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后我头一回见圣·约翰独自呆着的时候，很想问问他，这件事是不是使他很伤心。但他似乎不需要什么同情，因此，我不但没有冒昧地再有所表示，反而为自己以前的冒失冲动而感到羞愧。此外，我已很少同他交谈，他的冷漠态度再次结冻，我的坦率便自然地凝固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对我以亲妹妹相待，而是不时地显出那种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差别，根本没有要慢慢亲热起来的迹象。总之，自从我被认作他的亲人，并同住一屋后，我觉得我们间的距离，远比当时我不过是乡村女教师时要大得多。当我记起我曾深得他的信任时，我很难理解他现在的冷淡态度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从趴着的书桌上抬起头来说话时，我不禁有些惊奇了。
“你瞧，简，已经打过仗了，而且获得了胜利。”我被这样的说话方式吓了一跳，没有立即做出回答。
犹豫了一阵子后，说道：“可是你确信自己不是那种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征服者吗？如果再打一仗就有可能把你毁掉？”“我以为不会。要是会，并没多大关系。我永远也不会自愿去参加另一次这样的争斗了。争斗的结局是决定性的，现在我的前进的道路已被扫清，我为此而感谢上帝！”说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文件和沉默中去了。
我们彼此间的欢乐（即黛安娜的、玛丽的和我的）渐渐地趋于平静了。我们恢复了以往的习惯和正常的学习，圣·约翰在家里呆的时间更多了，与我们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有时一坐几小时。这时候玛丽绘画；黛安娜继续她的《百科全书》阅读课程（使我感到惊讶和敬畏）；我阅读德文；他则思索着自己神秘的学问，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须要掌握它。
他几乎就这么整天忙着，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安静而投入。不过他的蓝眼睛往往会离开那些看上去天书一样的语法，转来转去，有时会出奇地紧盯着我们这些人，一与别人的目光相遇就会立即收敛，但不时又转过来搜索我们的桌子。我感到非常纳闷，不明其意。我也觉得奇怪，虽然在我看来每周一次上莫尔顿学校是件小事，但他每次一定要恰到好处地表示满意。更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要是某一天天气不好，落雪下雨，或者风很大，她的妹妹们会劝我不要去，而他必定会无视她们的关心，鼓励我不顾天气的恶劣去完成使命。
“简可不是那种你们所说的那种弱者，”他会说，“她会顶着山风，暴雨，或是几片飞雪，比我们谁都强。她体格健壮富有适应性，比很多身强力壮的人更能适应天气的变化。”
我回到家里，虽然有时风吹雨淋，疲惫不堪，却从不敢抱怨，因为我明白一嘀咕就会惹他生气。无论何时，你坚韧不拔，会使他高兴，反之，则特别恼火。
一天下午，我却请假呆在家里，因为我的确感冒了。他的妹妹们替我去了莫尔顿，我坐着读起席勒的小说来。他在破译鸡爪一样的东方涡卷形字体。我换做练习翻译时，碰巧朝他的方向看了看，突然发觉自己正处于那双蓝眼睛的监视之下。它彻彻底底，一遍遍地扫视了多长时间，我已无法知道。他的目光锐利而冷漠，刹那之间我有些迷信了——好像同某种不可思议的怪物同在一个屋子里。
“简，你在干什么？”“学习德语。”
“我以为要你放弃德语，改学印度斯坦语。”“你不是当真的吧？”“完全当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随后他继续解释说，印度斯坦语是他目前正在学习的语言，学了后面容易忘记前面。要是有个学生，对他会有很大帮助，他可以向他的学生一遍遍重复那些基本知识，以便使那些拗口的知识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选我还是他的妹妹们，他犹豫了许久。选中了我，是因为他看到我比任何一位都坐得住。我愿意帮他忙吗？也许我不必作太长时间的牺牲，因为离他远行的日子仅仅有三个月了。
圣·约翰这个人不是轻易就可以推辞掉的。他让你觉得，他的每个想法，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都是那么刻骨铭心，无法磨灭的。我只好同意了。黛安娜和玛丽回到家里，前一位发现自己的学生转到了她哥哥那里，便大笑不止。她和玛丽都认为，圣·约翰一定说服不了她们走这一步。他平静地答道：
“我知道。”
我逐渐发现他是位耐心、克制而又很严格的老师。他希望我做得很多，而一旦我满足了他的希望，他又会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示赞许。渐渐地他产生了某种能够左右我的力量，使我的头脑没了自由。他的赞扬和注意比他的冷淡更有控制作用。只要他在，我就再也不能谈笑风生了，因为有一种纠缠不休的直觉，提醒我他讨厌轻松活泼（至少表现在我身上时）。我完全感到只有态度严肃，做着一本正经的事儿才使他快意，因此凡他在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种使人僵化的魔力之中。他说“去”，我就去，他说“来”，我就来，他说“干这个”，我就去干。但是我不喜欢受人奴役，很多次都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忽视我。
一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他的妹妹和我都围着他站着，同他说声晚安。他照例吻了吻两个妹妹，又照旧把手伸给我。黛安娜正好玩笑开在兴头上（她并没有痛苦地受他意志控制，因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的意志力也很强），便大叫道：
“圣·约翰！你过去总把简叫作你的第三个妹妹，不过你并没有当妹妹这么对她，你应当也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以为黛安娜的这种做法真是令人生气，一时心里乱糟糟的很不舒服。我正这么心有所想并有所感时，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面孔，同我的面孔摆到了一个平面上，他的眼睛穿心透肺般地探究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一类的东西，不然我应该说，我的牧师表哥的致意，就属于这一类。可是也许有实验性的吻，他的就是属于这样一种吻。他吻了我后，还打量着我，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明显，我一定没有脸红，也许还有点儿苍白，因为我感觉这个吻好像是贴在镣铐上的封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忽略这一礼节，每次我都严肃庄重，默默无言地忍受着，在他看来可能认为这吻增加了许多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更希望讨他喜欢。但是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却自己一半的性格，窒息一半的官能，强行改变原有的情趣，强迫从事自己缺乏情趣来完成的事业。他要把我提携到我自己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每时每刻我都为希望达到他的标准而忍受折磨。这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就像要把我那不规则的面孔，塑造成他那标准的古典模式，也像要把他的海蓝色泽和庄重的光彩，放进我那不可改变的青色眼睛里一样，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使我目前自由不得的不全是他的意识支配的。最近我很容易显出伤心来，一个腐朽的恶魔稳坐在我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甘泉——这就是忧心恶魔。
读者，你也许认为在地点和命运的变迁中，我早已经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说真话，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仍旧日夜思念着他，因为这不是阳光就能驱散的雾气，也不是风暴便可吹没的沙造塑像。这是刻在碑文上的一个名字，注定就像刻着它的大理石那样长存。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希望能知道他的情况。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踏进那间自己小屋就惦记他；这会儿在沼泽居，每夜一走进自己的卧室，便为他现状而心潮起伏。
为了遗嘱的事我不得不写信给布里格斯先生时，问他是否知道罗切斯先生目前的地址和健康情况。但就像圣·约翰猜想的一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紧接着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太太，请她谈谈有关他情况。我相信这一步肯定能达到我期望的目的，相信会早早地得到她的回音。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万分焦虑。而两个月过去了，日复一日邮件到来，却没有我日夜盼望的信，我便深为不安了。
我再次写了信，因为第一封有可能是丢掉了。新的希望伴随着新的努力而来，像上次一样闪了一下光，随后也一样摇曳着暗淡下了。我没有收到一行字，一句话。在徒劳的企盼中已经过去了半年，我的希望破灭了，随后便觉得真的坠入了黑暗。
日暖风和的春天，我无心欣赏。夏天就要到了，黛安娜竭力要使我振作起来，说我脸有病容，希望陪我上海边去散散心。圣·约翰表示反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散漫，却缺些具体而有意义事儿做做。
我眼下的生活太平庸，需要有个奋斗目标。我以为大概是为了补缺，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并更迫切地要我努力地完成它。我像一个傻瓜，从来没想过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
一天，我开始了我的功课，情绪比以往更低落。我的无精打采是一种强烈感受到的失望而引起的。早上汉娜告诉我有我的一封信，我下楼去取的时候，心里几乎十拿九稳认为是他的复信，应该是久盼的消息终于等来了。但我发现不过是一封无关紧要的短讯，是布里格斯先生的公务信。我痛苦地控制自己，但眼泪还是不自主夺眶而出。而我坐着细读印度文字难辨的字母和华丽的比喻时，泪水不知不觉又涌了上来。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旁边去读书，但我的嗓子不争气，要读的词语被啜泣淹没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休憩室练习弹唱，玛丽在整理园子——这是个5月晴朗的一天，天清气爽，阳光明丽，微风和煦。我的老师对我这种情绪并未表示特别地惊奇，也没有问我是什么缘故，他只是说：
“我们休息几分钟吧，简，等你平静下来再说。”我赶紧忍住不再啜泣，而他镇定而耐心地坐着，靠在书桌上，看上去像个医生，用审慎的眼光，观察着病人的病情，而这种病情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很明白不过的。我止住了哽咽，擦去了眼泪，自嘲地说是早上身体不好，又继续我的功课，并终于完成了，圣·约翰把我的书和他的书放在一边，锁了书桌，说：“好吧，简，你最好去散散步，同我一起去。”“我去叫黛安娜和玛丽。”“不，今天早上我只要一个人陪伴你，就是你。穿上衣服，从厨房门出去，顺着通往沼泽谷源头的路走，我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有推卸的办法。在与同我自己的性格相反的那种自信冷酷的个性打交道时，我不清楚在绝对屈服和坚决反抗之间，生活里还有什么中间道路。我往往忠实地执行一种方法，有时终于到了似火山喷涌，一触即发的地步，接着便转变成执行另一种方法了。既然眼前的情况不能令我有起来反抗的决心，而我此刻的心境又无意于反抗，我便默默地服从了圣·约翰的指令，10分钟后。我与他并肩踩在幽谷的野径上了。
从四面吹来了微风，越过山峦，带来了欧石南和灯芯草的沁人心脾芳香。天空干干净净，春雨过后小溪也上涨了，溪水流下山谷，清澈透明，从太阳那儿借得了金光，从天空中吸取了蓝宝石的色泽。我们往前走着渐渐离开了小径，踏上了一块细如苔藓、青如绿宝石的柔软草地，草地上精致地点缀着一种不知名的白色的小花，并闪耀着一种星星似的黄花。山峦包围着我们，而溪谷在靠近源头的地方蜿蜒着延伸到了看不见的远方。
“让我们在这儿坐在这歇一会儿吧。”圣·约翰说，这时我们已到了一个岩石群的第一批散乱的石头跟前。这个岩石群守卫着隘口，一条小溪从隘口的另一头飞泻直下，形成了小瀑布。再远一点的地方，山峦抖落了满身的草地和花朵，只剩下欧石南蔽体，岩石作珠宝——在这里山把荒凉夸大成了蛮荒，用愁眉苦脸来代替精神饱满——在这里，山为孤寂守卫着无望的希望，为静穆守护着最后的避难所。
我坐下来了，圣·约翰坐在我旁边。他抬头仰望山隘，又低头俯视空谷。他的目光随着溪流飘移，随后又回过来扫视给溪流上了颜色的明净天空。他摘去帽子，让微风吹动头发，吻他的额头。他似乎在与这个他常到之处的守护神交谈，他的眼睛在向某种东西告别。
“我会看到它的，”他大声说，“在梦中，当我睡在恒河旁边的时候。再有，在更遥远的时刻——当我又一次沉沉入睡的时候——在一条更暗淡的小溪的岸边。”
离奇的话表达了一种离奇的爱：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对自己祖国的激情！他坐下来了，我们足有半小时没有说话，他没有开口，我也没有吱声。一段沉默之后，他终于说了：“简，六周以后我要走了，我已在‘东印度人’号船里订好了舱位，6月20日启航。”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因为你做的是他的工作。”我细声地回答。
“不错，”他说，“那是我的光荣职责，也是我的快乐。我是永不出错的主的一个奴仆。我出门远游而不是由凡人指引的，不受有缺陷的法规的制约，不受软弱无力的同类可怜虫的错误引导。我的国王，我的立法者，我的首领是完美的主。我觉得奇怪，我四周的人为什么不热血沸腾，聚到同一面旗帜下来——参与同一项神圣的事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你那样的毅力。弱者希望同强者并驾齐驱是愚蠢的。”
“我说的不是弱者，想到的也不是他们。我只同那些与那些工作相同，并能胜任的人说话。”
“那些人很少，而且很容易找到。”
“你说得很对，但一经发现，就要把他们鼓动起来——督促和激励他们去作出努力——告诉他们自己的才能所在，又是怎么被赋予的——向他们的耳朵传送上天的信息——直接代表上帝，在选民的队伍中给他们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