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什么我们认为金融业利润高？
金融业利润高是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为此，我们用了六组数据，从国际、国内比较，从利润比重和利润率两类指标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论证。尽管如此，还是会受到质疑。
有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业的高利润是“虚高”，“利润当期性和风险滞后性”的行业特征使得银行盈利看起来很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业利润过高仅仅是周期性、阶段性的短期现象，长期来看银行业利润并不高。若将时间窗口向前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并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甚至是微利水平。所谓的银行业高利润仅仅是由于人们分析问题的时间视角太短而得出了有缺陷的、甚至是片面的结论。
以上两种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将银行业高利润视为一种“幻象”或“假象”。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种观点描述的均是事实，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银行业利润过高这一问题。不过，这并不对本书金融业利润过高这一基本判断构成挑战。
本书对金融业利润过高现象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创新要素配置的视角。考虑到人们的决策习惯，无论是所谓的虚高利润，还是所谓的短期的、暂时的高利润，它们对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影响都几乎与真实的高利润、长期的高利润一致。“幻象”产生了与“真实”一致的资源配置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企业决策的信号主要是会计利润，而不是所谓的更合理的利润指标。何况，后者也有其弊端。二是个人和企业决策的时间视角从来就很难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企业的平均寿命，更难以达到二十年及以上的时间跨度。由此可见，要求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们从长期视角看待银行的利润问题，的确是有些苛求了。
六、如何看待金融业利润增速下降？
金融业利润增速已经显著下降。2014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仅增长9.65%。随着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金融业利润增速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那么，如何看待金融业利润增速下滑？它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攫取性”会自动消失？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加快改革，推进金融体系实现从攫取到共容的转变？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攫取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利润格局已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只要金融业利润增速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速，金融业的“攫取性”就将进一步加剧。尽管2014年金融业利润明显下滑，但实体经济利润增速下滑幅度更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仅为3.3%。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利润失衡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进一步恶化。
其次，即便金融业利润增速下滑至大幅度低于实体经济利润增速的水平，金融体系的“攫取性”也可能仅仅是形式上消除了而已。在此，有必要区分金融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原因。如果背后的驱动因素仅仅是经济周期或金融周期方面的因素，便只是形式上消除了而已，一旦经济好转，金融体系的“攫取性”便会再度显现。如果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周期外，还有利率市场化、放宽市场准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一系列退出“金融约束”的改革举措，则可以在实质上消除“攫取性”。
最后，要在金融业还保持一定利润增速时，抓紧推动金融改革。一方面，这可以让金融业的利润吸收改革的成本，避免改革成本大量溢出至金融业以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金融稳定。坐等金融业利润下滑至与实体经济平衡的水平而不通过合理的改革主动调整，等来的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高成本的危机救助。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这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从攫取到共容：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该章概括了金融中心主义、金融合作观和金融竞合观三种金融观，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除了相互合作外，还具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具体体现为在生产要素、利润、政策、企业决策行为等方面的竞争。根据金融竞合观，本章将中国金融体系概括为低效率、“攫取性”金融体系，提出了金融改革的一维模型、二维模型和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阐明了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本文第二章为“‘攫取性’金融体系”。该章首先论证了金融“发展过度”与金融“发展不足”的并存，并讨论了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为“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具体体现，即金融业利润过高、金融从业者收入过高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过高。
本文第三章为“金融诅咒”。该章讨论的是“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危害，概括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五种作用机制——“虹吸效应”、侵蚀效应、利益集团机制、公司金融机制和金融不稳定机制。其中，在分析“虹吸效应”这一金融诅咒的主要作用机制时，我们区分了资源配置的两个环节——初次配置和再配置，讨论了金融在再配置环节的“乘数效应”和“漏出效应”，并将“虹吸效应”界定为初次配置环节的扭曲。
本文第四章为“‘攫取性’金融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该章讨论的是中国金融体系蜕化为“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的“攫取性”金融体系的症结归为金融约束制度（以利差保护、准入限制和资产替代限制为三大政策支柱），初步判断中国“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形成时间在2008年左右。
以上讨论的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两者的竞争性。第五章和第六章则讨论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即合作性。
本文第五章为“竞争不足、隐性担保与金融低效”。该章讨论中国金融低效的原因，认为竞争不足和隐性担保分别是金融低效的金融层面和非金融层面的关键原因，其中竞争不足包括三个层次：银行体系内、银行与资本市场、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隐性担保包括对产业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的隐性担保。
本文第六章为“金融风险”。讨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现状、成因及不同情境下的抗风险能力。
如果说第二章至第六章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分析和诊断的话，那么第七章至第九章便是我们开出的药方。
本文第七章为“金融约束制度的退出：金融体系内的改革”。从金融竞合观的视角讨论了金融领域的具体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放宽市场准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等。
本文第八章为“隐性担保的退出：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重点从祛除隐性担保的角度来讨论金融改革的配套改革或政策，包括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等等。
本文第九章为“互联网金融”，讨论了互联网金融对于金融改革，对于中国金融体系从攫取到共容的作用。
写作本书的基本动因有两点：首先是近些年来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失衡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其次是作者长期以来从事金融问题的研究工作，近些年来又有很多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解实体经济的情况，也算是有感而发吧。
本书写作过程中，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的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们是陈道富、陈宁、吴庆、雷薇、郑醒尘、张丽平、田辉和薄岩。书中的许多观点正是源于与他们思想碰撞所形成的火花。初稿形成后，中财办的方星海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张承惠、巴曙松、陈道富、刘培林和张永生研究员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设性评论，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书稿。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感谢海通期货的吕晓岚，恒泰证券的李玉蓉，浙江大学的贲圣林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福重教授，中粮集团的王义发，成都农商行的袁钦，申万宏源的范为博士，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赵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实习生于莹、李世峰，四川大学科技金融与数理金融实验室硕士研究生阳倩、王彬。他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帮助。
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彼得·罗兰教授。他们欣然应允为本书撰写推荐序。
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比较》副主编吴素萍女士，《比较》工作室编辑孟凡玲女士和包敏丹女士。没有她们的辛勤付出，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