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霞的丈夫萧车（1918—2010）原名车朝常，浙江天台人，是1938年在浙江丽水入党的老党员，在丽水期间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1940年，他与妻子陈丽霞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离开丽水前往皖南，到达皖南时正碰上皖南事变，他们被敌人关押了一年多，逃出后辗转各地，历尽艰辛，到1942年才来到苏南抗日根据地，曾任苏中、浙西县委敌工部部长。解放后历任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华东局统计局局长、上海市计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上海住房治理委员会主任。1992年离休后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家三姐妹夫妇六个人中，目前只剩下陈丽霞一人在世，曹朗西、林砚云夫妇也早已谢世了。
祖父从小跟这几个表妹常相过往，深知她们的为人和情操，可谓知根知底，渐渐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作风和品格，十分钦佩，在她们遇到困难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1934年，表妹陈云霞、陈锦霞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通缉，从无锡来上海避难，大表哥曹启东勇敢地保护她们，把她们安置在自己家中隐蔽了两个多月。1941年，陈云霞、陈其襄夫妇从内地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祖父再次出面为之掩护，在曹家住了很久。
1948年年底，上海街头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进步人士，陈锦霞、林枫夫妇的住所周围发现有特务盯梢，祖父冒险将林枫转移到自己福新三厂经理办公室内，又将陈锦霞隐蔽在自己女婿孙锡琪开设的沪江电厂的楼上达一个多月，使他们度过了这场最后的危机。这期间，曾有特务闯入福新三厂搜捕林枫，当他们闯进曹启东的经理室时，只见林枫正西装笔挺地坐在写字台前一本正经地办公，特务以为是厂里的高级职员，只得悻悻离去。
解放战争期间，祖父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干部吴波（解放后曾任中央财政部部长）、萧车、陈丽霞等人，并通过他们，设法把解放区急需的棉布、粮食运往解放区，支援人民解放军。当时国共双方交战在即，双方都在大批储备粮食。福新面粉公司是全国面粉业老大，产量最高，质量又好，祖父是该公司的营业部主任，自然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于是都派人找到祖父家里要货，祖父面临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他凭着高度智慧沉着应付，尤其能在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的情况下，巧妙地瞒天过海，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区。个中细节，少有人知。
祖父的四个表妹都是与众不同的女中豪杰，在战争年代作出过非凡的贡献。他总是在她们危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倾向和为人。
上海解放也有他一份功劳。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上海，一部分国民党守军退居苏州河北岸的福新三厂和福新六厂内，修筑工事，负隅顽抗。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与祖父取得了联系，请他密切注意形势发展，随时配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残军，迎接上海解放。有一天，解放军一个排长打电话给他，请他设法把厂里的国民党守军赶跑。祖父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向厂中第7号空仓库开炮。”炮声一响，国民党守军果然吓得马上逃离了。解放军乘势过河追击，为后续部队渡河开辟了通道。
投资地下党的同庆钱庄与通惠印书馆
祖父对革命的支持是多方面的，还参与创办了一个“同庆钱庄”。这个钱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钱袋”，抗战胜利之后由他的表妹夫陈其襄牵头筹备创设。“同庆钱庄”的董事长是192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中央特科的老特工蔡叔厚（1898—1971），他还是著名的机电工程师，创办了上海绍敦机电公司，自任老板，掩护并协助李强试制出了中共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党内人士热情地称其“蔡老板”。这个钱庄设在靠近外滩的一条很小的马路泗泾路上，与“通惠印书馆”在一起，是收买了一家有登记注册的“同庆钱庄”的招牌。地下党组织交给陈其襄一笔钱，约占股份的三分之一（解放后得知是解放区华中银行的投资），蔡叔厚本人以赞助者的身份投资约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是工商界人士的投资，祖父是其中重要一位。
“同庆钱庄”成立后，蔡叔厚任董事长，包述传任总经理，祖父的表妹夫陈其襄任经理和常务董事，张又新是副经理，负责第一线业务工作。这个钱庄除了从事私营钱庄一般的存放业务外，主要是为苏北解放区服务。秋收之后，解放区生产的棉花和生油需要运到上海等地销售，货款就存入“同庆钱庄”用来拆放（放款、贷出）。上海一些与苏北有业务往来的营业大户，采购物资时缺少头寸（资金），就由“同庆钱庄”放款帮助。
“同庆钱庄”对于战后生活书店在上海的复业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投降后，有一段时间上海处于“真空时段”，美国兵还没到，国民党还远在四川，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在此节骨眼上，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徐伯昕、陈其襄等人，趁此机会迅速到上海恢复生活书店总店，机不可失，若国民党政府回来各方面按部就班了，复业就费周折了。问题是需要资金，仅一个临街的门市部门面就需顶费30两黄金，而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张执一仅拿来100两黄金，其余的费用就由“同庆钱庄”承担。1945年10月初，生活书店总店的门市部在吕班路6号（今重庆南路淮海路路口）重新复业开张了，仍旧高举左翼文艺的大旗，团结了一大批战后从大后方云集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又创办了《民主》周刊，由郑振铎任主编……轰轰烈烈地拉开了阵势，这是战后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那年头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同庆钱庄”就经手过一项特殊业务——1948年年底，一家苏北客人拿来一箱没有拆封的、全新的金圆券。这批钞票实际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必须尽快处理，以免暴露和贬值。于是“同庆钱庄”几位主要负责人赶紧通过各个渠道，通知工商界的朋友，“要现金赶快到同庆钱庄来”，很快将这笔巨款“消化”出去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其襄离开了“同庆钱庄”转入“华东贸总”工作，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公开了。不久，随着同庆钱庄业务的不断扩大和增资，“同庆钱庄”升级为“同庆银行”，成为上海第一家共产党办的银行。这家银行在解放初期的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打击投机倒把、拘捕银元贩子、稳定金融市场的斗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蔡叔厚、陈其襄等都是金融界、实业界的内行，对九江路证券大楼里的情况熟门熟路，因此能准确提供重要线索和信息，使人民政府在查封证券大楼、拘捕不法分子的时候，干得干净利落，里面的投机分子无一漏网。
1950年年初，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同庆银行并入新华银行。差不多与此同时，银行界率先进行公私合营，南五行（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建业银行）起了带头作用，于是从1950年3月20日起，同庆银行在原址就地改为公私合营的新华银行第一分行。
生活书店下属的通惠印书馆，实际上是生活书店的一个分部，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的，由陈其襄具体牵头，创办于1944年。当时邹韬奋先生已经逝世，但是生活书店还要继续办下去。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徐伯昕、陈其襄等人迅速到上海开展工作，积极为生活书店总店的复业做准备。当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办个印书馆（出版社带印刷厂），有了自己的印书馆才方便出版进步书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同时要与文化界广泛取得联系，以斗米千字的稿酬向进步人士约稿，预付稿酬，储备稿源，为抗战胜利后左翼文化事业的复兴作准备。一旦抗战胜利，就可以迅速占领上海的文化阵地，极大地扩大左翼文化阵线。通惠印书馆总投资1000万元，祖父投资50万元（汪伪时期的中储票），占其中二十分之一。
他们盘下了泗泾路上的一家原名“美生印刷厂”的全部资产，在抗战胜利前夕，先承接一些无关紧要的印件，机构先运转起来，干部也储备起来，一切为抗战胜利后的左翼文化大繁荣做准备。当时首先考虑的是印行邹韬奋先生的几本书，尤其是那本《患难余生记》，是他在病床上强忍着病痛写就的最后一本著作。还有约定傅雷先生翻译的几本书，董秋斯、罗稷南等翻译的书，还有茅盾先生的《腐蚀》等，都是最先纳入出版计划的文艺书。【注：《生活书店史稿》，李文，三联书店，2007年。】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文艺理论著作《文艺漫谈》也是由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初版，署名何典。这是王元化先生的第一部个人专著，也是他在解放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可视为他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注：《文艺漫谈》，何典，通惠印书馆，1948年。】
当时王元化只有二十几岁，已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并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这本评论集汇集了他写于1939年至1945年间的9篇论文，其中有研究鲁迅的《鲁迅与尼采》、《关于阿Q》，研究曹禺的《曹禺的〈家〉》，研究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还有研究《水浒》的《关于金批水浒传的辩证》，以及针对现实文化界种种现象的、颇带火药味的战斗檄文，即《现实主义论》、《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论遮蔽、弯弯曲曲、直截地戳刺》，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文章，很能说明他早期思想磨砺的印痕。当时王元化编好了书稿，还未来得及想好书名和署名，就被通惠印书馆的人拿走了，所以此书的书名和作者的笔名（何典）都是通惠印书馆给代拟的。这是出版界的一件趣事，很能说明战后进步书刊“抢手”的程度。【注：《漫谈王元化的〈文艺漫谈〉》，韦泱，《中华读书报》，2008年。】
现在在上海图书馆还能看到通惠印书馆的出版物，除了王元化的《文艺漫谈》，还有狄更斯的著作《炉边蟋蟀》（邬绿藏翻译）、《一个家庭的故事》，以及《珠算计算法》等生活实用类书。据该社老人王丰年先生回忆，该社还印刷了大量斯诺的《西行漫记》，陆续运往解放区。【注：《艰苦岁月中的团结战斗》，王丰年，《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三辑，2013年。】
曹氏大家庭的掌门人
祖父曹启东与王尧臣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王秀芬婚后开始住在澳门路的三新村，后来搬到位于愚园路805弄的锦园。这个锦园是一个联体别墅式的新式弄堂，有几十栋楼，是荣家为自己企业中的高级职员建的宿舍。一家住一栋，基本格局是楼下有餐厅、客厅、厨房，朝西有座小花园；二楼是卧室、书房；三楼住孩子或客人，还有储藏室。按照祖父在福新面粉公司及王氏家族中的地位和经济收入，他完全可以搬离这个职员小区，像老丈人王尧臣及妻弟王云程一样，去住独立的花园洋房。但是他一向做人低调，不愿意招人显眼，或许他那家传的平民意识使他感到，住这样的房子已经非常不错了，生活上无需太奢侈，宁可把钱用在事业的投资上。
其实，就是在投资上他也非常低调。翻翻解放后五六十年代那名目繁多的各式登记表，在他的股份股息栏里总能看到长长的一串企业名称，除了自家的福新面粉公司、寅丰毛纺公司之外，还有信义机器厂、庆丰纱厂、上海毛绒厂、鸿章纱厂、华丰面粉厂、实强丝织厂。他还在市中心买过一小块地，盖了两间房子，大概是用于出租的。但是这些工厂的名称和出租的房子，恐怕他的儿孙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至于他悄悄存入香港银行的一万美金，等到我叔叔曹镇祥、曹国祥要出国留学时才知道钞票在哪里。然而就是这一万美金，改变了二叔曹镇祥和三叔曹国祥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老爷子晚年的生活。总之，许多事祖父都低调得有些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事后看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这大概就是有一张“表格”中某一栏中说的“刁滑”而“实用”吧。【注：曹启东综合资料，上海面粉公司档案馆。】
祖父还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大阿哥，他身为曹家长子，非常关心自己的兄弟姐妹。弟弟曹朗西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苏州的农民银行工作。后来到了上海，祖父通过妻舅王云程安排他到寅丰毛纺厂当会计科长。曹朗西工作上出了纰漏，当大哥的极力为之弥补，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甚至不惜卖掉祖母的首饰来挽回损失。曹朗西后来身体一直不好，不幸于1952年去世。
祖父的妹妹即我的姑婆曹云青，小长兄12岁，是曹家最小的女儿，无锡国专毕业，书画兼优，很有才气，得到大哥的照顾也最多。妹夫唐津梁是无锡唐家之后（属于唐家老四房），可惜长期患病卧床，身体时好时坏，最初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得到祖父的关照，安排到福新面粉三厂任职。1937年“八一三”打仗前夕，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祖父急忙打电话到无锡，叫妹妹一家连夜赶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住进位于澳门路的三新村。对于两个外甥也悉心关照，帮助妹妹培养他们成才。祖父大姐的女儿也得到大舅的关心和照顾。如今他的这些侄女、外甥、外甥女也都步入老年，谈起祖父的种种好处，依旧心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