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军的一个师团的参谋部，当时正驻扎在基什尼奥夫。师长就是秘密集社“幸福会”的会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将军。他在自己的各团队里，实行所谓兰卡斯特制的教练法，极力反对体刑。在普希金到达之后不久，奥尔洛夫就和拉耶夫斯基的长女叶卡杰林娜·尼古拉耶夫娜结了婚，据普希金的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妇女”。普希金受到奥尔洛夫将军一家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这儿认识了奥尔洛夫师团的许多军官，其中有不少非常聪明而有才华的人。像弗拉基米尔·费多谢耶维奇·拉耶夫斯基(与拉耶夫斯基将军并无亲戚关系)，就是这些军官当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也是“幸福会”的一个会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和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在俄国，他是第一个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人，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将这种宣传列为秘密集社的策略工作之一。
“幸福会”共分为两派：一派的中心在彼得堡，另一派的中心在南方的图尔钦，就是南方军总部的所在地。彼得堡的北方派，反映出了自由主义贵族阶级的情绪，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保持贵族特权和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宪法。比较激烈的南方派，则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完全取消贵族的特权，在政治权利上则是一切人民平等。
南方派的领袖是佩斯杰利上校。当他到基什尼奥夫城来的时候，普希金方在当地和他相见。一八二一年四月九日这一天，普希金在日记中写道：“我和佩斯杰利一同消磨了早晨的时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独创智慧的一个人。”
普希金又有好几次从基什尼奥夫到基辅省去，访问拉耶夫斯基将军母亲的富庶的领地卡曼卡村。她再嫁后生的儿子瓦西里·利沃维奇·达维多夫，是南方派的一个最活跃的分子，就住在当地。每年在十一月底时，秘密集社的所有会员就假借庆祝他母亲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为名，到卡曼卡来集会。普希金有一次偶然碰到这样的集会，并且又重新见到过去在彼得堡相识的雅库什金。雅库什金也是秘密集社的一个积极的活跃分子。
和当时这些卓越的革命分子的来往接触，对于普希金的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反抗情绪更加坚强起来，而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也给了他鼓舞。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那波里已经燃烧起革命之火，希腊也起来反对土耳其。普希金狂热地注意着希腊人民的起义，并且梦想自己也参加进去。
一般地讲来，普希金从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充满革命的激情。他写道：
你，狂风，暴雨，掀起巨浪，
摧毁那死亡的堡垒吧——
你，雷雨，那自由的象征，你在哪儿？
高飞过不自由的水浪吧！
在基什尼奥夫时，普希金写了一首革命诗《短剑》，号召实行革命的恐怖手段。他的另一首辛辣地讽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诗——《在鼓里长大的……》，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写成的。普希金还草成了一个剧本的计划，在这个剧本里写一个主人在赌牌时怎样输掉了自己忠心的老仆人；他又开始写一篇为了伟大的诺夫戈罗德城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传说中的战士——瓦季姆的诗篇。在表示个人对于政治的意见时，普希金也正像在彼得堡一样，丝毫不谨慎。秘密侦探们就向彼得堡报告，说“普希金公开地，甚至在咖啡馆里，不只是骂军官，而且还骂政府”。
普希金虽然在观点上和情绪上，接近秘密集社，但他并不是它的一员。后来那些在革命运动史上以十二月党人闻名的许多人，从没有一个人把秘密告诉普希金：一方面是大家都害怕他的轻率和不谨慎，另一方面是大家都爱惜他的伟大的天才，认为他用他的笔就足够为他们的目的尽力了。
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友们，都尽力为他设法，想将他从基什尼奥夫调到另一个文化较高的城市里去。正在这时候，一位有教养的人物沃龙佐夫伯爵被任命为敖德萨总督。由于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斡旋[1]，外交部长就把普希金从基什尼奥夫调到敖德萨去，而沃龙佐夫也同意做他的保护人，并给他的天才以最适宜的发展条件。
普希金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了基什尼奥夫，首途到敖德萨去。沃龙佐夫伯爵非常殷勤地招待他，并邀他常去看他，介绍他和自己美丽的妻子叶丽萨威塔·克萨威里耶夫娜认识。在普希金的前面，又重新敞开了他所喜欢的上流社会的大门。
普希金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他在沃龙佐夫伯爵的办公厅供职，每月的薪俸不过五十八卢布多一点。由于普希金不善于节省，在他生活的那种阔场面中，这一点儿钱当然是不够的。
环境又逼得普希金走上一条在当时贵族作家认为新而又不屑走的路。在普希金所属的这个有钱的贵族社会中，靠自己的文艺作品来卖钱，被视为是件可耻的事。这就等于说是“出卖灵感”。普希金坚决地反对这种贵族的成见：“灵感不能出卖，但可以出卖文稿”，——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普希金在南方时，写了很多的东西。这时候，正像他自己所承认的，“因为拜伦而发了狂”。
他的《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强盗兄弟》等诗篇，都是在拜伦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并且描绘出了许多具有狂烈的热情和深刻的体验的忧郁魅人的英雄人物来。在当时，醉心于拜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普希金用美的诗句和充满了华丽与明显的艺术画面而写成的诗篇，曾获得很大的成功。批评界狂热地赞扬他，读者把他的诗都熟记在心里。普希金的名声一年一年地增长起来。当在敖德萨时，他就开始了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到敖德萨来访问普希金的许多基什尼奥夫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愈来愈阴郁和易怒了。他和沃龙佐夫伯爵的关系，非常不融洽。在当时的俄国行政长官中，沃龙佐夫伯爵是以自己的教养、精力和才干出名的。但他是个阴谋家和极端的自私自利者，冷酷而又背信，充满了烦琐的自尊，爱阿谀和谄媚。在沃龙佐夫的衙门里，普希金只是一个小官，但他却保持着独立的身份，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肯阿谀沃龙佐夫，不像其他那些专门挑选的训练优良彬彬有礼的青年官员们那样讨他喜欢。沃龙佐夫开始对普希金表示出冷淡和傲慢。
一八二四年五月，沃龙佐夫把普希金当作自己衙门里的一个属员，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委任状，派他到各县去搜罗有关发现蝗虫的消息，并设法把它们消灭掉。普希金差不多气得发疯。这就是说，沃龙佐夫想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官吏。普希金想拒绝这个任命。他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这样做。普希金就动身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据说他向沃龙佐夫作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飞蝗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讯。
普希金立刻就提出了辞呈，决定此后靠文学写作生活。
流放者的不自由的生活，沃龙佐夫的压制，由于检查制度而无写作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逐渐使得普希金决意逃出俄国。他准备乘船潜逃到君士坦丁堡去。有几个朋友帮助着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个逃跑的计划最终未曾实现。
因为普希金是在外交部正式供职的，他的辞职书就转呈到彼得堡去。可是同时沃龙佐夫也没有忽视这件事。他接二连三地送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的谍报到彼得堡去。他极力想使政府相信：敖德萨的社会对于普希金是绝对危险的，它能使他沾染上“迷误和危险的思想”，最好让普希金远离开他的崇拜者的阿谀，因为这些人搅昏了他的头脑，使得这个年轻的人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实“当时，他不过是拜伦爵士的一个浅薄的模仿者，至于这个作家也很少有益处可说”。
普希金静候着辞职书的批准。但在他头顶上的乌云，是愈来愈浓密了。莫斯科的警察局截留了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因为他在这封信中写了一些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话。同时沃龙佐夫也接到彼得堡的命令：普希金行为不端，立即撤职，并押送到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交由当地长官监视。当人家把沙皇的命令拿给他看时，普希金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命令的严厉，也使得他所有的朋友感到惊讶和愤慨。一八二四年七月三十日，敖德萨的卫戍司令就把普希金解送到普斯科夫省去了。
【注释】
[1]屠格涅夫(1784—1845)，史学家及作家。
四、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普希金启程了，按照官厅的命令，沿途任何地方不得停留，这样在八月九日他就到了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在这个乡村里，他和他的唯一的伴侣老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寂寞地度过了将近两年。他早晨起身后先用冷水洗澡，然后就坐下来写作。午饭吃得很晚，饭后出去骑马，晚上因为烦闷就独自一个人打弹子，或者是听老奶娘讲故事。有一次他愉快地写给他的朋友们道：“那些故事是多么美丽迷人呀！每个故事都是一篇叙事诗……奶娘——这就是塔吉雅娜的奶娘的原型[1]。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我才不寂寞。”
偶逢节日时，普希金有时就穿上俄国式的红衬衫，腰里扎一条皮带，到邻近的圣山修道院的市集上去，和盲目的乞丐们坐在一起，听他们唱关于拉撒路[2]或是圣者阿列克谢的歌，并且还把它们记录下来。
普希金和邻近的地主们不相往来，只结识了邻村三山村的女地主普拉斯科维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奥西波娃。她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却非常有教养和聪颖。普希金非常爱她，终生都和她保持着友谊关系。
普希金因为忧郁和寂寞而苦恼着。他一向是喜欢热闹、活跃、上流社会和紧张的智慧气氛的。他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出来的信都写满了这一类的话：“我得了忧郁症，我的头脑里一点儿思想都没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对于我是太气闷了”，“我们这里时常下雨，刮风，树林喧响着，喧闹而又寂寞”等等。他心里极端怨恨政府不断的迫害，把他从这个地方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在普希金的面前，又重新浮现出那个作为唯一出路的逃到外国去的思想。可是这一次他的计划也没有能得到实现。
一八二五年正月中旬，普希金在学校时代的老同学伊万·伊万诺维奇·普希钦[3]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来探望他。他是清晨到的。普希金从窗里看见这位老友的来临，还没有穿好衣服，他只穿着一件睡衣就冒着严寒去迎接。他们两个人都因为这次相见异常地高兴，普希钦带了一本格里波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的手抄本[4]，给他的朋友作礼品。在午饭之后，他们就坐下来朗诵这个剧本。
他们的谈话也涉及到秘密结社。普希钦是秘密组织北方派中的有力的分子。在这之前，他是把自己参加秘密集社的事情瞒着普希金的。现在他隐约地暗示了他：他是秘密集社的一员。普希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回想起他在基什尼奥夫时代的朋友拉耶夫斯基少校，被监禁在季拉斯波尔斯克堡垒里已经五年了，但他们从他的嘴里逼不出什么口供来。
“不错，这一切都和拉耶夫斯基少校有关！”普希金叫道。接着他平静下来，又补充说道：“不过，亲爱的普希钦，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
他们一直坐着谈到深夜。普希钦的马已经备好。两个朋友互相拥抱话别——从此就永远分别了。这一年的年底，就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之后[5]，普希钦被逮捕，流放做苦役去了。
乡村中的那些平静而寂寞的生活的岁月，对于普希金的创作是非常有益的，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他这样写道：“我觉得，我的智力已达到了全熟的程度，我可以创作了。”
一八二四年十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了他在南方就已经开始的长诗《茨冈》。他在这个村子里，又完成了一部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大作品——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在这之前的俄国文学中，是无所谓悲剧的。剧场完全是靠了“俄国拉辛们”[6]所写的一些小玩意儿来维持场面，——这都是些模仿法国伪古典主义形式而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作品。普希金主张要把戏剧推动到莎士比亚所开辟的道路上去。他写道：“我坚决地相信：我们陈旧了的戏剧形式，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就按照我们鼻祖莎士比亚的体系来写自己的悲剧。”“我模仿莎士比亚的地方，是在他对于人物的自由与宽广的性格描写，是在于典型的平凡而单纯的配合，以及朴素性……”，“我深信，对于我们的戏剧最适合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原则，而不是拉辛悲剧的宫廷风习”。“时代的精神，需要在话剧舞台上有很大的转变。”
一八二五年秋天，普希金完成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他对自己高声朗读了一遍，然后拍手高兴地叫道：“啊呀呀，普希金啊！啊呀呀，你这个狗崽子啊！”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时候，普希金继续写作在敖德萨就已经开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完成了第三章，开始写第四章和第五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中旬他花了两个早晨的工夫又写好叙事诗《努林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