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变法，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康有为派谭嗣同邀请袁世凯出兵，杀掉荣禄，围攻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但谭嗣同一走，他就跑到荣禄那里告状，结果政变被泄露，维新一党被捕杀。但根据历史，慈禧发动政变却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政变在前，告密在后，袁世凯为何在政变发生之后将维新派的密谋和盘托出呢？
不能不说的康、梁要谈变法，光绪是必提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拍板的人啊！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人也不得不说，这两人因为百日维新而名声大噪。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广东佬，这两个广东佬是袁世凯一生中比较头疼的两个人，尤其是孙中山。这里主要说说康有为。康有为这人特别会说话，用现在的话说，挺能忽悠的。
康有为跟袁世凯一样，也是高干子弟出身。更巧的是，康有为的祖辈也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发家的。我们都知道，康有为是个典型的文人。可是这个人却怀才不遇，跟袁世凯一样，在科场上输得一败涂地，36岁还是个秀才，考举人时六考六落榜，这种打击是相当大的。试想一个高中生复读五次都考不上大学，其心里的受挫折想必非常严重。
康有为典型属于那种越挫越勇的“猛士”，不像袁世凯两次没考中就放弃。1893年，康有为终于时来运转，考中了举人，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康有为对这话想必感受更深。
康有为这人虽然屡试不第，但是学问还是有的，聪明也是不缺少的，自幼就被看成是神童。没考取的那段日子，他就教书为生，康有为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大家族中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不好的，小康恰恰就生在混得不好的那一房里。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里不发光，换个地方也会发光。科场上，康有为暗淡无光，但教书却逐渐教出了名气，慕名向他请教学问的人越来越多。讽刺的是，有个年轻的举人，名叫梁启超，居然认这个秀才为老师。
在许多粉丝和学生的支持下，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光听这草堂的名字就知道，这里讲的学问包罗万象，既有中国的传统学问，又有西方的科学文化，从政治到军事无所不包。在这个草堂里，康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将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忽悠得团团转。
其实，康有为夸夸其谈还行，要说真学问估计还不到家。
康有为真正的才能在经学方面，其他的就是装点门面的。由于康有为的超强忽悠能力，他的粉丝越来越多，就像现在的很多名人一样。在这么多人的追捧下，康有为那原本不大的脑袋开始膨胀，他觉得自己太牛了，比孔圣人还牛。既然这么牛，就应该娶一个更牛的名字，他为自己取名为“长素”，这名字乍一看好像不牛啊！其实不仅牛，简直就是疯狂，“长素”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素王”是孔子的别称。如果康有为生活在现代，他可能懒得掉书袋，直接称自己为“孔老大”。
康有为就是这么一个人，头不大，脑袋大。
不过，康有为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那就是自我炒作的能力。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他都是一把好手。当时康有为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走红，让朝野上下都知道我，虽然老子考不上举人，但嘴皮子厉害啊，只要皇帝听说我，召我对答，我一定能用三寸不烂之舌征服他。
康有为牛皮还真不是吹的，朝中还真有人把他当成山村诸葛亮。尤其是翁同龢，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人什么都懂，没考上举人真是时运不济。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搞了一场“公车上书”事件，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康有为的一次自我圣化，已有历史学家对此进行辩诬，这里不赘述。
“公车上书”没有达到康有为想要的效果，接着，他又和自己的得力学生梁启超成立了一个强学会，用现在的话说，强学会是一个爱国社团。这个社团得到一些出身显贵的青年支持，其中有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其中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这都是些有背景的热血青年，正好弥补康有为无权无势的缺点，这些青年同样需要康有为，康有为虽然无权无势，但是有名气啊！那时社会不发达，名气无法直接转换为生产力。两种势力结合，犹如干柴烈火。
官路不好走，政坛太坎坷。头脑灵活的康有为想起了一种新鲜的玩意儿，办报！1895年8月17日，强学会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这是报纸虽然是“民营企业”，但是却不以经济为目的，而是以政治为目的。报纸的内容无非是主张变法，学习西方。
维新变法在甲午战争后是很有市场的，康有为闹得满城风雨之时，袁世凯正兢兢业业地干着维新的事情。名人效应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袁世凯练兵之时对康有为也有所耳闻，说实话，他很渴望拜会这个明星级别的人物。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1895年7月，袁世凯在老家省亲后，来到京城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会面。双方在一种友好而愉快的气氛中展开了交流，据说彼此对对方的印象都非常不错，甚至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此后，袁世凯还参加了康有为的强学会运动，不光捐助了五百两银子，还亲自为康有为做广告，帮忙建立报馆、图书馆，简直变成了康有为的一匹好马。
实实在在的维新派
说袁世凯是个脚踏实地的维新派，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只好拿事实来作证。
袁世凯在练兵期间，通过翁同龢给光绪帝递了两封奏章，主张新政，倡导变法。在给光绪帝的奏章中，袁世凯恳切地建议：现在中国面临列强的包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西方，变法求存。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存在着浓重的救亡图存的思想，他认为强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学习西方，这与通常人们印象中的恢复帝制的“封建余孽”有很大的不同。
在奏章中，袁世凯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袁世凯所建议的改革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改革，他并不是空谈，对政治提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
第一，设立馆院，所谓馆院就是类似于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机构的组织，聘用学问精神的洋人、旅外华人，采纳他们有益的建议。其实，这个机构有点类似于智囊团。
第二，改革八股考试，注重实学，所谓实学就是一些实实在在于国有利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之乎者也的那种。
第三，开设学堂，培养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各方面的人才。
第四，重视外交，在外交使节的选择上要非常慎重，用袁世凯的原话来说就是“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同时，袁世凯还建议要慎重选择边疆大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
第五，裁汰冗员，精简吏治。这条建议对于当时臃肿的清政府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建议，即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也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建议，比如：他主张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开发商业，设立商会；他甚至还建议借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用现在的话说，用铁路带动其他产业；他还提议开发矿产，鼓励商办，保护矿主的利益；此外，鼓励、扶持开设工厂，对于资金不足的，政府可以给予贷款支持；发展邮政事业；完善海关管理制度。
袁世凯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是非常超前的，同时也是非常孤独的。
康有为、梁启超也是主张改革的，我们可以拿他们和袁世凯作一个比较：袁世凯的主张更实际一些，而且是从经济和实业开始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的设想有点空，想一口吃个胖子，他们幻想从光绪那里开始改革，打倒慈禧，这样必然引起社会动乱；袁世凯的步子明显要稳很多，他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革，以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方式将中国带向现代化，他并不主张激化社会矛盾。
这是空想家和实干家的区别。很可惜，袁世凯的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可见这时袁世凯对维新是热情洋溢的，少年时他就有报国大志，一旦朝廷采纳他的建议，他的报国之志就可以实现了。难怪他如此积极热情，可惜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动的国家里，太积极的人往往让人怀疑，太热心的人往往让人退却。
他的积极甚至引起了恩人李鸿章的不快。某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府上，拜会这个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大人物，不过这时李鸿章已是个过气人物，心里很不痛快。说袁世凯这人不会做人是有道理的，他居然好心安慰李鸿章：李大人啊，人生百年，你也风光过了，现在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可以过得很好吗？
袁世凯本来是好心开导这位前辈，但是失意的人都是敏感的，李鸿章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以为袁世凯是翁同龢的说客，劝自己让出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这是清廷最高的职位，相当于宰相。
李鸿章于是大骂袁世凯：慰廷，你这小子莫不是来做翁叔平的说客吧！你告诉他，他想赶走我自己上位，那是万万不可的事，我李鸿章一生为国鞠躬尽瘁，绝不会无缘无故自动引退。
袁世凯无语了，只得唯唯诺诺地离开。但李鸿章认为自己受伤害了，还对朋友和幕僚大骂袁世凯，说：这袁世凯啊，真是个小人啊！他为翁叔平做说客，想抢我的位子。我偏不告退，看这些混蛋能怎么办！
李鸿章是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人，官场失势，草根骂他是卖国贼，心情自然很糟，发发脾气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他说袁世凯是小人也不过是气话。其实，李鸿章从来没有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他一直把袁世凯当自己门生看待，始终认为小袁是个精明能干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次走运的是康有为
1897年，爆发了一场大危机，袁世凯是一个危机公关的高手，这得感谢他在朝鲜的12年经历。
这场危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州教案”。
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被当地的大刀会抢劫，两个德国神甫丢了脑袋。如果神甫是中国人，这事也许根本就是小事一桩，甚至不会引起小报的关注。但这是德国人，德国政府也许并不在乎这两个神甫的死活，不过他们在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德国政府迅速出兵胶州湾，理由当然很充足，就是保护自己的侨民。德国的饿狼本色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们向清政府提出，要在山东筑铁路，开矿山。有人看到这里不禁要说，好事啊，外资主动来投资，这不是支持中国建设吗？德国人可没这么好心，铁路网既方便他们发展实业，又方便运输兵力。
这可不是小事，德国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列强怎么甘心落后。这不，俄国佬要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佬想要威海卫和香港附近的九龙，法国佬看上了广东湾，小日本要把厦门当作自己的港口……这些人不是强盗是什么？照着这种势头下去，中国很快就要沦为这些狼群的盘中餐。
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不改革，民族就可能灭亡。清政府也对改革持支持态度，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如果国家灭亡，清政府也就不存在了。
袁世凯也是主张改革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上书翁同龢，说现在啊，中国处境很艰难，只有变法才能摆脱困境，但是变法呢，也不能盲目地全面改变，应当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人、练兵、理财”这三件大事。练兵是从军事上来说，理财目的是搞好经济，用人主要是改革政府机制，应该说他的建议是好的。但翁同龢认为他的话很空，可能袁世凯的建议还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改革，都知道要学习西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怎么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找到一个改革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改革家呢？有，袁世凯就是。但是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康有为身上，因为这个人是明星，闪耀着光环，他总是给人无所不知的感觉。
就这样，康有为众星捧月般地登上了变法的舞台。康有为原本因为行事嚣张，被逼离开京城，这次“圣人”又归来了，还带了几本自己写的小册子：《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
这些东西虽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可是新东西啊！朝廷一干人等读了他的册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光绪读了《波兰分灭记》还流泪了，连慈禧这个老辣的女人看了他的文章都深受感触。
不过，康有为官职太低，连给皇上直接上书的资格都没有，只好托翁同龢代为转递。这个翁同龢以前是袁世凯的恩人，但这时显然更欣赏康有为。
光绪看了康有为的文章，很激动，想直接召见他，但大臣们都说这于理不合，因为根据清朝的律法，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才六品，不够格。
光绪便询问翁同龢康有为到底有没有才干？翁同龢激动地回答：这个康有为，他的才能胜过臣十倍，恐怕还不止。
光绪自然欣喜，便让总理衙门先接见康有为，日后自己再想办法召见他。光绪是一个求才若渴的皇帝。
康有为这人是非常狂妄的，在总理衙门里也是夸夸其谈，一般大臣没有谁说得过他。一番长篇大论后，他将给皇帝的文书交给总理衙门。光绪帝接过康有为的上书，看着这么激烈的文字居然感动非常，康有为在上书中说如果不变法的话，皇帝和大臣们将来就算想做平民都不可能，还说自己非常不愿意看到崇祯吊死煤山的事发生在今天。这种话若是在以前的某些时代，绝对是可以抄家灭门的，这康有为胆子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