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不露相”
王家是个出能人的地方，除了上述王尧臣、王禹卿、王启周、王云程以外，王尧臣的女婿也就是我的祖父曹启东（1900—1983），也是王家不可多得的能人之一。祖父在福新面粉公司服务了一辈子，擅长企业管理、财会和营销，历经北洋时期、北伐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整风反右、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在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曾外祖父王尧臣及胞弟王禹卿业务上最重要的臂膀。
祖父也是无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远祖从安徽迁来无锡，祖上在晚清时代读书做官，当过官职不太高的地方官。曾祖父曹逸臣曾在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当过江苏省教育局局长，还是一名颇具民主意识和贫民意识的地方绅士，从官场上下来后，没去经商或享清福，却在自家大宅院里办学校，自任校长，亲自实践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的理想。这些对于祖父曹启东、曹朗西兄弟，无疑是最直接的民主思想熏陶和道德教育。
曹家大院在无锡南门跨塘桥（抗战中被日本人炸掉一半，现存另一半，只是面目全非），是祖上留下的一座规模不小的三进大宅院，宅后还有一片园林。民国年间的文官收入是很有限的，曾祖父曹逸臣回家后搞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家境就更不宽裕了，据说只能靠乡下的一点地维持生活。祖父是曹家长子，幼承庭训，8岁时进无锡俟实学堂读书，12岁到上海，在无锡旅沪公学读书。按说，他可以选择读书做官之路，进上海的洋学堂读书，然后出洋留学，在民国重视留学生的社会环境里，是很多有志青年的首选之路。可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学生意、经商，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曹朗西（留学日本）。按照传统大家族的惯例，长子须承挑家庭重担，于是他16岁中学未毕业就去了苏州，在一家莘生钱庄当学徒，1919年经亲戚张云樵（张祥丰蜜饯号经理）介绍来到上海，进福新面粉七厂当会计助理。
谁知此一脚踏进面粉行就是一辈子。因为他各方面实在太优秀了，无论是学识、才干、智商、待人、处世……甚至长相也眉清目秀、英姿勃勃的，到厂四年后就升为福新面粉总公司的会计兼营业部主任，于是被担任面粉七厂厂长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看中、抓住不放，不久就成了王家女婿。他一辈子在面粉行里摸爬滚打，从一个会计助理，步步高升，先后当上福新面粉公司营业部市场售货员兼会计、福新面粉三厂经理、福新面粉公司营业部主任、上海粉麦联营处经理，在1949年王禹卿离沪去香港后，他成了福新面粉公司的全权负责人，解放后任福新面粉厂副经理……这样的履历，足以说明他的资质，是一个面粉行业的老法师、王家在沪企业后期的掌门人、久经商场的不倒翁。人们因此也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不问政治、满脑子生意经的海派老滑头。
其实不然，世上万事都有特例。祖父是个很有政治头脑，而且很有道义感的人。他一向关注时事政治，每天看书看报，一贯同情和支持革命，思路比谁都清楚。如今他的侄女和外甥都八十开外了，一谈起这位老娘舅，首先的印象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说他政治敏感性特别强——他会在1937年“八一三”开战前夕，打电话叫妹妹曹云青一家星夜从无锡赶来上海，关照她们什么都不要带，只要人出来就好；他会在抗战胜利之后，悄悄往香港的一家银行存入1万元美金，在1949年到来前夕，安排两个尚在读中学的儿子，经香港和台湾赴美国留学，如今他们都是美国高科技领域的优秀人才；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急需粮食储备，而且不约而同地找到祖父这个面粉界的实力派，他竟然会在自己家中，外面客厅接待国民党的客人，里面房间安排着共产党的朋友，他一个人两头周旋，两头的事都不耽误，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且有条不紊，像没事儿似的。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些过程中伤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周折、担了多少风险。一旦工厂里劳资矛盾剑拔弩张之时，他会想出种种办法在其中调和、斡旋，他的主意和办法往往能起到中和作用，因为他太了解厂里情况了，双方的要求，各自的心理，承受的底线，问题的症结，他心里清清楚楚一本账，为此，他还曾被吴国桢请到办公室，咨询解决工厂里工潮的办法。十年浩劫中，造反派闯进他家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该上交的上交，该处理的东西他早就处理掉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所有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的时候，他却能源源不断收到来自大洋彼岸儿子们的汇款和营养品……
他其实早年就是一个思想进步、同情贫苦大众的有志青年，只是一直做得非常幕后和低调。他明白政治不是小老百姓闹着玩的，不是商人们花几个钱就能搞定的，只能是“该出手时才出手”，所以对于政治，他既关心又不敢恭维，始终保持了适当的姿态和距离。他凡事能够权衡利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到万事心中有数，不偏不倚，所以能应付商海及政海无数复杂的局面，大有“真人不露相”的大智慧。不过他一向不愿出头露面，更不愿在人前表功，做事喜欢“单线联系”的作风，使得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就常常被人们忽略。
隐蔽战线的幕后功臣
祖父1924年就参加了由其妻弟王启周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锡社，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进步集会和捐款，号召各界人士救济受困的学生和参加罢工的工人，与该社的陆定一、秦邦宪等都有交往。其胞弟曹朗西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锡社。他同情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暗中支持革命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曾巧妙地避过国民政府的封锁，秘密向解放区运送面粉，还多次利用自己在商界的有利地位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投资中共地下党组织办的钱庄和印书馆，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注：《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祖父的周围活动着很多中共地下党员。除了锡社中的陆定一、秦邦宪等人，他的三个表妹（他三姨妈的女儿）陈云霞、陈锦霞、陈丽霞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家是无锡的殷实人家，在无锡北大街开有时和绸缎庄。三个小姐在中学读书时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常常参加进步人士的集会，有时开会就在她们外婆家曹家大宅院里召开，因曹家房子大，三进大宅后面还有一个花园，便于隐蔽。有时党组织需要钱了，她们就回家向父母亲要；需要布匹了，就到自家的绸缎庄里去拿，拿来交给党组织。祖父从小与三个表妹玩在一起，到上海后也与之保持了长期的密切关系。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三个表妹先后都建立了革命家庭，丈夫都是出色的共产党人。
陈锦霞的丈夫林枫（1906—1963），原名宋书常，江苏溧阳人，是1927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曾在上海中共党群工作委员会中负责工运工作，在工厂、企业中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抗战中曾任宁沪常特委书记、江南特委书记、苏锡杭城工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上海分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频繁往返于上海、杭州、四明山之间，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跟敌人打游击战；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政法委书记兼高等法院院长、浙江省政协副书记等职。他与陈锦霞相识并结婚颇具戏剧性，完全是革命工作的关系。当初陈锦霞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于地下党隐蔽工作的需要，组织上请她与林枫扮成假夫妻。在林枫的影响下，陈锦霞逐渐成为地下党的电报员和交通员，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经历使他们从假夫妻转变成真夫妻。林枫的弟弟王尧山（原名宋书模）也是老革命，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文革”后出任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陈云霞的丈夫陈其襄（1914—1996），浙江永嘉人，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早年考进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后来长期在生活书店任职，曾任上海《生活周刊》社发行主任、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经理，抗战中奔波在大后方，辗转各地，设立分店，做了大量艰苦的革命工作。他是邹韬奋先邹韬奋先生生最信任的同事和战友之一，也是邹韬奋先生临终时守护在他身边的少数几个同志之一。1942年，他们夫妇受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委派，在上海负责掩护并管理上海地区的生活书店（那时对外挂牌是“兄弟图书公司”），同时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开设了一个地下商业机构“正泰商行”，陈其襄任经理（化名陈昌瑞），张锡荣任副经理（化名张全富）。这个“正泰商行”设在法租界拉斐德路东升里1号（现复兴中路407弄1号），投资者正是陈云霞的大表哥，我的祖父曹启东。这期间，他们夫妇还冒着生命危险，费尽千辛万苦，具体安排了邹韬奋先生在沪的生活和治病的全过程，直至韬奋先生逝世。【注：《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1942年10月，韬奋先生秘密回到上海，当时他已患有严重耳疾，耳朵经常流脓、红肿、疼痛，想在上海检查并治疗。他首先找到了陈其襄，当天就在“正泰商行”里住了一夜。但是商行里人多事杂，容易走漏风声。考虑到上海正处于极端恐怖时期，马路上经常发生进步人士被捕或遭暗杀的事件，陈其襄就把韬奋先生转移到他叔叔家里住。陈其襄的叔叔住在一个设有济公佛坛的楼房里，生活书店的一些进步书刊和纸型有时来不及转移出去，就经常藏在这个济公佛坛的下面。陈其襄的叔叔是个工人，是《生活》周刊的读者，有朴素的爱国心，他的儿子也在生活书店工作，都比较可靠。但是住房实在太挤了，几天后，陈其襄又将韬奋先生转移到德和企业公司的楼上（陈其襄也是该公司的经理），并请原先《生活》周刊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他治疗。
经过几位著名专家的会诊，韬奋先生的耳疾最后被确诊为癌症，不得不住进中国红十字第一医院进行手术，这时韬奋先生的夫人沈粹缜女士还在内地，陈其襄就以他的商业身份出面作担保，并与妻子陈云霞及韬奋先生的妹妹邹恩俊一起到医院照料。不幸的是，手术并未治好韬奋先生的病，癌细胞逐步转移到脑部，周期性剧烈的头痛令韬奋先生疼痛难忍，发作起来常在地板上翻滚。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决定给他注射杜冷丁。可是时间长了，效果越来越差，原先打一针可以维持两天，后来只能维持一天，后来一天就需要打好几针，韬奋先生最后的日子实际是靠注射杜冷丁艰难度日。
1943年9月，韬奋先生在红十字医院已住了半年多了，日军谍报机关已经知道他在上海治病，并几次三番地传讯医生。为了避免敌伪的迫害，陈其襄不得不一再安排韬奋先生转移，最后转移到新闸路上的沁园村（新闸路1124弄22号），这是生活书店金华分店一个同事的哥哥的家。韬奋先生曾多次动情地对陈其襄说：“我知道，您这样关心照顾我，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也不是出于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革命同志间的情谊。”【注：《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离开了医院住进沁园村，安全问题解决了，但是每天数次的打针成了大问题。这时，陈云霞主动承担了一些护理工作，并请来她那同情革命的表姐林砚云，每天来给韬奋先生打针，因林砚云略懂些医道，后来沈粹缜也跟她学会了打针。林砚云久仰邹韬奋先生大名，毫不犹豫地投入这场秘密工作，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冒着危险为邹韬奋安排生活、送医送药，并叫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姑曹月琴帮助送信、送饭、传口信，给韬奋夫妇很大帮助和安慰，直至邹韬奋先生病逝。从那时起，林砚云、曹月琴母女与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至她们生命的最后。
这位林砚云女士也是祖父的表妹，同时也是他的弟媳妇。祖父的母亲是三姐妹，他母亲是老大，嫁到曹家；二妹嫁给陈家，即陈锦霞、陈云霞、陈丽霞的母亲；还有一个三妹嫁给林家，就是林砚云的母亲。后来林砚云又嫁给祖父的弟弟曹朗西，表兄妹就成了夫妻，所以林砚云既是祖父的表妹、弟媳妇，也是陈云霞的表姐。邹韬奋先生在沁园村住了一个多月，不幸的是，病情还在继续恶化，杜冷丁一天要打五六次之多。在韬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陈其襄、陈云霞、林砚云一直与沈粹缜女士陪伴在他身边，给了他巨大的安慰和帮助，直至他停止呼吸。
陈其襄解放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对外贸易部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副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第五届执委。陈云霞在家里家外都是丈夫的助手，也长期在生活书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