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寒风呜呜，吹着窗户纸叫响。陈其美顺手拉起了被子，盖在了寇志锐的身上，然后又脱下她身上的衣服，寇志锐霎时像只小绵羊，也顺势拉下了陈其美的遮羞布。
十月沪上都督
从陈其美当选沪上都督，到他最终辞职，掰手算来，十月不到，九月有零。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权。在陈其美的领导下，涤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建立健全新的统治秩序，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篇章，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建功立业，开元改历。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令各省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同一天，陈其美发布通告，转发孙中山的通令，称：“本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目等因。为此，布告军民各界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下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就任，发号施令，与天下更始。合亟出示晓谕，咸仰知悉，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切切特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豁免恶税，维持市面。
《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指出：“本军政分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获寡，谋生不易，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而免奔亡之苦。”其具体措施是：A除盐、酒、糖各税捐外，所有统税关卡，一律永远裁撤。B除海关外，所在税关一律永远裁撤。C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D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E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关于市面，陈其美在致上海市总商会的照会中宣布：“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本军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侨民，安如磐石。久稔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启蒙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须知此次起义，为吊伐而来，师到之处，一草一木，秋毫无犯。商仍为商，工仍为工，幸勿虚事张皇，致碍贸易，无任盼祷。”随后，又发出了《各安生业开市贸易告示》，宣布：“所有本埠居民人等，俱可各安生业，开市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稳定金融，稳定人心。
在《完全担保信成银行钞票告示》中，陈其美宣布：“照得本军政府自管理上海以来，首重维持市面，而以流通金融为第一要义。近来上海市面恐慌，达于极点。然目前急救之法，唯有流通钞票，使全市行用，方可补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扩大城容，拆除城墙。
上海光复后，绅士姚文丹等以城墙阻碍商业发展为由，呈请拆除上海城垣，改建宽阔马路，以振兴商业。陈其美接呈后，当即批示：“拆城为振兴商业之基础，所见极真，应即照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通令剪发，不留豚尾。1911年11月10日，陈其美发布《剪辫告示》：“照得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未有之先例。满清入关，肆强迫之淫威，使和同于胡俗。试披发史，凡我同胞之乃祖乃宗，因此而受惨杀屠戮者，不可胜数，固吾同胞二百六十余年所痛心疾首，忍垢含辱，欲复斯仇而不得其机遇者也。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追念祖宗之余痛，固莫不恐后争先，剪去发辫，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而一般下流社会无智识之辈，犹复狃于积习，意存观望。迭据各团体及个人来府禀请严申禁令，本都督深不愿以强迫之命令，干涉个人身体之自由；但长此因循，殊非政体，且不足以表示万众一心，渴望共和之至意。为此出示晓谕，仰各团体苦口实力，辗转相劝，务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儿膻臭，众心合一，还我上国衣冠。本都督实有厚望，诸同胞其各勉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禁吸鸦片，反对贩毒。
1912年2月20日，陈其美发布《禁吸鸦片告示》，严禁吸食鸦片。告示云：“照得鸦片之害，流毒于我中国已数十年矣。凡我同胞沉溺于鸦片之中，废时失业，败产荡家者以数百千万计。前清时代，曾以特设禁烟大臣，与外缔约，严行禁止，各省虽不能一律净除，吸者已属无多。现自民军建义以来，军务倥偬，不暇顾及，而吸烟者乘此时会，有死灰复燃之势，人格丧尽，实堪痛恨。上海五方杂处，匿居私吸，实繁有徒，倘非精密调查，重申禁令，恐我新造之共和民国，其人民程度反不如从前垂亡之满清帝国。伤心之事，莫过于斯。为此特布禁令，如有私卖灯吸者，一经查出，财产立即发封，本犯严行惩办。本都督欲以强迫手段施之同胞，实欲除恶务尽，不欲留污点，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仰诸界人等，其各凛遵毋违。”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禁止赌博，革除陋习。
1912年2月21日，陈其美发布禁止赌博告示云：
“照得正朔已改，阴历不行，只以商界习惯相沿，暂于阴历年底为清账之期，明岁并将商界习惯改用阳历，以昭划一。唯满清时代，民间于元宵之前开场聚赌，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攘斗殴，伤风败化，莫此为甚。现在民国新立，旧染污俗，悉行蠲除，凡我同胞，皆当随时世之转移，为新国民之模范。为此，通饬严禁赌博，除照会各国依赖取缔租界不准华人赌博外，仰各界一体遵照，如违定予严办。切切。特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如此软弱，以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同样也不敢触及反帝反封建的问题。
应该看到，陈其美虽然不敢反帝，但对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的弱小民族是深表同情的。据陈果夫回忆，1912年间，陈其美与朝鲜志士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亚同济社”的秘密团体，该社的目标是谋朝鲜独立。陈其美担任该社监督，在物质上、精神上均给予了支持。陈果夫回忆说：
民国元年底，袁（世凯）氏促叔出洋考察工商，先汇四万元来申，此款由我代管。但不满两个月即用罄。其中大半为帮助同志，其五之一约计八千元左右，为帮助朝鲜、安南、印度革命党人，及朝鲜在中国留学生之学费等，此可知其对于世界革命之工作也。某年寒假，予至沪省叔。见其寓处正举行会议，参加者有高丽、安南、印度、马来、暹罗等人。会后，由叔执行晚餐。予初不解，后请示于叔，始知系东方各民族联合革命团体而由叔主持者。此盖我叔坚信中国之民族革命，一方面自求民族革命之成功，同时并当协助东方各民族致力反帝工作。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第128—129页。
另外，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回忆，他于1912年2月下旬，到南京求见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谈及援越事。潘在路过上海时，也拜访了陈其美，他说：
陈（其美）豪侠慷慨，余前所亲稔。彼于奔走革命中，尤与余同病。余晤彼，乃不复作客气语，直告以困苦乞援之实情。陈素解余意，毫无踟蹰，以四千元相赠。余又告以派人回国内行大运动。剧烈之暴动，陈初不以为然，谓君等宜于教育入手，无教育之国民，暴动不能为功。余答以我国教育权，完全在法人掌握，法人所立之学堂，完全为奴隶之教育，禁私立学堂学生出洋。凡百教育之工具，我辈无一毫自由。我国人求一生于万死之中，唯有暴动，暴动者为改良教育之媒介也。予因举马志民教育与暴动同时并行一语以告，且历举以来失败之详情如东京义塾、广南学会等事，反复详解。陈大然之，遂给予以军用炸弹三十颗。余所挟以来之希望，至此粗慰。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68—669页。
在对待农民问题上，遗憾的是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没有发表过一件涉及土地问题的法令和政策。相反，当农民自发起来进行抗租抗税斗争时，陈其美却站在农民的对立面，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时的上海报纸上，有关陈其美派遣军队镇压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的新闻比比皆是，也颇令陈其美头痛。
例如1911年12月31日《申报》报道说：
青浦民政长因该邑香花桥一带乡民聚众抗租，扰乱治安，于前夜派人来沪报告民政总长及沪军都督，请兵防护。即经民政总长移知商团公会司令部，派令王济川君率同十字团团长凌有光君，督带团友四十名，又经陈都督命卫队管带师德贵君，选派卫队二十名于昨日下午持带枪械回赶该邑，竭力保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4页。
1912年1月5日的《申报》又报道说：
南汇县民政长赵敬祺，前日电告上海民政总长及沪军都督，因该邑大团等处有沿海沙民抗租滋扰，聚众千余人，啰唣不休，掳人勒赎。该处原有沪军四哨，兵力单薄，不克防御，请即加派防护等情。陈都督准即拨派两哨兵士，速赴大团驻防，并由民政总长移知商团公会司令部，选派团友二十名，前往浦东沟等处，竭力抵御，以防窜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1页。
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后，轻易地抛弃了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同盟军。所以在以后捍卫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总是显得力量弱小，不得不再妥协让步，及至丢掉了政权。
那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调查，关注农民运动。他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明义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应该说，共产党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团结了真正的朋友，打击了真正的敌人，把握了革命胜利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