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九“问第二十四”
[译文]
凡是任职朝廷，调查询问要有原则。爵位授予有德之人，大臣们就会提倡行义；禄赏赐给有功之人，战士们就会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们拥戴的将领带兵，军队就上下和睦；按能力安排工作，人们就讲究功效。
判刑适当，人们就不会随便打官司；社稷宗庙不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东西。不遗忘老臣和亲戚，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实行了这些方针，国家就有准则，人民就有规范，这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政策。
[实例应用与分析]
行权得当则天下归顺、太平
“《管子》第九”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为政行权的分析与指导，“凡是任职朝廷，调查询问要有原则”，说明行权要有一定的规范，无论是“授爵、禄赏、带兵、安排工作、判刑”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讲究，这样就能够使大臣们提倡行义、使战士们不怕牺牲、使军队上下和睦……“实行了这些方针，国家就有准则，人民就有规范，这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政策”。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行权得当则天下归顺、太平。”
只有行权得当，才能将是非分明，统治者要通过自己得当的行权来树立起明确的是非观，让臣民们有所依从，善得善报，恶得恶果，天下百姓才能信服、归顺。反之，如果统治者是非不明，赏罚不清，那么民众就无所适从，进而善恶不分、天下大乱。
所以说，在行权过程当中，统治者必须要把握应有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天下归顺、太平的必要前提。
重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应使用好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如果有人威胁到了自己，也应讲究策略地去化解，否则如稍有不慎，自己权利不保不说，自身性命和国家安定也难保长久。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很能体现出行权得当的重要性。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北宋后，天下趋于安定。
有一天，他问宰相赵普道：“自唐朝以来，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战祸连绵不断，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普回答说：“这是由于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以致皇帝的势力受到削弱，皇帝自然也就无法控制局面了。现在石守信等人手握重权，当务之急就是消减他们拥有的权利，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如此一来，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赵匡胤听取了赵普的建议，决定及早剥夺功绩显赫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但这几个人重权在握，硬取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闹不好还会逼他们起兵反抗，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赵匡胤深思熟虑，决定智取。
有一天，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大将饮宴，酒席上，君臣开怀畅饮，气氛非常融洽。酒兴正浓之际，赵匡胤借着酒意对石守信等人说：“我若没有诸位的鼎立相助，就不会有今天。但我身为天子，日子并不好过啊！还不如做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快活。我每夜都做噩梦，没有一个晚上睡过踏实觉，这皇上不好当啊！”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些，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赵匡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会，赵匡胤醉意更浓了，他又说：“我这皇帝的宝座可是人人都盯着呢！”
石守信等人听后惊出一身冷汗，这才明白赵匡胤请他们喝酒的真实意图，一个个急忙表态说自己绝无二心。
赵匡胤说：“我当然是相信诸位的，然而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会为了富贵而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呢？”
听到这里，石守信等人早已诚惶诚恐，他们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请求赵匡胤给他们指条活路。
赵匡胤顺势说道：“其实人生在世，能享受时就尽情享受，依我看来，诸位何不交出兵权，出外镇守边境，选些好的田地，为子孙后代创下家业，再多置些美貌的歌舞女子，尽情欢娱，颐养天年。这样既可以防止诸位的部下反叛作乱，诸位又能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
赵匡胤的一番话，石守信等人自是心灵神会，赶忙拜谢皇恩浩荡。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称病，自动交出了兵权。赵匡胤把他们安排到边境做节度使去了。
赵匡胤感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受到了威胁，他没有盲目地“强取豪夺”，而是使用了一定的手段让别人主动而退，这是何等的智慧！而他这种行权得当的方式也使属下归顺，不仅避免了自己身背滥用权利、滥杀无辜的骂名，还使属下心服口服，真是一举两得。
做什么事都讲求策略和分寸，不仅应付那些位高权贵的将相需要如此，应付市井小民也是如此，尤其是运用自己手中权利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是否得当。
权利用好了天下归顺，用不好则会闹得朝廷上下鸡犬不宁。晋国“釜底抽薪治盗贼”的故事就很耐人寻味。
有一段时间，晋国盗匪四起，这帮人四处偷鸡摸狗，闹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晋国国君下令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捉拿盗匪，一经捉到定严惩不怠。各级官员奉命组织地方力量打击盗匪，可是却收效甚微，强盗们更加猖狂了。
晋国有个叫郤雍的人，他的眼光很厉害，光看相貌就能够辨别出谁是强盗。那些捕捉强盗的人常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辨认到底谁是强盗。一时之间，郤雍帮助官兵捉到了很多盗匪，并砍下了他们的头。
晋国国君知道后非常高兴，他对朝臣赵文子说：“郤雍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我要重用这个人，让我国的盗匪一个都跑不掉！”
赵文子说：“大王此言差矣，郤雍只是依靠窥视去抓强盗，虽然可以抓住很多，但却难以根除。因为强盗们会为了躲避抓捕，纷纷逃到山林中，郤雍是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的。再说强盗们也在监视官兵的行动，一有情况会马上转移。加之强盗的儿子因为父亲被杀，一定会加入强盗的队伍替父报仇，这样一来，强盗反而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抓尽呢？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把郤雍杀死，那以后还靠什么来抓贼呢？”
果然，不久后，强盗们联合起来把郤雍给杀死了。晋国国君知道后十分震惊，赶忙招来赵文子对他说：“以前没听你的话，郤雍果然死了，现在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对付那些强盗呢？”
赵文子说：“要想使强盗绝迹，最好的办法就是任人唯贤，对民施行教化，用好的思想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羞耻仁义之心。再就是施惠于民，让百姓都过上富足的日子，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去做偷偷摸摸的勾当了。到那时，人人以勤劳守法为荣，以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为耻，强盗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晋国国君采纳了赵文子的建议。他选取了一批贤士去各方广施教化，然后推出了一些惠民的措施。一时间，全国尚学成风，百姓也安居乐业。强盗们纷纷金盆洗手，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晋国国君仗着自己的地位，起初对那些强盗任意惩罚，以致强盗们心生怨恨，不但不示弱，反而更加猖狂起来。这就是因为国君行权不当所致。好在他善纳谏言，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没有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可见，当政者只有行权得当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只有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使政策有利于民，才能使天下归顺。
欲做到行权得当，首先应看清局势，并充分地分析好利害关系。如果身为国君的连是非好歹都不能分辨的话，还怎么谈得上行权得当呢？
秦惠公就曾差点在行权上犯错误，好在他及时地听取劝说之言，才扭转了局面。
秦惠公死后，小主即位。小主的母亲把持了大权，并重用奸臣奄变。秦国在这两个人的主持下逐渐走向混乱。能人贤才们不肯出面辅佐，百姓也是怨声载道。
公子连此时正流亡在魏国，他觉得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打算起兵夺取秦国的政权，以取代小主为君。他借助秦国大臣和百姓的支持重返秦国。他途中经过郑所要塞，这里的守将是右主然，右主然听说公子连来了，遂下令严加防范，不要放公子连进城。他让守兵对公子连说：“实在对不起公子了，俗话说‘一臣不侍二主’，公子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公子连迫不得已离开了郑所要塞，进入北狄，转道来到了焉氏要塞。这次，守塞的将领菌改把他放了进去。小主的母亲和奄变听说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攻打公子连。
秦国的将士们接到命令说：“敌寇在边境上。”将士们在出发的时候都口口声声地说：“去迎击敌寇。”可走到半路时，将士们却发动了兵变，都说：“我们去迎接国君。”
于是，公子连带领军队杀回了国都，小主的母亲走投无路自杀身亡。公子连被立为国君，是为秦献公。
秦献公登基后要重赏有功的人，他首先感激菌改，想重重地赏赐他，同时又非常怨恨右主然，打算惩罚他。
大臣监突此时进谏秦献公说：“国君万万不可这么做！秦公子流亡在外的很多，如果您这样做的话，那么守将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把那些公子放进国来，这对您是不利的。”
秦献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下令赦免了右主然，又赐给菌改官大夫的职位，并赏给守塞的士兵每人二十石米。
赏罚有道，这其中很有学问。秦惠公差点犯下置自己于死地的大错。好在他没有冲动，及时改错，才使天下安定了下来。
如果他利用大权赏罚无度的话，事情将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行权不当，必将天下大乱。
既然行权得当如此重要，身为臣子的就有责任辅佐国君使用好权利，毕竟“权能治民，亦能害民”，权利之剑如果用不好，轻则遭民怨，重则国破人亡。宋朝的吕端在这方面就可称得上是成功者。
宋太宗从他哥哥宋太祖那里得到皇位后，为了确保他的子孙对皇位的继承权，他先后逼死了自己的弟弟和太祖的两个儿子，这在当时引起了满朝文武的不满，皇室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
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因反对父亲的暴行而装疯，故而放弃了做太子的机会，他因此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后来，寿王元侃被立为太子，两年后，太宗患了重病。大宦官王继恩企图乘机拥立楚王元佐，以定策之功博取新皇帝的恩宠。他勾结李昌龄、李继勋等人，还得到了皇后的大力支持。
吕端前去探视太宗的病情，见太子元侃不在病榻旁，于是就在笏上写了“大渐”二字，派人敦促太子入宫伺候太宗。太宗驾崩后，皇后命王继恩、吕端等人到政事堂商议策立新君之事。吕端为了防止王继恩等人的阴谋得逞，当机立断地囚禁了王继恩，并派人在书阁中找出太宗生前留下的诏书。
皇后对吕端说：“皇帝驾崩，立皇长子为继承人符合常规，我们就这么办吧！”
吕端听后严肃地的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应付今天的局面，现在先帝刚刚去世，怎么能够这么快就违背他的遗愿呢！”皇后被噎得无言以对。
不久后，元侃举行了登基大典，吕端走到殿前，看清御座上坐的是太子元侃后，才率领群臣下拜并高呼万岁。
真宗对吕端很是敬重，每次见到他都恭敬地作揖，从不喊吕端的名字，甚至还自称小子。
在吕端的辅佐下，真宗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在真宗即位两个月后，真宗才下令贬逐王继恩等人，同时恢复了皇兄元佐的楚王爵位，并加封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允许他在家养病而不必上朝。为了争取士大夫的拥护，朝廷广开言路，招揽人才。
吕端为政清廉、顺应民情，鉴于赋税繁重，人民不胜其负，他建议朝廷撤消了江淮发运使、诸路转运使司。随后又命令各地停止进献珍禽异兽和取消了盐井税。接着他奉召令诸路转运使督促地方官发展农业生产。
这些措施有利于改善政府作风，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吕端还把法制适当放宽，他说：“根据周朝的制度，治理处于稳定时期的国家，只需使用不宽不严的法律，这是定制。当然，改革的好处如果不是很大，就不宜轻易进行，而改革之时，也需听取众人的意见。”
在稳定国内的同时，吕端还积极开拓外交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宋朝与西夏通过谈判达成了友好关系，这使宋朝边境度过了一段安定的时期。
在吕端的得力辅佐下，真宗统治下的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吕端身怀安定天下之计，却丝毫不自恃功高、作威作福，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勤奋地协助皇帝处理朝政，为社会谋求福利。正是因为他推出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才使真宗即位伊始国家就处于安定之中，百姓安居乐业、君民一心，国家越来越强大了。
通过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利是一种统治人民的武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好这件武器。只有以民为本、以德服人的君王才能用这件武器治理好国家，以使天下归顺。
而那些滥用权利，用这件武器任意妄为者，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反抗，迎接他的必然是失败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