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峡好人》摘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6年9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时56分，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宣布，来自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新片《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这是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贾樟柯这次是继张艺谋之后，第二个摘取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的中国人。那一刻，站在领奖台上的贾樟柯一遍一遍地吻着这座金狮，吻到热泪盈眶。他的忘情，不仅为这些年来他为电影所付出的一切，为跟随他打拼多年的剧组，更为一直在他身后默默支持他的家人。
追光灯打在这位身材瘦小的导演身上，他面带微笑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在他陶醉地亲吻金狮的瞬间，会场上相机快门响成一片。在获奖感言里，贾樟柯感谢了10年里和他一起走过这条路的人，“我最后讲了一句话，‘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但翻译可能太紧张了，没翻出来，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贾樟柯一脸的遗憾。
贾樟柯无疑是这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套拍的纪录片《东》，在电影节颁奖典礼开始前三个小时斩获欧洲纪录片协会与欧洲艺术协会奖。同一个导演的两部作品同时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和地平线两个单元并同时获奖，这在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绝无仅有。“上台领奖时晕晕乎乎的，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这是贾樟柯事后追忆时的感觉。
一直以来，贾樟柯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首肯。他虽然参加过不少国际电影节，也拿到不少大奖，但金狮对他却有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我拍电影10周年。10年里我们的团队从没有分开过，摄影师、灯光师和录音师，我们一直在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这个奖也是对我们10年坚持的一个肯定，所以对我的团队也是最好的鼓励，我也相信我和我的团队还可以坚持10年、20年。”【注：转引自易立竞：《贾樟柯：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见易立竞：《中国导演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94页。】
《三峡好人》的故事很简单，在奉节的三峡工地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都在苦苦地寻找另一半，结局却完全相反。民工韩三明终于在16年后和自己的女人开始了新的人生，而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虽然也找到了消失了两年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支舞后黯然分手，最终决定离婚。
电影虽然一直是在讲述两个找寻爱的个体的故事，但导演显然也将自己的关照范围扩展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地三峡，在整个观影的过程中，除了感喟主人公的命运外，我更是对影片中那支离破碎的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影片中很多带有导演臆想色彩的神秘主义情绪，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那些现实的和超现实的情景中。
影片一开始，韩三明被拉到奉节县某街某号他前妻家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搞得手足无措，难道眼前的大土堆就是前妻的家？而之后他从旅馆老板的新家出来时我们再一次吃惊地发现，那仅仅是个桥墩改造的临时居所，除此之外，就连很多空镜头里也充满了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废墟场景。这里已经成为了废墟上的城市，废墟就是这个城市主题的诠释。无论主人公走到哪里，故事的行进中总是伴随着背景里楼房的倒塌和耳边传来的轰隆的巨响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奇迹总是在每分每秒赶着上演，而贾樟柯也借助片中拆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口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是个两千年的城市，要在两年内就完全拆掉，这里边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三峡好人》是贾樟柯为画家刘小东拍摄纪录片《东》时获得灵感的，在他眼里，“三峡是一个江湖。来来往往的人，漂泊不定的码头”，贾樟柯这样说。正是这个江湖吸引了贾樟柯，因而在拍摄纪录片《东》的同时，他还拍摄了故事片《三峡好人》。他的感言是：
有一天闯入一个无人的房间，看到主人桌子上布满尘土的物品，似乎突然发现了静物的秘密，那些长年不变的摆设，桌子上布满灰尘的器物，窗台上的酒瓶，墙上的饰物都突然具有了一种忧伤的诗意。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
这部电影拍摄于古老的奉节县城，这里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进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动荡：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家庭被迁往外地，两千年历史的旧县城在两年之内拆掉并将永远沉没于水底。带着摄影机闯入这座即将消失的城市，看拆毁、爆炸、坍塌，在喧嚣的噪音和飞舞的尘土中，我慢慢感觉到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
镜头前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来来去去，他们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让我肃然起敬。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去三峡，因为刘小东的缘故。在这之前贾樟柯本来想拍一个纪录片，拍刘小东的绘画世界。
贾樟柯是在1990年前后看到作品的。那时候他还在学美术，准备考美院。其时只有二十岁，刚来北京，看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刘小东的画展，从此就喜欢上他的画——因为刘小东“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注：贾樟柯：《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2006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看了画展，贾樟柯当时很是震惊，他觉得刘小东画的是日常生活，身边的朋友，同事，场景也就是餐馆，雪地，破火车站。那个时候，还很少有这么个性化地对私人生活表达的。这些画很有亲切感，其中有一张叫做《心乱的男孩》，给贾樟柯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个男孩坐在桌前发呆。贾樟柯当时觉得是在画自己，很陌生，也很熟悉，在这之间，是他赋予日常生活的诗意。后来他的画也越来越好，比如刘小东画的二环路上卡车上光膀子男人坐在煤气罐中间，他画的父亲和男孩穿过村庄。日常生活包括了各种因素：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诗意现实主义的……所以贾樟柯觉得他们两人的作品有共通的地方，就在这里。
因此，贾樟柯一直想拍刘小东的纪录片，但是这个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有一天刘小东说要到三峡画12个工人，贾樟柯就追随着他拍纪录片《东》，那是在2005年9月。
贾樟柯在三峡的时候，以他的才具，秉持“电影是一种记忆方法”的理念，成为独特的社会观察者和记录者。如他所说：“在三峡如果我们仅仅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走进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些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但是他们家徒四壁。这个巨大的变动表现为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我们这些游客拿着摄影机、照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与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许凌晨三点从办公室里面出来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这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
当贾樟柯进入到那个地区的时候，心里觉得一下子有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那个码头，奉节是一个风云际会、船来船往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交汇，忙忙碌碌，依然可以看出中国人那么辛苦，从这时起，贾樟柯就有拍电影的欲望。
贾樟柯一开始只是拍纪录片，拍刘小东的工作，逐渐地进入到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贾樟柯在拍一个老者的时候，就是电影《三峡好人》里面拿出十块钱给韩三明看夔门的演员，他在镜头面前非常自然。当他离开摄影机的时候他一边抽烟，一边非常狡黠地笑了一下，贾樟柯剎那间捕捉到了他的微笑。
这个微笑给贾樟柯刺激很深——“在他的微笑里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对电影的不接受，好像说你们这些游客，你们这些一晃而过的人，你们知道多少生活呢？”
那天夜晚，贾樟柯失眠了。
这时候贾樟柯就开始有一个蓬勃的故事片的想象，他想象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压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峡好人》这样的剧情。在做的时候贾樟柯就跟副导演一起商量，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巨变的人那样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江湖，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应该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
《三峡好人》的拍摄富有戏剧性，它在偶然中带有必然，它与《东》是几乎一起拍摄的，于是《东》和《三峡好人》就形成了一种互文本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况里面，人都在试着保持尊严，保持活下去的主动的能力。”贾樟柯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们的亲人，就会发现根本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将真实世界忘记。
我表弟后来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有问题。他说，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我们矿上有很多陕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我全部能听得懂。他沟通得确实很好，跟其它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了？我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这个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条过了。他拉着我说，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为什么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呢？因为他说在矿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我觉得，就好像奉节的人，他们把找工作叫做讨活路一样，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迎接我们所有的一切，找工作当然是讨一个活路。他们不麻木，他们乐观。我觉得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体内又开始有一种血性逐渐地感染了自己，燃烧了自己，就会觉得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
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赵涛，跟我合作过几次的女演员，演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决定的前一夜。原来剧本就写她是一个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让演员坐那儿拍。演员拍了一个多小时，真的坐得很困，很烦燥，慢慢入睡。拍完之后我准备收工，赵涛讲，导演你看墙上有一个电扇，分手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下，内心那种躁动不安，那种反反复复是不是可以通过让我来吹电扇把四川的潮湿闷热，把内心的焦灼演出来。我们就拍她吹电扇，她像在舞蹈一样，拍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的舞蹈，是一个凡人的舞蹈。任何一个街上匆匆走过的女性，她们都有她们的美丽，我觉得也通过演员的一个创造拍到了这种美丽。
之后就是在电影里面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阴晴不定的天气。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当我们再从奉节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快节奏，好像把特别多的美好，特别多的人情，特别多的回忆都放在了那个土地上。【注：贾樟柯：《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2006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三峡好人》这部影片的英文名被翻译成“静物”。贾樟柯在《三峡好人》剪完之后写了他的导演阐述，力图用简单的话让观众明白电影要说什么，在这里他谈到了关于“静物”的阐述。其实，在贾樟柯那里，“静物”的概念，是很久以前，他拍一个山水摇滚乐纪录片的时候得到的。他介绍说：“一开始拍就老被打断。我们就找了一个没人的山里。开车三四个小时，又爬山爬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找到了一个拆迁工人的家。那个家真是家徒四壁。我去过山西最穷的地方，也去过最穷的北方，但是起码那里还有一个家庭的感觉，维持家庭感的简单的物质。这个家连这种物质都没有。因为物质特别贫乏，所以，我们对这里的物质特别敏感。窗台上我记得有一个啤酒瓶，布满了尘土。当时那个拆迁工人已经去世了。啤酒瓶大概是他过生日啊过年的时候留下的。啤酒瓶让我想起去世的人生前快乐的日子。静物是被人忽视的现实。”【注：引自柏邦妮：《不华》，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