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承袭了义勇队的某些旧章，强调只“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拒俄”作为首要任务。但当清政府横加镇压时，他们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以“鼓吹、起义、暗杀”作为斗争方法，主要活动为练习射击，进行革命宣传，秘密组织暗杀团等。随后又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称为“运动员”）。派往湖南的运动员有黄兴、陈天华、刘揆一，派往江浙的有龚宝铨，派往安徽的有程韵荪。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也先后回国，以讲学为名进行革命宣传。董鸿、王家驹等被派往南洋一带活动。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进入了反清革命的新阶段。就在义勇队解散的当日，一部分留学生曾经开会讨论：“（1）对日本政府当如何？（2）对俄罗斯当如何？（3）对本国政府当如何？”以确定当前主要敌人。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革命其可免乎？》、《革命制造厂》、《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等，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这一时代主题。这些文章说明，要想反帝爱国，必须反清革命，以革命伸张民权。他们愤怒地指出：“黑暗！黑暗！黑暗！谁使吾国民沉沦于十八层地狱者？则必曰：倾宗荡社，日事淫乐之宫中圣人；城狐穴鼠，贪叼富贵之王爷大学士也。”“今日国民不摧灭此积秽之傀儡场，不消灭傀儡场之权威，则无以伸张吾国民之主权”，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的提高，也反映在一些刊物基调的转变上。如1903年1月湖北同乡会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最初充满狭隘的乡谊观念，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其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第2期还登载了一篇题为《宪政评议》的文章，说维新变法是“文明之母”，并推崇日本明治维新，但由于“拒俄”运动的推动，它从第3期起便增强了革命的声调。稍后，它更易名为《汉声》，宣告势与清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这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具有鲜明的反清革命的政治主张。
许多知识分子在“拒俄运动”中间，特别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实现了自身的革命转变。徐锡麟痛恨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资助军国民教育会进行拒俄斗争，他自购短枪，画沙俄侵略者为靶子，每日练习射击，誓为祖国杀敌。黄兴本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影响，“拒俄”运动失败，使他“焦急万状，咯血斗余”，叹息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病愈后积极参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情况正如吴玉章所回忆的那样：“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
同时，也正由于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回国运动，又直接促进了国内各地革命风潮的发展，和一些革命团体的成立。江浙的光复会和湖南的华兴会的创建都得力于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就是明证。
邹容撰写《革命军》
邹容是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鲁迅对其所著的《革命军》一书高度赞扬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邹容，原名绍陶，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一个大行商家庭。6岁上私塾，几年之间，已熟读九经、《史记》和《汉书》。12岁时，他第一次参加县童子试，因对八股试题不满，当场顶撞主考官，愤而退场。父亲劝他以科举求功名，他却说：“臭八股儿不愿读，满场儿不爱人，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
戊戌变法期间，邹容接触到维新变法的进步书刊，心中埋下了革命火种。1898年，邹容为追求新知识来到重庆，向日本人学习英语和日文，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日本明治维新史事，思想上萌发出革新要求。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遇害，邹容非常悲愤，把谭嗣同像悬挂座旁，并题诗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逾年，邹容在重庆就学于经学书院。他不为训诂词章所束缚，放言无羁，“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对封建统治思想大加抨击，结果被书院开除。1901年夏，邹容步行上千里到达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当道者竟取消他官费留学资格。但邹容不为封建淫威所屈服，决心自费去日本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秋，邹容毅然来到上海，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学习日文，为出洋做准备。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中国留日学界革命思潮活跃。邹容刻苦攻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以及有关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意志。在日本，邹容积极投身到留日学界的各种斗争中去。1903年春节团拜会上，他登台演说，“大倡排满主义”，号召反清革命。此后，凡留学生开会，他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
邹容和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一再遭到清政府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的非难和破坏。为了教训这帮败类，1903年3月31日，邹容和一些战友，借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生奸私事，闯进姚的住所，揭露其丑行，厉声痛斥说：“纵饶尔头，不饶尔辫发”，随即剪下他的辫子，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邹容等人的正义行动，打击了清廷派驻日本官员的反动气焰。在“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的思想指导下，邹容把主要精力用在鼓吹革命的宣传工作上，着手编撰《革命军》一书，力图以此唤醒同胞，但由于“除辫”事件邹容遭到迫害，被迫中止写作，离开日本回国。
1903年4月，邹容回到上海，很快加入爱国学社，结识了章炳麟，两人成为忘年莫逆之交。邹容在爱国学社内，奔走呼号；张园集会，更是“慷慨陈词，旁若无人”，“渐为国人所注意”；他积极投身拒俄斗争，参加拒俄义勇队。5月，他又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然而，邹容的最大功绩是在拒俄斗争中，继续完成反清革命的大作《革命军》。
《革命军》在4月间全部脱稿，5月由友人集资交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炳麟为之作序。它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苏报》介绍该书说：“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章士钊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说：“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奢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一教科书也。”
《革命军》一书约两万余字，共分7章。它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调。严密的逻辑，通俗浅显的文字，从革命的正义性谈起，对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方法和革命的前途，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在这本书的《绪论》里，邹容歌颂了革命事业的神圣伟大及其历史意义。他以饱满的激情写道：“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日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为实现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愿四处奔走，“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认为革命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他向人们呼号：“嗟呼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邹容论述了革命发生的原因。他问：“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国之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拥戴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邹容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根据，对清王朝压迫各族人民的情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他在揭露清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时写道：“乾隆之圆明园，已化为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他在揭露清政府的严刑酷法时指出：清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入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而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日满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他还追溯历史，指出了满洲贵族对人民的残酷屠杀，“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想当日即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满人铁骑所至，屠杀虏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邹容对清政府统治下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备受压迫剥削的境况，深表同情。他写道：“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邹容虽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要求，但他看到了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映了农民的深沉苦情，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对清王朝的投降媚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邹容进行了无情揭露，指责清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者也”。他指出：东三省是满洲贵族发祥地，但“今乃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连老祖宗的坟地都拱手奉人，这样的政府，还能保卫整个中国吗？
总之，邹容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灭国灭种”的险境，清政府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大敌，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敌；清政府自甘于沦为“洋人”的奴隶，还要强制人民成为奴隶的奴隶。他指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
为了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邹容用三章的篇幅，详尽地探讨了革命进行的方法，提出了“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主张。
所谓“革命之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使人民认识到：（1）“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2）“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3）“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从而要求人人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概”；“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这样，才能“复我天赋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