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农问题，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中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富农政策问题的理论，是他领导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探索中国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地讲，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大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资料和资金，经常以雇工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他们与地主的区别是自己参加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⑴而中国的富农，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又具有其特点。一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性质，他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还兼放高利贷。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从个体小农经济中分化产生的少量富农经济，力量十分单薄，不可能冲破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多重束缚，所以，造成他们的畸形状态。二是这种富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5％，占有10％～15％的土地。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富农占其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富农经济在整个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富农剥削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剥削方式。
但由于富农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处于中农和地主之间，对富农的政策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能否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满足无地和少地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对富农的政策还牵涉到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和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土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发表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他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介于“大地主”和“自耕农”之间的“小地主”阶层。毛泽东认为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11％，“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有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其血统与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小地主”，实际主要就是指富农，但也包括了小地主。毛泽东勾画了他们的基本轮廓和政治倾向，为指导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农民运动提供了初步的阶级分析。
1927年3月，毛泽东在对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之后，第一次提出“富农”的概念。他认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对于农民运动，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大革命失败前后，根本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也就成为一个急切的问题。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确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而实行“减租”。毛泽东对此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⑵而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⑶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阶级路线。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富农和小地主做了区分。
总之，在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农民运动还只是初步开展起来，土地革命基本上尚未实行。但是站在第一线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农村革命的阶级路线问题。他不是一般地提出贫农是主力、中农必须争取，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而是具体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特别是一开始就注意到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富农政策的重要性。他认真分析了中国富农的构成、经济地位和剥削方式，及其政治倾向。他不是简单地把富农归结为反动势力，而是既指出富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同时又看到富农区别于地主的一面。正是基于这种审慎的分析，毛泽东在讨论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时，没有去争论究竟是没收占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而是从地主和富农在剥削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上，提出“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方针。因此，他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较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通过的方针，更切合实际。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不是十分深入和准确，显得比较直观。因而对一些概念的运用还比较含混。
二
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是在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深化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深入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但是这场摧毁封建统治基础的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受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首先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认为：富农、商贾与地主、高利贷者同是“中国农村的剥削者”。因此，要没收一切土地，取消一切债务。要以“不顾忌的手段”去镇压“贵族式富农”的反动，防止他们同地主勾结。
中央的错误指示逐渐贯彻到各革命根据地，先后造成湘赣边界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抵制。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今后农村斗争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实行赤色恐怖，毫无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左”倾政策的影响，但又有所区别，其区别之处就在于它不认为富农和地主一样同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而认为在土地斗争取富农中立的必要和可能。毛泽东当时痛感打击中间阶级过重，使分田运动“大受阻碍”，造成了我们的孤立，“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192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闽西“一大”，并亲自为大会修改了《政治决议案》。这次大会贯彻了党“六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总结井冈山和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共“六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做了具体的落实和发展。第一，富农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与豪绅地主不同，是可以中立的。第二，在革命初期时，应集中力量反对地主豪绅，对富农则“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当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时，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但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可过分打击，以保持其中立。第三，“富农凡亲自参加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必须防止他们占据政权中的领导职位。⑷第四，允许富农放债、雇工和出售余粮，即给富农经济留有活动余地。同时，又对其放债利息、雇工报酬和粮食价格作了具体的限定。⑸中共闽西“一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表明，毛泽东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出发，从开展土地斗争的策略需要着眼，已经摆脱了中央“左”倾盲动政策的干扰和影响，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对富农政策，对富农问题的认识也较以前加深。他不仅从斗争的策略上考虑，提出要争取富农中立，而且认识到富农一般还自己参加劳动，富农经济还有资本主义化的一面。因而，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的政策应有原则的不同。
正当毛泽东领导赣南闽西军民按照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斗争的时候，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的错误指示，又使党对富农的政策受到严重干扰。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来《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责中共在对富农问题上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来信认为，中国的富农绝大多数“都是小地主”。因此，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在反对地主的同时，应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指出：“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因此，“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地反对富农。”此后，在李立三指导下的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在党内还开展了反对“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当时也对苏区土地斗争中确实存在的牵就富农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但与共产国际和“立三中央”的形而上学指令不同，他是在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有分寸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富农的斗争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光辉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寻乌城乡情况的记录。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寻乌的“半土地主性的富农”占农村人口的4％。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同时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为了争取广大贫农，必须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1930年6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今属上杭）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富农问题的文件——《富农问题》。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针对当时出现的右倾的错误，提出了限制富农的一些正确政策。即：（一）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二）在分配土地的原则上，除肯定“抽多补少”外，还肯定了闽西特委关于“抽肥补瘦”的原则，使富农“不得把持肥田”；（三）在政权建设上规定，不得使富农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等。这些政策是必要和可行的。但是，在会议期间到达南阳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央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致使《富农问题》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示的影响，实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其结果，把富农财产中不属于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部分也没收了，限制了他们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实际上要消灭富农经济。而且，对富裕中农采取和对富农、地主一样的政策，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在政治上把富农和一部分中农推向敌对阵营，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土地斗争因阻力过重而无法实行。
“立三路线”对中央的统治被结束后，1930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赣南。他在过去寻乌调查的基础上，又先后进行了兴国、木口村、东塘等处调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丰富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