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元旦以后，形势愈加紧张。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荣宗敬先生不得不秘密转移。他在英国通和洋行经理薛克（Saker）和买办应舜卿的帮助下，于1938年1月4日深夜从家中后门出走，乘上薛克的轿车疾驰黄浦江边，登上停靠在那儿的一艘加拿大的轮船，悄悄驶往香港。荣宗敬先生走后不久，王禹卿也到了香港，静观事态发展。荣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1937年纪事》中谈到此事时写道：“上海亦有人发动组织市民协会，拟挽余兄加入。外间谣言日甚，各友暗暗通知，劝其不便在内，兄亦以沪上未宜再留，决定离沪去港，借息浮言。”
不幸的是荣先生在港期间，因顾念家事国事，急火攻心，焦虑成疾，生命垂危。初到香港万事不便，加上那么多工厂在战火中被毁，他寝食不安，一刻也不能释怀，病情一天天加重，终致医治无效，不幸于2月9日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走完了他艰苦创业、含辛茹苦的辉煌一生。
临终，荣先生仍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3月8日，其后人将其灵柩搬上加拿大皇后号轮运回上海，两天后到达陕西北路他的豪宅里安放。这年2月15日，民国行政院第305次会议通过决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荣宗敬“提倡实业，苦心经营数十年功绩和不畏日伪威胁，遁迹香港的志节”。当月17日，国民政府的褒扬令颁发下来，有云：“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赏。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以命令褒扬，用昭激励。”
荣宗敬的灵柩在沪停留了好几年，直到1943年9月1日，荣家后人在家中举行了家祭之后，才于第二天扶柩回乡，13日在无锡梅园公祭，14日中午安葬于太湖边上的杨湾。这块墓地是由荣德生先生为其兄选定的，荣德生先生记载说，墓地“乾山巽向，后枕全山，面临太湖，气概雄浑，为不可多遇之地，与吾兄身份、事业亦相称”。此乃后话。
荣宗敬先生病逝香港后的复杂局面
荣宗敬先生在港病逝时，荣德生先生远在汉口，荣氏家族庞大的企业一下子失去了领头人，荣家上下及各方面的失落可想而知。况且时局危急，大家都在避难中，各地企业如何在战乱中苦撑，样样均需操持。在此危难时刻，王禹卿不愧大将风度，他不避艰危、不避责任，从容地应对各方事务，协助荣德生先生和荣鸿元等人，尽力把荣先生未竟之事逐项办好。尤其是荣宗敬先生生前最头疼的银钱界的债务问题，包括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官司，他一一苦心设计，积极应对，周旋各方，终于使之逐步尘埃落定。
关于申新企业在抗战以前的债务问题，前面章节已经述及，由于种种原因，本利叠加，已经高达数千万元，银行方面主要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这些大头的债务经各方切磋经年，在战前已经达成共识，由银行银团组成的管理层来掌管申新企业的运转。但是，荣家企业还欠着十几家钱庄的债务呢，这些债务总共数百万，现在看看数字不是太大，但是在战乱的年头，荣家损失已称浩劫，能拿出一万已属不易，何况主要借款人荣宗敬先生已经病逝，钱庄方面唯恐事情有变，一个个格外急吼拉吼。当时荣德生先生还在汉口，上海方面，王禹卿就成了众矢之的。
1938年3月17日，王禹卿已从香港回到上海，他与哥哥王尧臣以及公司里几位资深经理吴昆生、陆辅仁等联名致电还在汉口的荣德生先生，劝其来沪主持公司一切，毕竟偌大的产业不能一日无总经理。电报说：“令兄（荣宗敬）去世，纠纷日多，穷于应付。总经理一席，内外一致认为非公莫属，股东渴盼早日莅申，借以安定人心，主持一切。”
但是鉴于局面复杂，荣德生先生通盘考虑下来，认为还是暂时留在汉口为宜，他在给荣鸿元的信中说：“俟大局安定，即到申料理。”他在汉口遥控指挥，要两个侄子荣鸿元、荣鸿三与他的两个儿子荣伟仁、荣尔仁共同担起责任，其中两个人当协理，两个人当襄理，而没有提总经理，在没有新的总经理的情况下，仍要尽力把申新系统的企业打理好。关于面粉企业，信中明确关照：“由二王老伯（王禹卿、王尧臣）支持之。”【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荣德生先生的秘书朱龙湛先生（即朱复康）曾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荣宗敬在港去世，荣德生尚在汉口。王禹卿等曾打电报要他回上海主持申总，他当时因各厂损失很大，负债很多，怕无法维持，故不肯回上海。但他内心有矛盾，对总经理一职想接受而又不便马上表示，所以他写信给荣鸿元，要他与荣伟仁当协理，荣鸿三、荣尔仁当襄理，而不提谁当总经理。实际荣德生在1938年4月3日给荣鸿元的信上已表示愿意担任总经理，但要先观望一下，等局势稳定，市面有办法，才正式就任。迨汉口局势紧张，荣德生才转港回沪，此时荣鸿元已在上海。当时银团方面，尤其是上海银行支持荣德生出任总经理，而荣鸿元和元老方面没有下文，荣鸿元虽无总经理名义，却在执行总经理职务，因此申总总经理一职就暂时虚悬。”【注：1963年6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访问朱复康先生记录。】
之所以暂不设总经理，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申总当年的法律顾问过守一曾回忆说：“在荣宗敬未去世之前，大、二房已有矛盾，但这个矛盾还不显著，到荣宗敬死后，矛盾的表现就较明显了。荣宗敬死后，因为申新当时债务很多，没人愿意继任申总总经理。王禹卿曾和陆辅仁联名写信到汉口给荣德生，要他担任总经理，荣德生回信不肯来，意思是说他不愿做挡箭牌。王把这封信保存起来，以备荣德生回上海时，万一他对别人担任总经理有异议，就把这封信拿出来。在荣德生回沪时，我也问过荣德生，他回答说：‘就让荣鸿元做吧。’”【注：1959年1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访问过守一先生记录。】
为债务不得不再次求助杜月笙
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时期，“屋漏偏逢连天雨”——战争中企业损失巨大，继而又失去了总经理，现在竟又无法推出新的总经理……但是企业不等人，企业要生存、要运转！何况荣宗敬先生身后留下债务问题，已经形成了十七项官司，一些钱庄穷追不舍地讨债，局面非常紧张。
荣德生委托王禹卿在沪协调一切。王禹卿不愧是个勇于担当、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他在企业危难关头挺身而出，鼎力支撑，做了许多非常艰苦的协调工作。他帮助荣鸿元出谋划策，具体部署，又与武汉的荣德生频频联系，首先集中解决最棘手的钱庄方面的问题，因为人家已经把荣家告上法庭了，情势刻不容缓。
1938年3月20日，荣伟仁、荣鸿元等致函荣德生，说明现在公司牵扯到的重要债务有十余起之多，把王禹卿与他们荣家子侄商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汇报给他：“男等迭与禹卿伯磋商，佥谓应分别缓急先后逐步偿还。我处既有办法表示，债务方面自能谅解。现拟每月筹集七万元，由禹卿伯保管，为分偿债务之用。”
1938年3月31日，王禹卿本人也致函荣德生，详叙了自己的设想，即每月设法凑足七万元还款，官司问题或可有望解决。他在信中指出：“最近又接来电，窃谓与去电宗旨似有未符。救债（指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作提供担保，救一时之急，并非还债之用。假定每月筹足七万元，经令郎、侄切实讨论，为分还急债，以免讼累，此数实为最低限度。除由申二、申九、福新每月筹集四万元外，汉口申四，请每月指拨三万元。就现时营业状况，此数并不为多，是以请求切实表示，以便对外安定人心。福新营业今非昔比，无论如何困难，每月犹勉筹一万元。诚以欠债需还，值此非常时期，分期对付，债权方面未尝不可谅解。台函所云，逐步兴后（指企业逐步恢复）极可乐观，然以上海环境而论，则只能抱得过且过主义，但求解决目前事实之困难，不能稍涉理想之乐观。弟年少于公，然诸事猬集，加以债权相逼，精神体力殊觉不支，此时不敢引退者，诚以与前总经理及我公关系最深，现局犹未安定，倘能一帆风顺，度过难关，庶几内问良心，对知己均有交待。”
之所以提出商请汉口的申新四厂月拨三万，是因为当时申四的经济状况最好。由于战争原因，华北、华东大面积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撤，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汉口，无论是军方还是民间，对战略物资的需求激增，棉纱无疑成了最抢手的物资，况且价格上升，使得申新四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产销两旺，经济效益很好。
几天过后，荣德生方面似没有很确切的答复，闪烁其辞，王禹卿着急了，再去一信，更具体地说明了债权人逼债的紧急情况。1938年4月4日一函，道出当时的窘迫：“弟自港回沪，债权方面进逼者日有数起，经令郎、侄等一再协商，为应付急债计，拟按月筹足七万元，而申四只须按月三万元，虽承应允，而词句之间仍觉游移，是以于前函重申前说。孰意旬日间局势转变，无论已讼未讼，急债缓债，不约而同向我进逼。查福新名义（负债）近九十万，茂、福、申名义共四百六十余万，均系银行钱庄方面信用款项，每月筹足七万元，万难分别缓急摊派各债权，不得已想到福五宗、德二记名下（民国）二十四、五、六年官红利应分洋四十一万余元，若将此数划出，则如何分期摊还，方有整个对付，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总是对付不了。现在汉口情形，最好趁此时机，划出趸款，减轻负担，即保全事业，然后以其余力筹划复兴，庶几无所顾虑。锡厂损失，言之痛心。诚意事变以来，非意料所及，汇款偿债，正为久远之计。所谓吃亏就是便宜，谅公明眼人当能鉴其苦衷，以快刀斩麻手段，断然准如所请，俾弟得以通盘筹划，次第应付；否则营业之外，再加债权相逼，四面楚歌，我公为弟着想，有何办法可以对付？我公函电交驰，殷殷付托，自不能置身事外，然如何不负委任，则全仗我公以实力援助，并非空言可以解决。”
这封信写得“四面楚歌”，当时荣家企业面临的窘状，以及王禹卿苦心收拾残局的殷殷之情，可一目了然。
而荣德生在给荣鸿元的信中，就把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了，原来他的意思是：“要申二每月出一万元，申九出二万元，粉厂出一万元，亦赞成。”但是要武汉的申四月出三万，他不愿意。尤其是王禹卿提出把他们荣氏弟兄应分的红利四十一万元，先挪出来还公款，他更不愿意。他在1938年4月3日给荣鸿元的信中说：“……禹（王禹卿）存心尚好，恐被人激动变计。昨来电已阅，不明其心里。他言我不知多少存积，要人交出，亦无此理。叔对各厂及福新、申新总公司均为存项，而无欠项。公司欠债负了责任，只有理，不应傍人将我存项取去还债，若能如此，诉讼均注人名，要其自己还可乎？乃末禹（王禹卿）、尧（王尧臣）手中均要拿出来，此非事实所许也……”【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