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九歌》原本是楚国民间流传的、祭祀神祇的乐歌，经屈原改写后，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九歌》共有十一篇，所以也一直成为了学者们争议的焦点。
既然是《九歌》，为什么又是十一首呢？是弄错篇目了吗？如果没错，这个“九”又是什么意思呢？
张铣曾在《文选五臣注》中说：“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他的意思是“九”在这里并不是指文章和篇数。不过，他的这种说法又被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否定了，他认为：“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或疑犹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亦不可考。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
朱熹虽然否决了张铣的说法，但《九歌》为什么有十一首，他也没有结论。
明朝以来，很多学者，比如汪瑗、林云铭、胡文英等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汪瑗在《楚辞蒙引》中说：“（《九歌》）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东皇太一》也，《云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
虽然汪瑗给出了解释，但到底对不对，还是没有达成共识，仍然就此在不停讨论着。陆侃如在认同汪瑗的基础上，又做了解释：“《九歌》是楚国民间祭歌，共十一篇，前十篇每一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
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是祭祀天神的歌；《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是祭祀地祗的歌；《国殇》是为了祭祀楚国阵亡的将士，是在祭祀人；最后一篇《礼魂》则为送魂曲，是祭礼结束的标志。
所以祭祀天神五首、祭祀地祗四首、祭祀人鬼一首。虽然歌是十首，但却是祭祀“天”“地”“人”，迎合了“九九归一”的完整性，进而被称之为九歌。就是说，“九”并非是指多少篇目。
《九歌》的协调统一性还体现在四对配偶神上。众多学者认为，《九歌》中的东君和云中君、大司命和少司命、湘君和湘夫人、河伯和山鬼是配偶神。屈原写配偶神，也有他的想法。在原有的民间祭歌基础上，创作符合作者本身心意和写作特点的作品，让人们在品味歌声时，感受那委婉多情、悲欢离合的爱恋故事，这不得不说是屈原的另一个创作目的。
《九歌》用典雅清丽的辞句，同民间抒情歌曲相结合，创作出了有着音韵特点的“骚体”。有学者认为，屈原的《九歌》不应该是他被流放后的作品，如果是，他绝不会写出这么浪漫轻松的作品来。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屈原的政治遭遇和他的作品附会，有些牵强。甚至有人认为，屈原在流放后“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所以才通过制作祭神乐歌，寄托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
实际上，不管《九歌》创作于什么时期，我们后人只要用心欣赏其结构、用词就好了。
以前，很多学者喜欢将《九歌》从政治、神话等角度进行诠释，姜亮夫甚至还从《九歌》的宗教色彩出发，认为屈原有“宗教情感”。他在《重订屈原赋校注》中说：“《离骚》等十三篇，与《九歌》十一篇，有一相同之情怀，曰‘宗教情感’。《离骚》十三篇所最景仰之情，为远游帝宫，西涉昆仑，寄意圣贤，匹偶圣姬，就重华而陈辞，依彭咸以为仪，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胥是也。而《九歌》之咏十神，天地、日月、山川、人先、鬼伯、国殇，无一非宗教之所崇祀。其所仰之神异，而其情则类也。虽然，其处理方法，则两者实大异：十三篇之所神祀者，以思想、情愫之景仰之主，从理智分析，得其美蔽善恶之辨。而自理想中结构一别然之宇宙，与个人修姱自洁之理想相结合，而欲归依与影从；或个人情思无法处理之时，欲依神圣为自解之计。自神化中有个人理性存在，为高度之自觉感。至《九歌》十一篇，则全部为神鬼事迹之描写，其写情处，亦纯从神鬼自身事象上立意，或借其神威灵感，以赞叹欣赏之，或借神鬼夫妇燕昵之情，以歌咏之；即有所寓寄，亦仅能于同底窥测一二，非十三篇之直述冀望感念者之可比。故《九歌》宗教感情之处理，乃写实化之描写也；十三篇宗教情感之处理，乃理想化之描写也。”
屈原是否真的有“宗教情感”？《九歌》中所体现的，是否为宗教情绪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即使有，作者也是怀着尊敬心情的，并没有玩亵之意。在《云中君》中，他用“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来告白；在《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篇中，他也表达了自己质朴而真挚的情感……由此可见，这些祭祀的乐歌，只是楚地民众实现祈愿、表达祝福的仪式，是楚地民间质朴、热情、重祀的体现。同时，屈原还通过《九歌》，带给大家了一幅华美、缠绵、祝福、诗意的欢腾画面，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了不一样的艺术美感和人文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