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青年社会组织是青年构建生活共同体的重要途径。随着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再组织化，对青年的日常生活进行重新建构，不仅使青年群体之间共担风险和共享资源，同时也在推动青年间共建信任。青年社会组织如同一张张社会的网，将分散的、独立的青年个体连接起来，使得以地缘、业缘、趣缘、情缘等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转变为更为复杂的网络。青年群体的生活更富联结性，并逐渐形成组织共同体或社区共同体。越来越多的青年改变了自身与社会的直接互动方式，而是通过青年社会组织形成的组织共同体和社区共同体，与包括共青团在内的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互动。由于青年社会组织更多地从民间和社会获得资源，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不再发生交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青年社会组织由原属于共青团组织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管理功能的青年组织系统的内部要素，逐渐变为外在于共青团的社会结构要素，日益成为青年群体的社会工具而与共青团进行各种互动甚至竞争。青年社会组织不仅在青年成长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日益成为共青团与青年关系构建中的重要中介因素，对团青关系的状况和走向的影响不断凸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0年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对青年的广泛吸引和覆盖方面，有33.4%的人认为“共青团的活动更有吸引力”，比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的活动更有吸引力”（22.9%）的比例高出10.5个百分点；但是，有36.9%的人认为两者“各有特色，不好比较”。也就是说，共青团比青年社会组织只具有微弱的比较优势，共青团的全面优势和核心地位面临挑战。
二、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的竞合推动生成新的青年组织生态
共青团和青年社会组织，是具有共同形态的社会组织，一般会在特定边界内构成青年组织种群，形成青年组织生态系统。青年社会组织的大量兴起以及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并以其专业优势和公益性特点，改变着社会结构中青年组织体系的原有生态，正在推动新的青年组织生态的生成与发展。
1. 青年社会组织引起的青年组织生态的新变化
一是青年组织种群中的竞争与排斥现象日趋普遍。竞争是组织间必然发生的现象，竞争又必然形成排斥现象。在一定社会空间和边界内，同一种群的组织在地域和空间内越临近，竞争越激烈，排斥也越容易发生。当前，以青年群体作为工作对象的社会组织不断增多，打破了共青团作为制度安排的主要面向青年群体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传统局面，由此对青年组织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资源的分配方式、分配格局必然提出调整的要求，并为此进行相应博弈，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不同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成为常态。众多青年社会组织根据各自特长，适应利益主体（包括青年）多元化的客观要求，灵活多样地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尽可能地争取青年群体中的目标群体。青年社会组织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考验着共青团对青年的服务能力和覆盖能力。工作品牌是青年社会组织寻求发展的载体，势必会借鉴共青团曾经的成功品牌，比如相当多的青年社会组织在环保、教育、社会服务领域开展志愿服务，积极发挥青年社会组织的后发优势，倒逼共青团在工作品牌上的创新发展。
二是青年组织种群中的青年社会组织数量和密度增大，形成对基层团组织的挤压效应。一定社会空间和边界内的组织种群数量会有最高区间，组织密度也有极值域，超过这个最高区间和极值域，就会加速部分组织的逃离或死亡。在原来的青年组织体系中，基层团组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等方面，都在青年组织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青年组织密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青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数量急剧增加，对资源和发展空间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无疑会使青年组织密度迅速增加，对一定空间和边界内的基层团组织数量造成挤压效应，这也正是部分基层团组织活力不够、吸引力不强的外部原因。
三是青年组织种群中青年社会组织合法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在组织生态学理论看来，当同类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中，组织密度较低时，新的组织形式一般缺乏合法性。合法性随着新组织密度的增长而提升，新组织数量的急剧增加，就会提升其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并获得合法性。在青年自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青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成为横亘在其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问题。青年社会组织数量的蓬勃发展，使青年社会组织对制度化地融入社会结构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诉求，又使现存社会结构更加主动地回应青年社会组织的诉求并加快赋予其合法性的制度建设步伐。尤其是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实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以后，横亘在青年社会组织面前因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因此，青年社会组织直接获得社会制度赋予合法性的现象日益普遍，而不要经过共青团作为行业主管来获得合法性。
2. 共青团在新的青年组织生态中的“去核心化”与角色转变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由此获得政治认可和政治发展空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高度，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变革，将直接导致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分离，由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转变为平等的法律主体。
共青团在青年组织生态中的角色变迁，即由曾经作为行业主管到与青年社会组织具有同等的法律主体地位，鲜明体现了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变迁轨迹。随着草根青年组织的萌芽与崛起，逐渐侵蚀着传统青年组织体系的根基；青年自组织的蓬勃发展与壮大，则形成了对共青团核心地位的强烈冲击，并逐渐形成了事实上对共青团“去核心化”的要求。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内生活力的增强，从横向对比看，共青团的竞争力因青年社会组织竞争力增强而显示出竞争力减弱的态势；从纵向对比看，竞争力的绝对值也在不断降低。共青团在新的青年组织生态中的地位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共青团组织调适变革的能力迟缓，结构惯性表现比较明显。社会组织问题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没有弄清楚社会组织外部的要求，或者是不能精确判断组织依赖外部环境的方式。社会环境快速变化，对共青团组织结构的变化也要求较高，但共青团是纳入国家编制管理的正式组织，组织形式和人员编制变动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审批过程，致使共青团很难适时地调整结构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一个正式组织过去成功运行，即使面临组织生存的环境以及竞争条件发生变化，也容易产生结构惯性，难以发生组织的实质性改变。但是，由于青年社会组织具有后发优势，也无成功运行的历史包袱，可以轻松地根据社会环境和青年需求，实时调整结构和人员安排，确保该组织的社会适应性。
二是共青团促进青年流动的能力下降，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竞争排斥优势日益下降。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身份是青年向上社会流动的首要影响因素，共青团是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并获得新的政治身份的主要场所。在党员的政治身份依然是稀缺资源时，共青团的政治身份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共青团由此成为影响青年能否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教育程度和职业能力成为青年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政治身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大大减弱，共青团对于青年教育程度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同时，党团员作为政治物品的稀缺性不断减弱，在党员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1961年约为1700万人，1980年为3800多万人，2011年底增长为8260.2万人），团员数量也急剧增加（1964年约为2200万人，1978年约为4800万人，2012年底增长为8990.6万人），政治身份的稀缺性以及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有较大程度的降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大大降低了共青团在青年社会流动中的影响力，由此降低了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竞争排斥优势。
三是共青团满足青年需求能力不足，共青团在青年组织体系中的数量和密度呈下降态势。青年需求满足的社会机制是复杂的，市场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的诸多需求。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三成（28.7%）的青年的需求只得到了“少量满足”（26.7%）和“完全不能满足”（2.0%）。在满足青年需求的八种途径中，学校、政府、工作单位、家庭以及公益组织是满足青年需求的主渠道。共青团在满足青年需求的渠道中发挥作用较好的是：在满足“组织需求”（15.2%）、“参与需求”（12.5%）这两个方面均排在第三位；在满足“政治需求”（10.8%）方面排在第四位；在满足“权益需求”（6.1%）、“职业需求”（3.4%）和“文化需求”（3.9%）方面均排在第五位；在满足“思想需求”（8.1%）、“社交需求”（7.4%）、“学习需求”（3.7%）和“生活需求”（2.3%）方面均排在第六位。共青团满足青年需求能力的不足，既与基层团组织服务能力不足有关，也与基层团组织数量的减少有关，还与基层团组织在青年组织体系中的密度与覆盖范围下降有关。
3. 新的青年组织生态中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的竞合关系与功能性互补
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对青年社会组织具有比较优势和政权吸引力。政权是政治的核心，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共青团作为青年组织中最接近权力核心的组织，居于政权运行的体系之中，处于社会权力的核心区域。共青团因制度安排纳入社会结构，可以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单个组织所无法获取的资源。通过较高的组织平台服务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资源。同时，共青团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其所无法获取的社会效应。与此同时，大多数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得渠道相对欠缺，成为制约组织发展的瓶颈，需要通过一种接近权力中心和资源中心的组织作为中介或渠道，以此推动自身的发展。
青年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型青年组织形态，尽管产生时间不长，但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在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表现出不容忽视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的重要推动者，当前，青年社会组织正逐渐深化志愿服务功能，以公益活动为主的志愿服务已经成为青年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积极在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中实现自身价值，日益成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新的时代选择。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的合作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是一种双赢策略，是双方优势发挥和弥补不足的现实需求，也是共青团履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