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经文经过苏非学者的注释，后来成为神秘主义的经典根据，这类经文的隐秘被认为并非人人皆能通晓的。例如经文说：
“我比你们更临近他，但你们不晓得”（56∶85）；
“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50∶16）；
“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启示的”（42∶51）。
在这些隐秘的经文中，被认为最著名的则称为“光节”的经文（24∶35）。
第四类经文是关于“他们确信自己必定见主，必定归主”（2∶46），从而成为苏非派所主张的神秘的人主合一的经典根据。这类经文很多，其基本点就是表述真主是“唯一的归宿”（42∶15），“最后的归宿”（3∶28），人必定“返本还原”（7∶29）。
总之，《古兰经》的内容并不限于上述诸点，这里仅是撮要述之。
四《古兰经》的诵读
《古兰经》作为宗教经典，不只是为了使穆斯林的信仰和履行宗教职责有所依据，也为了便于他们经常诵读，经文的韵律和结构完全反映了这一点。
穆斯林在诵经前，按教法规定，除应作净外，还需诵读被称为“以安拉求护句”的经文，〔29〕祈求真主保佑，以防恶魔干扰和引诱。〔30〕“这是古今东西教徒皆奉行”的一个信条。〔31〕
《古兰经》的每一章的章首（除第九章）均有“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的经文，阿拉伯文称它为“太思米叶”（原意为“称谓”或“命名”），指举安拉名的“称名句”。事实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前的偶像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如献祭）时，即念诵其信奉之耶和华或偶像之名，穆斯林念诵“太思米叶”多少与此相似。这句经文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除献祭外，它还是任何活动的用语，也是教徒立誓、宰牲、祈祷等等的惯用语，甚至虔诚教徒于饭前也念诵它。
根据诵经的规定，教徒于每次礼拜时，均应诵读首章（第一章）7节经文。诵毕首章后，必须念一声“阿敏”（或“阿门”），意即“主啊！请答允我的祈求吧！”〔32〕该词在《古兰经》中虽未见诸文字，但它却为教徒所普遍奉行。其他宗教，诸如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有类似的祈求词，这或许可以追溯到古闪族的原始宗教，是它的残迹在一神教中的再现。
《古兰经》同样规定礼拜中诵读经文，“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音调应当适中（17∶110）。
为便于教徒日常诵读经文并对《古兰经》的基本诵读知识，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经学家对经文进行分类研究，并在经文的边页上注明诵读中应予注意的标记。
根据经学家研究，经文的结构大致分为以下8类：
1.字母。经学家对经文字母作过详细统计。可能所依据的经文版本有别，经文字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3〕
2.词。由于经文字母不同，经学家所统计的经文单词数字也不统一。〔34〕
3.节。系经文的基本单位。每一章均有长短不一，多少不等的经文。由于定本流传的地区不同，经文节数也不尽相同。〔35〕
4.章。一般通称为“苏拉”。《古兰经》共分114章。长章（如第2章）有286节经文，短章（如第108章）仅3节经文。章有章目。各不同版本的章目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如开罗版《古兰经》第40章和第76章章目分别为“宥怒者”和“人”；而大马士革版则为“穆民”和“光阴”。〔36〕
5.跪拜或叩首。《古兰经》有关跪拜或叩首的经文边页上，一般均有边注标明教徒诵读该处经文时应叩首，虔诚教徒听到这些经文时也应叩首；〔37〕若不便叩首或未作小净不能叩首时，按教法规定，应事后补之。
6.卷。经文共30卷。有时，抄本或石印本各卷自成一书，共30本。这种划分是供虔诚教徒自主地于斋月中每天诵读一卷使用，也是以前埋葬哈里发或显贵要人的清真寺或墓室里，供30名专职的阿訇或诵经家各人诵念一卷之用。〔38〕穆斯林引用《古兰经》时，通常不是用章，而是用卷。每一卷又分为1/4、1/2和3/4三种情况，它在《古兰经》上均有边注标明；经卷的这种划分，也是为了便于诵读。
7.“段落”。“段落”相当于“篇”，它是《古兰经》的1/60的称谓。即整本经文分为60段落；每两个段落为一卷。目前，这一划分办法已不使用。但有的经文边注上仍标明它。每个段落也分为1/4、1/2和3/4三种情况。
8.曼吉尔。曼吉尔原意为“居室”，这里指经文分为大致相等的7个“单元”（或部分），每一单元为一个曼吉尔。作此划分是供虔诚穆斯林于一周内每天诵读一单元用。
一般认为，清真寺是适于诵读《古兰经》的地方；星期五，其次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是一周中诵读经文最吉祥的日子。尽管经学家对经文作了卷和曼吉尔的划分，但教徒平时诵读经文大致是40天诵读一遍《古兰经》。在某些时候，也有3天诵读整本《古兰经》的。
在诵读经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诵经学，这是一门关于诵读《古兰经》的专门知识和学科。
诵经学的确立是与阿拉伯语法的发展分不开的。早年的《古兰经》定本仅仅解决了经文内容上的统一，没有规定统一的诵读方法。由于阿拉伯文缺乏母音字母和标音符号，在经文诵读过程中，必然形成种种不同的读法。诵经家主要是根据世代相传的背记法诵读经文。随着语法学的发展和读音规则的确立，10世纪30年代，在经文本文的写法统一的基础上，伊本·木查希德（？—936年）主张已在穆斯林中流传的7种诵读法均为正确。〔39〕这一主张被后人接受，承认这7种诵经法为合法，这7种诵读法的创立人以后被奉为7大诵经家，其诵读法逐渐形成为7个诵经学派。他们的诵读法均有两名弟子（传诵者）专门录记。一般穆斯林依据7种诵读法的任一种均被认为合法。能背诵整本《古兰经》者，被称为哈菲兹，这常是对盲人背诵经文者的尊称。
五《古兰经》的注释
注释《古兰经》是哈里发帝国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宗教学术活动。为使穆斯林正确理解经文含义，对经文予以必要的注释，完全合乎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发展的需要。
首先，经文“下降”的年代，亲自听过经文的门弟子，它“下降”时的情况多少是了解的。随着门弟子、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的先后去世，后来的教徒，对经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产生歧义。这就有必要追溯经文“下降”的社会、时代背景，探讨经文“下降”的原因，联系对社会生活提出的种种亟待解决的课题，对经文作出时代需要的注释。
其次，某些隐晦或含混的经文，一般信徒难以理解其真实含义，这也是经文要求注释的原因之一。对此类隐晦或含义不明的经文〔40〕各教义学家或经学家或是力求作出自身的回答以别于其他人的注释；或是持回避态度，让教徒信仰此类经文的真实性而不必追究其含义。其实，这也是对这类经文的一种注释。其目的都在于解除教徒信仰的疑虑。
第三，经文需要注释，还在于《古兰经》中存在“停经”问题。经文“下降”前后经历20余年时间。其间，穆罕默德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和新创宗教本身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某些先降的经文已经过时而不再适应需要，不得不“下降”新的经文以替代过时的经文，需要“以一节经文掉换另一节经文”（16∶101），这就是“停经”问题。经学家必须研究、注释何节经文被废、何节经文代替被废经文、经文被废原因、经文被废节数等等。事实上，经学家们对被废经文的意见多寡不一，少者认为仅废5节经文，多者认为被废经文达500节。〔41〕
最后，还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伊斯兰教内部教派斗争或教义争辩的加剧，各派教义学家、经注家通过经文注释以阐述本派观点。这样，注释经文成为教派或学派斗争的内容之一，也是它们之间进行斗争的一种方便的手段。〔42〕正如艾哈迈德·爱敏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古兰经》注，都不免受当时学术活动的影响。《古兰经》注不啻是各时代的学术思想、宗教派别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缩影。”〔43〕
《古兰经》的注释，除神秘主义和现代主义注释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闻的注释”。它是以穆罕默德言行为主的注释。他的言行被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相传。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经文是天启，并非人的作品，这也包括并非穆罕默德本人的训诫或言谈，而是他对真主语言的转述。尽管如此，在经注家们看来，穆罕默德生前对天启的有关言行，无疑是对经文的最权威的注释。所以，对这类注释的转述或录记，是最初的经文注释的来源。它也是以后的圣训的主要来源。
第二类注释称为“意见的注释”。它是经注家个人对经文的研究和理解，并对经文作出的注释。然而，这类注释不是随意性的，它应根据古阿拉伯的风俗、习惯、诗歌等等作注，或是根据伊斯兰教的史实作注。由于注释反映经注者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各经注之间的区别往往很大，这类注释受到某些教义学家的反对。
第三类注释则是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说或《圣经》的注释为据进行的注释，称为“以色列式的注释”。由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思想上的同源关系，也由于穆斯林与这些宗教的教徒的接触、交往，以及一些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说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到穆斯林的思想中来。这反映在经文注释上的“以色列式的注释”。
这三类注释中，“传闻的注释”被视为权威。伊斯兰教史上，历史学家塔百里（838—923年）首先以圣训为史料注释经文，他的注释本往往为后世所沿用。〔44〕
就对经文的含义而言，注释亦可分为两类。即按经文的字面意义理解、阐述或注释的经文，与按经文的内在含义理解、阐述或注释的经文。前者系表义学派注释的一般方法；后者则系内学派注释的一般方法。王静斋说：“古兰经意义，有表有里，本译为供应一般读者明了回教本旨，仅依字面解其大义。至于有关道乘、真乘、超乘之深义，概不涉及。”〔45〕这里说的表里二义，或依字解义与诸乘之深义，即指此。
逊尼派伊斯兰教著名的经注家除上述塔百里外，还有札马赫沙里（1074或1075—1143或1144年）、拉齐（1149—1209年）、巴加维（？—1122年）、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巴达维（？—1282或1291年）、侯赛因（？—1494年）、加拉鲁丁·马哈里（？—1459或1460年）和加拉鲁丁·苏尤蒂（1445—1505年）〔46〕等；十叶派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有谢赫·沙杜格（？—991年）、赛义德·穆罕默德·拉齐（？—1209年）、沙菲（？—1289年）、绥鲁·瓦吉兹（？—1315年）〔47〕等。
六《古兰经》的翻译
最初，正统派教义学家反对将《古兰经》译成任何一种文字。他们认为，经文是天启，是真主的语言，翻译经文难以如实反映经文原意，甚而会歪曲经文，这无疑是亵渎真主语言；他们还顾虑这样做可能使信徒平日不再诵读阿拉伯文原文经典，从而失去应有的宗教功效。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的、特别是非穆斯林学者的译本不断出现，反对译经的呼声日趋微弱。目前，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许多穆斯林学者本身的译本。各种西方文字的译本的流行，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文字译本的出现，既便于非穆斯林了解经文的内容与含义，也便于那些不懂或不通阿拉伯文的穆斯林掌握经文内容、理解经文意义。显然，这样做对伊斯兰教自身的发展和传播也是有利的。
《古兰经》最早的翻译是956年萨曼王朝（874—999年）时的波斯文译本。欧洲最早的译本当为1143年英国人罗伯特和德国人海尔曼的拉丁文本，约于4个世纪后的1543年由西奥多·比布林德于巴塞尔正式出版；随后，它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荷兰文；1616年，斯奇威格于纽伦堡将《古兰经》译成德文；1647年，儒利叶于巴黎出版法文译本；其后有塞瓦里的法文版（1783年）以及1840年、1841年、1857年的巴黎版：俄文《古兰经》约于1776年由圣彼得堡（即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出版；最早的英文《古兰经》译本是由亚历山大·鲁斯从法文转译的（1649—1688年）；其后有著名的塞尔译本（1734年）；1861年，路德维尔按编年形式出版《古兰经》，其后又有不少版译本。除欧洲文字译本外，还有不少是穆斯林自身的东方文字的译本（如波斯、乌尔都、土耳其、马来西亚等等）。迄今，世界上已有65种语言551种版本的《古兰经》译本。
19世纪以来，西方开始对《古兰经》的学术研究，除进行种种必要的注释外，主要是企图解决经文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经文产生的时间顺序问题。此外，一些学者在对经文作历史解释的同时，从经文中析出穆罕默德的生平资料并由此作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1〕《古兰经》（4∶82；13∶31；44∶58等）。
〔2〕见附录二。
〔3〕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例言。上海，1946年，第1页。
〔4〕哲布勒伊来即基督教的天使长迦百利。其名仅在《古兰经》的麦地那篇章中出现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