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法第六
[原文]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不明于则，而欲错仪画制，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摇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射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以上摘自《管子》第二“七法第六”
[译文]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的内容是这样的：万物都源于天地的元气、寒暑的配合及水土的性质，人类、鸟兽和草木的生长，事物虽然繁多，但都有共同性，并且是不变的，这就叫作“则”。
事物所处的空间，它的名称、年代、相似性、种类、位次和形状等等，叫作“象”。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和角量等等，叫作“法”。一步步来、服从、感染、熏陶、适应、习惯，叫作“化”。予和夺、险和易、利和害、难和易、开和闭、杀和生等等，叫做“决塞”。老实、诚恳、厚道、大方、度量、宽容等等，叫作“心术”。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等，叫做“计数”。
不懂得“则”却想发号施令，就如同把测时间的标竿插在转动的陶轮上，却想要稳定它的末端一样。不懂得“象”而想要量才用人，就如同把长材料砍短了又把短材料接长一样。不懂得“法”而想要治理人民、统一思想，就如同用左手写字而让右手休息一样。不懂得“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如同早晨刚造好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不懂得“决塞”而想驱使和调遣人民，就如同要让水倒流一样。不懂得“心术”而想对人们发号施令，就如同背向靶子射箭却想要射中一样。不懂得“计数”而想要办大事，就如同没有船却想渡水一样。
所以说，制定仪法制度，不懂得“则”是不行的；量才用人，不懂得“象”是不行的；治理人民统一思想，不懂得“法”是不行的；移风易俗，不懂得“化”是不行的；指挥人民，不懂得“决塞”是不行的；有令必行，不懂得“心术”是不行的；办事欲保成功，不懂得“计数”是不行的。
[实例应用与分析]
为官做事要讲究方法
“《管子》第二”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为政处事的观点，“不懂得‘则’却想发号施令，就如同把测时间的标竿插在转动的陶轮上，却想要稳定它的末端一样。不懂得‘象’而想要量才用人，就如同把长材料砍短了又把短材料接长一样”，说明了做事要讲究方法，倘若不讲究方法，那么，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不懂得‘法’而想要治理人民、统一思想，就如同用左手写字而让右手休息一样……”，说明治理人民也是一样的，同样需要讲究方法，否则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为官做事要讲究方法”。
管子说的对，做什么事，都要要遵循它特有的规则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办得好。反之，如果不遵循事物本身特有的规则去行事，结果只能像管子所说“不懂得‘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如同早晨刚造好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
不懂得‘决塞’而想驱使和调遣人民，就如同要让水倒流一样。不懂得‘心术’而想对人们发号施令，就如同背向靶子射箭却想要射中一样”。
为官做事亦是如此。官场之事非同小可，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常常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兴与衰，一方百姓的幸与不幸；关系到官者自身的成与败、升成降。因而说，为官做事讲究方法是很重要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讲究方法技巧，只有选对了策略，做事才能事半功倍，如果只知道蛮干的话，最终往往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达不到目的。
曾国藩为官做事就很讲究方法，他治国方略的首要内容就是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以培植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个人势力。
曾国藩对士兵的训练，特别重视“训”字的作用。他在对部属的教诲中，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他认为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
曾国藩认为，对待士兵还应该恩威并重，他说：“军事不同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他很强调军队的纪律性，他认为，严肃军纪，应从日常生活上着手，尤其要脚踏实地，以身作则。
曾国藩还擅长以仁义忠信培养将才，在将领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曾国藩更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儒家仁义忠信那些东西从精神上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良将。
曾国藩还很重视湘军内部各部队之间的团结。由于曾国藩的诚恳，以及他言传身教的影响，湘军将帅之间、上下之间都保持着难得的团结一致，这使湘军发展成一支具有超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部队，最终完成了其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
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就很对路子，他对士兵既爱护又严格，并注意培养他们的品德，他训练出的士兵之所以个个忠贞、人人英勇，和他这种待人的周全之策是分不开的。
为官为将者做事都要讲究方法，方法用对了、计策用好了，则会事事顺利。在这一点上，齐国大将田单就做的很到位。
战国时期，燕国的乐毅作为上将军，统帅燕、韩、赵、魏等国军队一起攻打齐国，齐军节节败退，连续失去了七十余座城池，接着国都临淄又失守。如此一来，齐国就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了，齐国危在旦夕。
齐王派大将田单坚守即墨，田单命令手下的卧底在燕军中故意扬言说：“田单最怕燕军把俘虏的鼻子割掉，把他们放在攻城部队的前头，因为那样一来，即墨城的士兵就会畏惧怯战，即墨城就难保了。”
乐毅的军队听了后信以为真，竟按照那人说的做了。即墨城中的百姓和士兵看到敌军残酷地割掉了俘虏的鼻子，个个义愤填膺，誓死决心为弟兄报仇。
接着，田单继续派卧底在乐毅的军队中散布言论道：“田单最怕我们挖掘他们城外的坟墓，因为如果他们的士兵看到那种场面，一定会抱怨和沮丧。”
乐毅的军队听了后又跑去挖了齐人的坟墓，还烧骨示众。敌军这种丧尽天良的做法让齐人再也不能忍受，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田单的率领下大举反攻，最后靠着这帮英勇的士兵，齐国收复了全部的失地。
两国交战，重在智斗。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时，用智慧来打击敌人，比千军万马的威力都要大。谁利用自己的智慧制定出巧妙的计策，谁就掌握了形势上的主动，掌握了主动怎么还会不能取胜呢！
官场之事，往往盘根错节、十分复杂。遇到不公平的事，如果直来直去地去干预的话，很容易遭到藏在暗地里的小人们的陷害。此时，应运用策略，让小人主动站出来认错，这“兵不血刃”之计岂不高明！
大宋至和三年，宋仁宗突然染病，朝中有些人便欲趁此机会，生些事端出来。
北京京留守贾昌朝，平日极其憎恨大臣富弼，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弹劾他。此时，恰遇富弼从澶州商湖开挖了六漯渠，把黄河引向横垅旧道。贾昌朝就说皇上之所以染病，就是因为富弼乱动水土，冲犯了圣驾。他还暗中勾结内侍武继隆和司天监的两名官员一起攻击富弼，强调富弼不应当在正北方挖穿黄河，以致冲犯了圣上的玉体。
宰相文彦博明白贾昌朝的用意，但当时的人大都相当的迷信，他想制止也一时没有好的办法。两天后，武继隆又教唆司天监的两名官员拟了份奏折，要求皇后一同听政。奏折送到了文彦博这里，他看了一遍，没有向大家公开其中的内容，内心却有了应对的主意。
他把司天监的两名官员叫来问道：“今天你们是不是提了什么建议？”两名官员只得承认。
文彦博说：“司天官主管天象，天文发生变化，这是你们应当向朝廷申明的。然而你们却要求皇后一同议政，这算什么天象呢？朝廷大事，司天官怎么可以随便参与评论呢？就凭这一点，你们就犯了杀头之罪，并且要株连九族。”
两名官员听后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文彦博继续说：“依我看来，你们一定是一时犯了糊涂才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不忍心治你们的罪，从今往后，你们不要再这样做就是了。”说完，便让两人回去了。
这时，文彦博又拿出奏折让大臣们看，大臣们看后都怒不可遏，纷纷说道：“小小奴才也敢如此放肆，真是无法无天，你为什么不将他们处死呢？”
文彦博笑了笑说：“如果杀了他们，必然会惊动后宫，事情就难办了。”接着，文彦博派人去测定六漯渠的具体方位，并指名让那两人亲自测度。武继隆怕事情败露，请求文彦博让别人前去。
文彦博说：“他们两人本来没有那个胆量，都是因为背后有人教唆才敢胡说八道。”
武继隆无言以对，只得顺从。那两个官员到了六漯渠视察了一番，由于害怕被治罪，回朝后一口咬定六漯渠在东北方，不在正北方。不久后，仁宗的病好了，对文彦博的做法大家赞赏。
文彦博做事讲究方法，避免了一场混乱的发生。他的这种处事冷静的态度和讲究策略的智慧让人津津乐道。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轻易挑衅敌对势力决不是什么上上策。这制敌之术讲究的还是策略，如果能选择合适的时机，再用上良策好计一条，从而以“和平”的方式制服对方，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高祖刘邦统治时期，有人揭发韩信意欲谋反。大臣们纷纷劝刘邦尽快发兵讨伐韩信。刘邦没有表态，而是单独留下陈平商议计策。
陈平问刘邦：“韩信知道他被人揭发了吗？”
刘邦答道：“还不知道。”
陈平又问：“韩信和陛下的部队相比，哪个更强呢？”
刘邦想了想说：“他的军队比我们的强。”
“陛下将领中在用兵上有人能超过韩信吗？”陈平问道。
“没人能赶得上。”刘邦皱了一下眉头答道。
陈平接着说：“如今陛下的将领赶不上韩信，军队又不如他的优良，要想出兵讨伐他，实在是太不可取了，弄不好还会逼他谋反，到那时我们就很被动了。”
陈平又说：“古代有天子到地方上视察、会见诸侯的惯例，我们何不效仿古人进行一次巡游呢？南方有个云梦大泽，皇上到时只需装作巡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的西部边界上，韩信不会有太多警惕，而一定会到郊外迎接陛下。等到他前来拜见时，您可易如反掌地捉拿他。”
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遂派使者通告诸侯到陈县聚会，并传旨说自己要南游云梦。
当刘邦还没到达陈县时，韩信就来到郊外迎接了。刘邦事先安排了一些武士，把毫无防备的韩信给绑了。
韩信大声喊道：“天下已经太平，杀死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刘邦严肃地说：“你还大喊大叫什么？你要谋反的事情早就路人皆知了！”
接着，刘邦在陈县会见了诸侯，完全平息了楚地的叛乱势力。而对于韩信，刘邦也没有处死他，反而封他为淮阴侯，然后又和其他功臣一样给他重新确定了封地。
对于一些势力强大的叛逆力量，如果和他硬碰硬的话，很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是自取灭亡。此时，只有采取一定的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可见，这为官带兵的艺术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方法是否恰当往往是一件事能否成功的关键，陈胜、吴广当年也是采取了一定的方法才被推举为王，领导了一场反抗秦王朝的起义斗争。
公元209年，朝廷征召一批农民去渔阳戍边，陈胜、吴广被任为屯长，一行九百多人途中在大泽乡驻扎。
此时正逢下起了大雨，道路非常难走，可距离规定的报到时间已到，按法令，延误时期者当斩。陈胜、吴广坐在一起商量，吴广说：“眼下起义干一番事业是死，白白去送死也是死，与其都是死，我们何不举兵起义呢？”
陈胜点点头说：“秦朝的暴政持续很久了，天下人非常痛恨。二世又是少子，不是真正的继承人，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扶苏。可扶苏不受始皇的喜爱，始皇派他到外面领兵打仗去了。前些日子听人说扶苏被二世给杀死了。扶苏很受百姓的爱戴，但百姓却不知道他已被害的消息。项燕是楚国的大将，他屡立战功而又体恤士卒，也很受人们的尊崇，而他现在却下落不明。我们何不假借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名反抗呢！”
吴广赞成陈胜的主张，于是便去占卜，占卜先生知道了他们的意图后对吴广说：“你们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可是你们还要去向鬼问卜啊。”
吴广觉得他说的很对，于是就想借用鬼神在众人面前建立威望。他和陈胜在丝帛上用朱砂写了三个字——陈胜王，然后偷偷地把丝帛塞进一个渔家打捞之鱼的鱼肚中，有人买到了那条鱼，煮来吃的时候发现了鱼肚中的丝帛，感到非常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