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必剖清人种”就是要分清敌我，内有所结，外有所排。他愤怒地说道：“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翻译，于地球各国人之下。”邹容关于“剖清人种”的论述，虽然是从资产阶级的种族观出发，其主流却体现了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对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反动政策的强烈不满，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所谓“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就是要人们起来反对“忠于君，孝于亲”等封建伦理，他剖析了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他大声疾呼：“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革命军》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邹容仿照美国的模式，制订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推翻清王朝统治，在新的政权下，全国人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权利，也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二是实行议会制度，各府州县都选举议员，总统“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三是仿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中国的宪法和法律。
最后，邹容号召人们“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革命军》在上海问世后，“不胫而走”。为了躲避清政府的封禁，革命派用变换书名的办法，在国内外不断重版，如陈楚南、张永福在新加坡更名为《图存篇》，香港《中国日报》社改名为《革命先锋》，上海重印时改为《救世真言》，冯自由在日本把他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题称《章邹合刻》。《革命军》一版再版，销量占清末书刊的第一位。
《革命军》启发了人民的斗志，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许多爱国志士，在《革命军》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如著名的武昌起义烈士彭楚藩，读了《革命军》诸书，坚定了反清的革命信念。著名的革命志士吴樾，读了《革命军》后，由改良主义者转变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评价说：“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革命军》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1903年夏，《苏报》因先后发表邹容的《革命军》及章炳麟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一系列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触怒了清朝当局，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苏报》被封。
章、邹在会审公廨上坚持斗争，宣传革命。清政府要求“引渡”未遂。次年章炳麟、邹容分别被判处监禁三年和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狱中。年仅20岁，离出狱之期仅70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
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死将其灵柩运到上海华泾乡安葬。1912年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陈天华出版《猛回头》、《警世钟》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母亲在他大约10岁时去世，哥哥是个终身残废，他的家境一直清贫。幼年时代的陈天华，过着无人抚育的半流浪生活，15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陈天华在入学前，跟着父亲认识不少字，后又涉猎过一些进步书籍，“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他尤其喜爱弹唱小说，《西游记》、《封神榜》、《陶澍私访南京》等书，偶有所得，爱不释手，他还摹仿着写通俗小说、山歌小调，为后来从事革命著述打下基础。
1896年，陈天华随着父亲来到新华县城，做小贩维持生活，后进入资江书院就学。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式的新华求实学堂。他人学后第一篇作文，名为《述志》，他畅快淋漓地写道：“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变定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反）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教习读了《述志》，高声叫绝，批语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把他取为一等第一名。他决心投身于挽救祖国危亡的革新实践，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要以笔为武器，警醒国人。
1903年初，陈天华由求实学堂资送日本留学，人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时值沙俄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其它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而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陈天华异常愤慨，当即投入留日学界的爱国革命运动，啮指写血书数十封，“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堂校，读者莫不感动”。他与杨守仁等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书刊，宣传民族革命。在拒俄运动中，他报名参加义勇队，在本部任办事员。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他被推派为“运动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他参与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后，逃避日本，参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建立，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负责起草会章及文告。著名的《革命方略》即由陈天华执笔。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他又参与编辑和撰稿，直到1905年12月愤世投海为止。
在陈天华短暂的一生中，他以满腔激情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最近政见之评决》、《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治》、《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等小册子和文章，《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
《猛回头》和《警世钟》，写作和出版于1903年下半年。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以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通俗流畅的文笔，生动犀利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悲愤真切，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催人警醒，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在《警世钟》一开头，陈天华就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提出了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他写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陈天华一面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一面指责清政府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丑行，他针对反对势力和某些糊涂人，“说瓜分是一句假话”的谬论，驳斥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的多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外反动派之间的主奴关系，提醒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反对清朝统治。
陈天华热情宣传敢于藐视敌人的思想，号召同敌人血战到底。他在《猛回头》中写道：“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在《警世钟》中也写道：“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元可亡的理！”他振臂疾呼：“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
《猛回头》和《警世钟》还提出了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和方法。他认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人民的事，不能只靠少数人进行，必须全民动员，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四万万人“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敌人也能战胜。他要工、农、兵、学、商、青、妇各界都行动起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敌人就会“四面受敌”。他认为，要战胜帝国主义，就要学习外人的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指出：“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指报仇），不学断不能报”，“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话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
陈天华提出了反清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指出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因为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满朝权贵全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他提醒读者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样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他在进一步揭露清政府“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卖国罪行时又说：“从前赔款数次，差不多上十万万了，此次（指《辛丑和约》）赔各国的款，连本带息，又是十万万，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是出不起来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炮台削了，本国的军营请各国来练，本国的矿产让各国来开，本国的铁路听各国来修，还有那生杀用人的权柄都听各国指挥。列位，你看满洲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们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十八省中，愁云黯黯，怨气腾霄，赛过那十八层地狱，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他论证了国与家、生与死、个人与社会、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最后，他号召大家：“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流芳。”在《警世钟》的结尾，陈天华展望祖国的美好远景：只要大家“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发表，震撼了全国。各地传遍了陈天华精心创作的血泪歌词：“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唱者怒发冲冠，听者热血沸腾。《猛回头》、《警世钟》的发行量也十分可观，重刊达10余次之多，散至全国各地。在湖北，革命派设局印刷，军营流传着各种版本。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以此为政治教材，送给新兵。在湖南，各学堂亦集资翻印，“备作课本传习”。总之，自这两本革命读物发行后，军界学界首先为之轰动。
《猛回头》、《警世钟》给予中外反动派极大的冲击。该书在租界里广为流传，侵略者“为之心悸”。清政府虽一再明令禁止，仍无法阻止它的流传。1906年，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四处公开演说《猛回头》。金华县令惊恐万状，将曹惨杀，出告示诬称《猛回头》为“逆书”，实行严禁，大肆恫吓说：“阅者杀无赦，以阿狗为例。”但禁者自禁，反而使两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