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百年沧桑。中华民族是在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北京的耻辱中渡过1900年的。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沉睡的中国，一个在列强进攻下屡战屡败的中国，一个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清醒的中国，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伴随着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它经历了衰败、动荡、图存、救亡与奋进、崛起的过程。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胜利。所以，学习、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可以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物的本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可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中起到应有的启迪作用。
《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是一部记述20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型史学著作。要系统地反映上述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巨变，即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的主旨之一。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大家若能通过我们对20世纪的回顾，获致一点展望新世纪的真知，我们劳而无憾。
周鸿朱汉国1999年12月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比较保守，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1907年秋，湖南绅士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预备立宪公会在京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上奏，力陈开国会之必要。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在各省发动时，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董事会讨论时未能通过。后来见各省纷纷派代表入京，始对请愿采取积极态度。1908年7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窃谓今日时局，外忧内患，必有旋转乾坤之举，使举国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是转因慎重而致杭轭。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三年后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表示不满，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经常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划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它一直维持到1911年。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清政府“预备立宪”
清廷从1901年起，推行“变法新政”后，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结束。以此为契机，资产阶级改良派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胜俄败，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败，中国要摆脱困境，只能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也先后奏请“变革政体，实行宪政”，敦请派亲信有声望的大臣游历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归国，力陈只有实行宪政才能巩固统治，否则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革命亦无法避免。
经过反复筹商，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次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的预定计划，下诏进行官制改革，著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户部尚书戴鸿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同时令各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协助，由庆亲王奕勖、军机大臣瞿鸿被、孙家鼐总司核定。6日，在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于是围绕官制改革，内外亲贵权臣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新官制：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中央共设11个部，其中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刑部改为法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前，事归陆军部代理；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次日，清廷重新任命了各部院大臣。按清朝旧例，中央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以示名义上的对等，而这次京官改革在“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幌子下，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满族权贵的势力。除军机处仍控制在皇族手中外，中央11个部的尚书，汉官5人（外务、吏、法、民政、邮传），满官5人（度支、礼、陆军、农工商、理藩），蒙古1人（学部），如加上外务部的管部大臣及会办大臣满族官员2人计，则13名大臣中满族亲贵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而满族亲贵又控制了陆军、度支、外务3个最重要的部，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由清一色的满人把持（初仅汉官陈雨苍任度支部右侍郎，但不久亦由满人宝熙代理）；且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
1907年7月，清廷开始地方官制改革，令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等。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试行，其它各省则限15年一律办齐。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又特规定：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以收回各督抚的军权；度支部派清理财政监督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财权；且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其实权。
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为了应付部分督抚和立宪派的请求，清廷又改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达寿赴日，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考察宪政；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要求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鉴；又命各省筹备谘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
1908年，清廷颁行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资政院院章》。1908年8月，奕勖奏呈宪法大纲、议院选举各法以及逐年筹备事项；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自本年起，以9年为期（至1916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正式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内容有14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率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人民义务的有9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规定了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和自由。这个宪法大纲纯抄自日本宪法，而关于君主大权的规定又超过了日本天皇，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慈禧死前指定醇亲王载沣的3岁幼子溥仪继皇帝位，改元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上台即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同时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令其回河南老家“养疴”，然后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为掩饰皇族集权的真面目，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省除新疆暂缓外，同时召开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按规定各省谘议局以“采取舆论”，“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资政院储才”为宗旨；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以议员定额2/10为常驻议员，均由议员中互选产生；议员用复选举法选出，任期3年；每年农历九月起开常年会一次，会期40天，临时会期20天。但各省谘议局只是各该省督抚控制下的咨询机关，而非真正的民意机关。清廷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谘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监督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若谘议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得奏请解散”。谘议局只有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等事件之权；而且议定后仍须要“呈请督抚批准”，才能执行，谘议局不但无权监督地方行政，反而要受各省督抚的监督。
然而事与愿违。本年常会开始后，各地选出正副议长63人，不少立宪派的骨干取得了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等要职，如江苏的张謇、奉天（沈阳）的吴景濂、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闿等均当选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佑、四川的罗纶等当选为副议长。这样，谘议局就成了立宪派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武昌起义后，不少省份的谘议局又成了策动该省督抚反正、宣布独立的重要机构。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会。按规定资政院以钦遵谕旨，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设总裁2人，以王公大臣“着有勋劳通达治本者”特旨简充；副总裁2人或4人，以三品以上大员“着有才望学识者”特旨简充；议员分为“钦选”和“互选”（即“民选”）两种，各100名，凡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为钦选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经督抚复核谘送者，为互选议员，均任期3年；每年一次常年会，会期3个月，临时会期一个月。资政院有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或修订法典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件等权。但它议决的事项须“具奏请旨裁夺”方可生效，实际仍是清政府的御用工具。
如本次常年会，议了3个月，除了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凡触及清统治利益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但立宪派却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把原定要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迭向资政院和载沣上书，请求速开国会。10月22日，资政院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要求的专折。25日，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
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于11月4日发出谕旨，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定于1913年（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勖（宗室），协理大臣为大学士那桐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为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由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13个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原先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骗局彻底破产。与清廷的愿望相反，“预备立宪”的结果，不仅未缓和任何矛盾，反而使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皇族”不仅未能“永固”，相反地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立宪官制改革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第一步，是实行官制改革。1906年9月2日，清政府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的原则，颁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谕旨称：“昨日有旨宣示，急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更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悉无遗，庶几推行尽利。”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等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并命除袁世凯之外的各总督派司道大员至京随同参议，最后由奕勖、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