属，也是统御术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基本方法。
古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认识：《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就跟着怎么做，君主不做的，叫百姓怎么跟着做？”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在《周书·苏绰传》中，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
这些话讲的都是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虽然讲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适合于各行各业，凡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存在，便都适用。
历史上的好多出色的领导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其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为百姓作出了榜样。他们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号召臣民重农，同时文、景两帝自己亲自动手，身体力行，为天下先。文帝诏开籍田，并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文帝在全国提倡节俭，反对浪费，注意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和工匠一计算，需花费黄金百斤，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就取消了这个计划。据史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他身穿“戈绨”作的袍子，“戈绨”为当时普通的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即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君主的作为为百姓作了表率，上下同心，终达到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封建治世。司马光曾生动描绘如下：“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唐王李世民不仅说道：“若要安定天下，必须使自身合于正道”，而且自身也努力做到清正廉明。他教育群臣不能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奢欲，如这样做，恰如割下大腿肉以饱口腹，肚子饱了，身也死了。贞观初年，关中大旱，他命令抚恤灾民，不使饥寒而亡。又用大量赎金赎回流离外邦或被外族掠去的百万难民，使其安家生产。他把高祖选进皇宫的美女，释放三千余人出宫，任其择偶出嫁。他对王公贵族的衣、食、住、行、婚、葬等都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铺张浪费。太子举行“加冠礼”，原选在二月，太宗知道后说：“二月是春耕时节，应改在十月为好。”时刻不忘“存百姓”。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出巡山西，蒲州太史赵元楷为阿谀奉承，不惜人力财力，大修楼宇殿堂，并备下上等羊百只，鱼千条，借此讨好皇上。不想太宗大为不满，训斥道：“我出巡由官府供应，你此举纯是‘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据说贞观二年，长安蝗虫为害。一天太宗在上林苑见到许多蝗虫吞食植物，他顺手拣起几只视之曰：“民以谷为命，你们却断送了百姓的活路，宁可让你们吃我的五脏六腑吧。”说毕就把几只蝗虫生吞下去，随员劝他不要吃，以免生病，他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开创清代盛世的康熙帝，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创造皇位掌权时间最长的记录，在位期间数十次挂帅亲征。一次率军远征漠北，在荒漠上驰骋数千里，正遇上大风雪，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休息，而是伫立在大风雪之中，看到部队结营完毕，自己才进入行幄：部队食毕，他才进膳。他还写下《瀚海》一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渡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诗中看出，一年内，他两次御驾亲征，一次天山，一次瀚海，都是山高路远，极其艰苦辛劳，他为广大官兵们作出了榜样，每次都攻必克，战必胜，收复北疆的大片失地。
他在生活上要求也极为简朴，据史书载，他穿的龙袍上必须有补丁，圣履上也要打着包头，满朝文武也竞相仿效，一时间，京城里出现了不少专卖旧官袍带履的商店，买卖很是兴隆。再有康熙在饮食方面也很节省。据说有一天，康熙与当朝陈老丞相谈论一阵天下事后，忽然问道：“不知爱卿每日午宴用些什么？”当听说只有价值两个小钱的炸豆腐一碗，窝窝头两个为午膳时，康熙很高兴，立即传旨：“由即日起，朕每日午膳只用炸豆腐一碗，窝窝头两个，不许再备别的食物。”吃了三天后，御膳房总管怕皇上常年吃窝窝，御膳房没事可干了，骗皇上说三天伙食费高于往日，要求还恢复往日标准，康熙又不能下去亲自核实，只得同意改回原来的吃法。不过皇上也吃过三天窝窝头，却传遍民间。
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却反映出广大民众对康熙帝自身履行节俭，不事铺张浪费行为的敬佩之情。据统计，康熙在位的六十余年间，他北巡五十一次，六下江南，一生中不断东巡西察，大部分时间在马上、民间度过。他的这种深入下层，廉洁政事，体察民情的作风，对民众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短时间他就使全国人心归顺，经几十年就建起一个庞大王朝，不能不说明康熙是个高明的领导者。
2.以廉赢人心胜过千谋万术
用廉形容人，含清廉、正直、公平之意。古为官者，有少数人就认识到，廉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品质，它还可演化出一种作风，养成一种风气，成为一种领导智慧。古语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生威。统御者从自身做起，持身清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样民服吏畏，社会风气正、民心顺，必须提高统御效率。正因廉有如此大用，中国古代就把廉作为好官的主要标准了。《三国志·魏书·李通传》中记载，司马懿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置于为官的首要条件。南宋吕祖谦在《东莱吕太史别集》中又提：“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还是清廉在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确也有一些领导者，以清廉、公正、无私为本，以廉生威，拨乱反正，造福一方，赢得人民的信赖。历史上的包拯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清廉俭朴。史书说，包拯后来做了大官，地位虽高，可是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吃的东西，都和他布衣时没什么两样。据说他被任命陕西转运使后，本该穿绘有新等级标志的“章服”上任，以示尊荣，他倒好，穿着原来的衣服就去了。宋仁宗听说此事，十分赞赏，特地派人骑快马去追包拯，把三品图纹的章服授给包拯。端州盛产砚石，早在隋唐之际，端砚即负盛名。历任官员在向朝廷交纳砚台时，都要借机向民勒索，额外增加数量，结果百姓怨声载道，不堪重负。包拯到任后，一改旧习，命砚工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一块不留，深受百姓欢迎。包拯离任时，砚工特精制一方好砚赠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包拯一生如自己所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晚年时为教育后代，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之孙。”
包拯以清正廉明为本，逐渐形成巨大威势。史书记载：“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当时的京师所在地开封府有传语说包拯好比阳间的阎罗，谁想买通关节，走走“后门”，以徇私情，搞点“不正之风”，谁的官也就甭想再当了。他七次上奏皇上，要严惩酷吏王逵，终达目的；他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也敢于指责气势显赫的国戚。宋仁宗的叔岳父张尧佐身为计相（财政部长），搞得民贫国穷，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搬掉这个祸害，一而再，再而三，上奏弹劾，迫使仁宗免去张的要职。包拯所做的一切，自然赢得人民的敬意。宋神宗时，西羌有一个将领于龙呵归附宋朝。他到京师朝见皇上时，要求皇上赐他包拯的姓。开封府署旁有一块题名碑，凡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职时间。包公曾任开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南宋时周密曾说，开封府尹题名碑上的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是因为人民喜爱他，凡到此来的人，为表达敬慕之情，都愿用手指抚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现在在这块碑石还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
是代的海瑞和况钟也是以清廉出了名的，其故事早已流传民间。清朝康熙年间的江宁巡抚汤斌也值得一提。他是康熙亲自提名接管此任的。在任三年期间，其廉洁众所公认，百姓曾送其绰号“豆腐汤”。他身为高官，地方上的第一把手，管辖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七府一州。他自己完全有条件享受享受，但他盛夏靠从典当铺买来的旧布帐子遮蚊；在隆冬坐旧棉絮纷纷飘出轿帘的轿子出门。他亲自到巡抚衙门后园采摘野菜供膳，由市上买菜，每天必有一味是豆腐。一次，年已三十四岁的大儿子汤溥不远千里来看望老父亲，儿子让老仆人上街买了一只鸡，汤斌知道后，立即让儿子当庭跪下，严加训斥。他自己到苏州，从来不曾买鸡吃。他认为读书人只有咬得菜根才可以做大事。汤溥再三请罪，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把儿子撵回了家乡睢州。他为当地民众则尽心尽力，他奏请朝廷减赋在先，又阻康熙帝南巡“御道”拓展在后，使得鱼米之乡的平民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奉调赴京前，苏州百姓聚至辕门外涕泣挽留，挽留不住时，罢市三日，遮道焚香相送。他靠廉正清明，获得民众的忠心尊敬。
有的领导者为了赢得人心，谋取众人的支持而费尽心机，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只因一个廉字做不到而误了“卿卿”大事，道与术的进退之机不是很明显了吗？
3.以德为政可致政通人和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即主张“德治”，他赞美德治像北极星那样，众星都围绕它运转。以此来说明德治易于得到民众拥护，从而收到好的治国效果，孔子认为德治是最理想的社会政治。晋武帝时，羊祜任都督荆州诸军事，他率部镇守南夏，和吴国相抗。
羊祜喜好打猎，一次他夜间出营，不想军司徐胤站在营门，不让他出门，且义正辞严地对他说：
“将军身负重任，却喜欢行猎之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是仁德之人所能干的。将军若不能听我的劝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放将军出去。”
羊祜的部将欲要斥责徐胤，不想羊祜急忙拦住他，且对徐胤说：“你忠于职守，所言不虚，我一定听从你的建议。”
他马上转身回去，以后也不再行猎，还把徐胤提升了官职。
羊祜据守边防，实行怀柔政策，他自己加修德信，对吴国投诚者以礼相待。不仅如此，他每次和吴国交兵，总是限定日期才交战，从不掩杀偷袭，为此有人抗议说：
“自古兵不厌诈，将军仁德也不该用之敌国。如果都是这样讲究仁义，又如何才能出奇制胜呢？”
羊祜告诉他们说：
“皇上志在一统天下，眼下时机不到，交战虽迫不得已，但也应该以德化人，收取民心。我这样做，非为今日一战小成，而是为了他日大功啊。”
有的将领好出奇谋，多次缠着羊祜。羊祜为了不伤害他们，只是将他们灌醉，让他们说不出计谋。
一次，军中有人抓了两个吴国小孩当做俘虏带回，羊祜为此怒斥了军士，还撤掉了为首者的官职，他就此告诫众将说：
“孩子无辜，若抓之领功，天下还有仁义可言吗？这些人可见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绝难付以重任。我削夺他们的官职，正是怕他们以后为祸更烈，也让众将引以为戒，再不能犯此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