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之日益短，爱国之心倍切”
1981年9月，上海普陀区委统战部收到了一位老人写来的一封感情真挚、言辞恳切的捐献信。写信人是王尧臣的女婿、王秀芬的丈夫，即我的祖父曹启东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我自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蒙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安定，心情舒畅。
我今年已八十有二，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为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辉煌的胜利感到高兴，更为祖国日益强大和统一感到自豪。这些都是我在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今天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实现。
当前，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鼓舞下，全国人民都力争为祖国实现四化出力。我虽年迈，力不从心，但作为国家的主人，也应当仁不让，真是报国之日益短，爱国之心倍切。为表示我这点心意，现在恳切提出，愿将我部分积储的人民币五十万元捐献给国家，为四化添砖加瓦。
此上
普陀区委统战部
捐献人 曹启东
谨启
1981年9月8日
或许有关领导觉得，老先生一辈子很不容易，尤其在十年“文革”中还蒙受很大委屈，现在刚刚落实政策，钞票发还了，日子好过些了，有些积蓄理应把晚年生活安排得更好才是，捐款之事不必太急，所以就没有立即答应。但是祖父决心已定，他多次向政府表示，这是自己的一番心意，自己已经来日无多，愿为社会福利及儿童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
两个月后，祖父所在的民建普陀区支部和普陀区工商联也联名写信，向普陀区人民政府汇报此事（普两会《81》第15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
我会曹启东同志热爱党热爱国家，解放前后都为党做过好事，如今已八十二岁高龄，仍一心想为党做点好事。根据他本人意愿，捐献五十万人民币给普陀区人民政府为举办教育福利事业之用，谨请察收。
民建普陀区支部
普陀区工商联
1981年11月23日
三个月后，曹启东收到了普陀区人民政府给他的回信，信中称他为同志，并对他表示敬意：
曹启东同志：
你为本区发展教育福利事业，捐献人民币伍拾万元。对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青少年和儿童成长的精神，表示敬意。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1981年12月7日
通常，政府与统战部门对于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无论是日常交往还是书面文字中，向来称“先生”的多，而这次普陀区人民政府的来函却称其“同志”，这无疑给祖父以巨大的安慰，可知普陀区人民政府有“知人甚深”的高明。
因为，祖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同志了。他人虽在工商界，但并不是普通的、只知赚钱的商人。他一生始终关心时事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和社会进步，把振兴中华的理想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故在各个历史阶段都与共产党息息相通。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参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团体“锡社”，与陆定一、秦邦宪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均有交往，对共产党人有了本质的了解。在“五卅”运动中，他与他的妻弟王启周等人一起，积极声援爱国学生，在上海和无锡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带头捐款捐物，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上海白色恐怖时期，他的三个参加共产党的表妹陈云霞、陈锦霞、陈丽霞，因叛徒出卖而遭到通缉，或是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冒险为之掩护，多次出资出力，帮助解决困难。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干部吴波、萧车等同志，想方设法把解放区需要的棉布、粮食运送到解放区，支援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他积极配合解放军，设计赶走盘踞在厂区的国民党残军，为后续部队渡过苏州河开辟通道。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大潮中，他作为福新面粉公司的资方代理人，积极配合政府的方针政策，精心联络公私双方，化解矛盾，促进生产，使福新面粉公司这个全国面粉业的龙头企业得以平稳过渡，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一贯热心举办社会公益事业，50年代普陀区筹办民办勤业中学和饲养场时，他先后捐助一万余元人民币。当时是三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的年代，一万余元是可以买一栋三层楼房的价钱！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清楚地看到，爱国是他终生的信念，他是一个为信念而活着的人。“报国之日益短，爱国之心倍切”，寥寥数语，确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忠心报国、惟恐人后的爱国主义情怀，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年后的1983年3月24日，他又给普陀区人民政府写了一信，对1981年的捐款一事做了补充说明，他写道：
普陀区人民政府
领导同志：
兹为曾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以我曹启东名义向普陀区人民政府捐献人民币伍拾万元，因我曾受王禹卿委托，将代领定息办理社会公益，故该款其中有王禹卿的遗产，侯铭仙和王炳如的财产叁拾捌万元。现经磋商，请求办理更改捐献人名字手续。此致
敬礼
申请人 曹启东
1983年3月24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很快给了回音，仍旧以同志相称：
曹启东同志：
接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来函，提出你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向区人民政府所捐献的人民币五十万元中，有王禹卿的遗产，侯铭仙和王炳如的财产计人民币叁拾捌万元，请求办理更改捐献人名手续一事。现同意更改。对王禹卿家属的爱国之心，表示敬意，请予转达。并希在区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收到你捐献人民币伍拾万元的复函上注明此事。
特此函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几年后，普陀区政府在这笔捐款的基础上，又追加一半投资，一座漂亮的现代化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普陀区延长西路400号落成了。这个图书馆建筑面积1565平方米，白色的墙面，蓝色的窗户，楼前有个小广场，楼南铺着平整的草地，十分明净宽敞。楼内有低幼阅览室150座位，高年级阅览室250座位，音像室242座位，还有外借室、视听室、录像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可供600名少儿同时进馆活动。图书的借阅和阅览都实行开架，便于引导少年儿童和书交朋友，还可以利用视听设备开展电化直观教育活动。该馆每年接待小读者117000余人次，外借阅览470000册次，视听读者40余万人次。该馆还积极配合学校和重要节日，组织各类读书和征文活动，现已成为普陀区少儿校外活动的重要基地。
2014年上半年，除了正常的图书借阅，该馆还开展了以“欢乐童年，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普陀区第十七届“冬冬乐”征文活动。其中的“点燃梦想”活动是向小读者推荐80本优秀少儿读物，开展读书交流活动，撰写读书笔记；“畅游梦想”是少儿数字阅读网上谈征文活动；“展望梦想”是小小心愿卡制作活动比赛，通过手工制作各式各样的心愿卡，让小朋友们在心愿卡上展现自己的梦想，让梦想激励孩子们奋发努力，勇往直前；“共话梦想”是提供给新上海人子女的自我平台，通过“共话梦想”，激发、增强他们的自信，鼓励他们“展现自我，放飞梦想”。其中优秀作文已经张贴在图书馆门口的玻璃长廊里……
未及看见，老人家因病于1983年5月7日与世长辞了，走完了他爱国、敬业、无比操劳的一生。
人有梦 事竟成
令祖父感到欣慰的是，曹家的“子弟兵”是支很棒的队伍。祖父祖母育有四男二女，儿子曹涵祥、曹镇祥、曹国祥、曹德祥，女儿曹雪琴、曹文琴。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继承了老爷子思路清楚、办事认真、与时俱进的特性，在各自的环境里，各自有梦，各自有成。
父亲为家中长子，自幼受父母宠爱，却绝无“大少爷”禀性，为人方正内敛，尤嗜读书。记得幼时家中有一朝北小屋，里面堆放着他的藏书。从内容看，有部分文史哲专著，但更多的则是科技类外国硬皮原版书。那时的外文原版书价格不菲，据父亲回忆，他工资的80%几乎全部用于购书。“文革”恶浪扑来，父亲备受冲击，工资锐减至三十元。书是不可能买了，即便吃碗“阳春面”也要思考再三，因为区区几分钱或许就能憋死英雄好汉。于是，出售书籍便成为家中“开源截流”的重要途径。虽然硬皮书分量不轻，但当废品卖，终归“三钿不作两钿”，换不了几个钱。每次将一捆捆书搬至楼下时，我都快乐无比，父亲却愁容惨淡、默不作声。至此，父亲便绝少买书。
父亲生性木讷，寡言少语，但对学习外语却有一套独门法则。他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英语自然等同于“母语”（Native Language）；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趋于密切，他又专门向一位寓居上海的白俄学习俄语；而德语则是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而成，他有两本德语笔记，虽残缺不全，但至少文理通顺，用词精准；至于日语，他则是在上海抗战沦陷时被迫在小学里学的，随着时间推移，早就被抛至九霄云外。到了“文革”，阅读往往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酷爱读书的父亲很快在一本日文版的《人民中国》重新找到学习的快乐。《人民中国》是那时官方允许发行的少数几本外文刊物，虽然内容味同嚼蜡，但父亲却因此重新捡拾早已丢弃的日语。父亲供职的单位在杨树浦，我们家却在愚园路，路途遥远。他必须转乘两趟车，前后花一个多小时方能抵达。于是，他每天凌晨四点多便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乘20路电车至外滩，在“中央商场”一简陋的铺子里喝一杯劣质咖啡（真不敢相信，那时的上海居然仍有咖啡可卖！）。他边喝咖啡，边读《人民中国》。大约过一小时光景，再转车至工厂劳动。天长日久，日语大有长进。他虽然戏称自己读的是“哑巴日语”，即只会读，听、说、写则一概不会，但这却是他寂寞人生岁月里些许心理慰藉。所以，父亲也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学习俄语，可父亲认定英语必定是未来国际间相互交流的基本手段，不可偏废。于是，他自制教材，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他强调学英语最重要的是imitation（模仿）和practice（实践），否则学到的只是“半吊子”英语。关于记单词，父亲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认为，一个单词即使背一千遍、一万遍，也只能算一遍。只有在报纸、杂志、书籍，甚至菜单等不同媒介读到，才能算一遍。
除外语之外，西方古典音乐也是父亲的一大爱好。他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说起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等更是如数家珍，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曾在剧场欣赏过小提琴大师奥伊晚年听得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所弹的那套《夜曲》。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茨。20世纪90年代，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聆听艾萨克·斯特恩音乐会。老人家直言：“与海菲茨不可同日而语。”1995年我去纽约采访一位华裔钢琴家，为他录音的竟然就是海菲茨的“御用”录音师费佛。“经他之手，海菲茨如行云流水般的辉煌技巧如朵朵盛开的各色花卉，尽显无遗。”我特意趋前致意，费佛先生得知原委也大为惊讶，音乐居然可以将地球两端素不相识的人联结在一起。
因青年时代罹患肺结核，父亲便拜师学习杨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舒展优美，动作和顺，平正朴实，刚柔相济。这倒与父亲谦和中正的个性相吻合。其一招一式讲究圆活连贯。所谓“圆”就是所有的动作均走弧形半圆；所谓“活”就是动作上下相随，步随身换。故有人称：“太极之圆如同三维空间球体，触动任何一点，都会引起整个球体周身的转动和移位。”父亲自弱冠之年，便苦练太极，不管酷暑寒冬，从未间断。直到晚年病重，记忆力急剧衰退，这才不得不告别几乎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记得某日清晨照例下楼打拳，突然发现打了几十年的套路竟连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内心懊丧之极，从此绝口不提“太极”二字。父亲也曾希望我传承衣钵，倾囊相授，可惜我心浮气躁，始终未得要领。
对于自己的电镀化学专业，父亲更是严谨不苟。20世纪70年代，他发现原有电镀工艺最大弊端是，含大量氰化物的废水流入黄浦江，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他立志技术革新，最大限度降低水中氰化物含量。由于家中藏书早已变卖，他只得利用休息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有一回在实验室做实验，不知怎的发生爆炸，含氰化物的废水溅了他一身。氰化物为剧毒物品，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父亲却无所畏惧，依然按计划继续进行研究课题。他还以环境保护专家身份撰写论文，参加国际研讨会。可惜父亲向来看淡名利，仅有的几篇论文也已散佚，不可谓不遗憾！
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遗下丰厚的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叔曹镇祥，早年就读东吴大学，1948年经台湾和香港赴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物理系，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四年助教后，进入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US。NAVY RESEARCH LABORATORY）研究“宇宙线”（COSMIC RAY），是高科技领域里的学术精英，其研究项目曾两次参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所有研究经费均来自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