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九四八
1948年上半年，尽管时局已经很紧张了，三舅公王云程仍没有放弃他那战后振兴的诸项计划。3月16日，他与胡振兴营造厂签订工程合同，要其按照华基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图样，为寅丰毛纺厂新建一座钢骨水泥的办公厅及职员宿舍大楼，另建两座女工宿舍和一座男工宿舍，他要使寅丰毛纺厂的规模和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合同规定于7月16日以前全部完工，可是到了工程完工时，形势已大变。
国民政府的“8·19”限价政策和金圆券政策已把整个金融弄得混乱不堪，各地民怨沸腾，荣家与王家的领袖人物为确保自身的利益，天天忙于跟政府打“太极拳”。与此同时，北方的战场上，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月间，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东北绝大部分地区；9月间，济南战役国民党军失利，失去了南京到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差不多同时，辽沈战役也打响了，锦州这个战略要地一失，沈阳再失，整个东北地区差不多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到战役结束时，解放军部队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接下来就是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这使王云程醒悟到，脚底下这块土地真的要被颠覆了，老蒋靠不住了，王家两代人几十年奋斗的基业必须考虑“走为上策”了。
当时的上海富商和市民绝大多数对局势的发展还迷迷糊糊，总以为共产党远在东北和华北，国民党百万大军扼守长江天堑是万无一失，起码不会说垮就垮的。理由是，八年抗战都打过来了嘛，连日本人都打败了嘛，老蒋的八百万大军还对付不了几个陕北土包子吗？自然，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军事消息、禁止媒体报道真实战况的缘故。其实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原先国民党重点进攻战略此时已改为重点防御，而共产党已从打游击战发展到可以运动几十万军队的正规战争了……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目瞪口呆的大有人在。直到三十多年后，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的寓所里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是没有想通，他曾对从上海赴纽约探亲的严家外甥女徐景灿（顾姚翠棣夫人（居中）与顾维钧、严幼韵夫妇等在香港维钧夫人严幼韵的亲外甥女）感慨万分：“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啊，有美国援助的那么多先进武器装备，怎么总是吃败仗呢？我怎么也想不通。”【注：徐景灿女士谈姨夫顾维钧、宋路霞访问记录，2010年。】
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的本事是很大的，这些真实的情况，直到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时，当时在南京开会的国大代表们还被蒙在鼓里呢。浙江象山人姜梅坞先生（华北大学和华北中学的创办人及校长，著名学者陈汉章教授的女婿，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是国大代表，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了局势的真相，从而连夜采取果断措施。他的儿子姜光平先生（著名美籍华人实业家、美国ABC公司总裁）在回忆录中写道：“1948年春，我父亲作为国大代表、北平市的参议员，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大会，同行的有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熊希龄先生的夫人毛彦文女士。他们都是北方教育界选出来的国大代表，共有六位，包括胡适先生和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从前北方教育界是全国教育界的领袖，名人辈出，很有影响力，这个阵容绝对是巅峰级的。这年11月初，在一次国大会议期间，他听河北省主席楚溪春说，锦州已经失守，沈阳危在旦夕，京津亦恐不保……我父亲一听大吃一惊，回家后立即作南归的准备。于是我们一家于11月12日夜里又飞回了上海……”【注：《从穷留学生到美国ABC总裁——姜光平回忆录》，姜光平、宋路霞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3年。】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姜梅坞先生后来带着妻子及几个小一些的孩子到了台湾（只有大儿子和二女儿留在大陆，也算是兵分两路吧），小儿子就是姜光平先生，四女儿即小女儿叫姜树桐。
若干年后，姜树桐与美国留学生、军事科技专家曹镇祥先生在美国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曹镇祥先生就是我的二叔，也就是王家大房王尧臣的外孙，曹启东、王秀芬夫妇的二儿子。
当时的上海实业界中，还算纺织业和面粉业的老板们敏感性强一些，他们与国民政府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部消息总会多一些。种种迹象使他们意识到老蒋的元气将尽，民心已失，军心涣散，从1947年下半年就开始抽调资金，逐步往香港转移。大家族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固定资产是不容易搬动的，而且时局的发展可变性和未知性都很大，人们多少还心存一些侥幸心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根据地”，所以“撤退”是逐步实行的，而且葱老姜辣的，考虑问题总要留一手，西方谚语说“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于是王家兄弟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南下香港再创业，另一部分留在上海，尽可能守住老本。当时的想法是，无论局势怎么变，工厂总是自家的；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国家还是老百姓，面粉总是要吃的。只要厂里机器还在转，王家还能没饭吃吗？
荣鸿元是申新总公司的首领，实际掌管着申新系统的大部分工厂，他的思路很明确，国民党肯定是日落西山了，即便不在大陆彻底垮台，也不会给企业家们好果子吃。所以从1947年开始，他就指挥拆机器、运机器，抽调资金南撤香港和台湾。他的说法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向国外订购的机器无法进口（1947年1月国民政府实施“经济戡乱急要措施”，借口取缔投机，全面管制花纱布的生产和销售，棉花由国家统一收购、分配，纺织厂变成了国家的附属，只能为国家代纺代织等），因此只得改运香港，到香港去发展；其次是原棉的缺乏、环境不安全、花纱布被管制，企业无法营运和发展。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香港的畸形繁荣，是战乱与管制工商等不合理所造成的。华北、华中实业家的迁港设厂，实为不得已之举。如果政府能见机允许开放自备外汇，使在英美等邦购进的工业生产器材机器等能准予进口，何至于舍本逐末，楚材晋用，去帮助繁荣香港，实为政府之失策惋惜……”【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来，由于他多次公开大胆与政府唱反调，蒋经国杀鸡给猴看，导致他获“私套外汇”罪，被关押77天。
出狱后，据说他连家也没回，直接登机去了香港，表示对国民政府的彻底蔑视和失望。这些，都促使三舅公王云程刻不容缓收拾行李，赶紧南下。
难忘的1948年，王家开始一分为二。具体的做法是，王家大房中，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陆氏夫妇，祖母王秀芬、祖父曹启东一家，大舅婆韩钟秀母女，以及二舅公王乐水、张敏时一家留在上海。三舅公王云程、姚翠棣一家去香港，另闯新路。二房中，老太爷王禹卿与继室侯铭仙去香港，儿子王亢元一家及女儿王素珩一家留在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难能的是，两位老太爷都没有忘记孙子辈的培养和教育，表叔王建民、叔叔曹镇祥、曹国祥分别留学美国；王禹卿的两个孙子一个留英，一个留美，老人们希望他们能学成回国，继承家业。
其实，兵分两路的何止是王家，上海几乎所有的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荣家大房的人基本都到了海外和港台地区，二房老太爷荣德生先生及儿子荣毅仁、女儿荣漱仁等留在了国内。还有他们的无锡老乡唐星海家族、永安公司的郭氏家族、宁波人小港李家、阜丰面粉厂的孙氏家族等，都在这个时候一部分走，一部分留，但是想不到从此天各一方达30年。荣鸿庆先生（荣宗敬先生的小儿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一直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心想最多六个月就要回去的，只带了几件衣服，许多东西都没有带走，包括父亲的照片，相关文件、纪念品等等，没想到……”【注：《独木不乘舟——上海银行董事长荣鸿庆和父亲荣宗敬的故事》，陈雅惠，台湾印刷，2007年。】
在香港的第一件作品——南洋纱厂
可是这个时候王家事业的开创人王禹卿先生已经70岁了，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感到疲倦了。他把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托付给大房的女婿——也就是我的祖父曹启东先生，把在香港重新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侄子、我的三舅公王云程身上。
王云程原本荣家女婿，他与小舅子荣鸿庆最要好，他们初到香港后的许多事情都是一起做的。他们合作的第一件作品就是香港南洋纱厂。荣鸿庆的原配夫人蔡宝瑚女士是大新百货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百一店）老板蔡昌先生的千金小姐，蔡家的老家在香港。抗战胜利初的1945年下半年，荣鸿庆曾去香港探望过老丈人，顺便考察一下那里的纺织品市场情况。他觉得香港地方不错，现代纺织业还没有起步，只有一些老式的织布机，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这好像是留给上海人的一个发展空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来此发展创业。他只是没想到，这个“必要的时候”很快就到来了。
出于对时局的担忧，以及企业需要分散经营才保险的考虑，1947年王云程也来到香港考察，那时香港的现代纺织业刚刚起步，全港像样的纱厂只有一家大南纱厂，规模只有5000锭子。三舅公王云程从香港的地理环境和世界自由港的特点，以及战后香港人口逐年增多的情况考虑，香港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发展前景，现代纺织业必定大有可为，自己没能“抢”到香港纱厂第一家，能抓到第二家也属千载难逢的机遇了。于是与荣鸿庆合伙，在红磡的土瓜湾买了地，建厂房，建员工宿舍，向美国订购了1.5万锭子，向英国订购了150台织布机，生产梭织棉质粗斜纹布（据《荣氏企业史料》记载，南洋纱厂有25000锭子）。一切准备就绪后，1948年年底，王家在香港的第一家企业——南洋纱厂建成开工了。这个厂子占地15万平方公尺，其中员工宿舍竟占地5万平方公尺，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被媒体广为宣传报道。由于机器设备先进，管理方式先进，三舅公王云程本身就是纺织业专家，亲自部署一切，加上香港人口的暴增（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60万，到1951年激增到200万，后来港督政府不得不实行限制内地人来港政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南洋纱厂生产的“金山牌”、“银山牌”纱布就成了抢手货，订单源源不断，连续多年生意兴旺，供不应求，还销往北美、大洋洲、东南亚。1954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随着香港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在红磡土山湾的厂房渐渐不敷使用了。1957年，王云程、荣鸿庆决定另买地皮，重建新厂，于是迁到了观塘。当时的观塘只是海边的一片小山丘，空旷得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附近不远是香港的旧机场启德机场。在建厂奠基的时候，他们放了很多鞭炮（留下了照片），期望这个企业能有更加火爆、无限兴旺的未来。
他们的运气很不错，鞭炮没白放。20世纪70年代，牛仔服在美国开始流行，逐渐成为全球年轻人的最爱。王云程亲自飞往美国进行市场调查，与专家们一起研究，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南洋纱厂于1978年开始生产“金山牌”牛仔布料，市场销售大旺，逐渐成为南洋纱厂的主打产品。他们是香港第一家生产牛仔布的工厂，因顺应了时尚潮流而行销全球，声名大振，财源滚滚，二十年来经久不衰。荣鸿庆先生在回忆南洋初建时的情况时曾说：“我们是第一家大手笔在香港投资的纱厂，香港当时很荒芜，观塘这边都是一片空地，现在去看看，绝对无法联想当时的境况，和工人们语言也不通。香港在70年代进入纺织业的全盛时期，全岛有27家纺织厂，其中大型的纱厂和我们有关的有好几家。”【注：《独木不乘舟——上海银行董事长荣鸿庆和父亲荣宗敬的故事》，陈雅惠，台湾印刷，2007年。】这好几家大型纱厂包括纬伦纱厂、九龙纱厂、大元纱厂，都是荣家与王家“申新系统”里的人，荣鸿元、荣鸿三兄弟、吴昆生、吴中一父子、陆辅仁、陆菊生父子等，大家不是亲戚就是老搭档，都是从上海“移植”香港的纺织专家。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衬，互为铺垫，在那天高皇帝远、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香港这块奇妙的“飞地”，相辅相成地度过了离乡背井、他乡创业的最初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