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和烈士申冤雪仇
陈其美正在都督府办公。
一个申诉信函落到他的案头，标题醒目，落款人大名鼎鼎，柳亚子、朱少屏等11人联名上书沪上都督陈其美，要为死难的共和烈士周实、阮式平反昭雪，并捉拿凶手姚荣泽，申诉书上写：“虏令无状，一日薄西山杀二烈士，不捕杀此獠，无以谢天下！”
原来，周实、阮式都是陈其美熟悉的人。此书也引起了陈的联想……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阮式字梦桃，号汉宣，他们都是江苏淮安人。
周实出生在车桥镇的一个穷书生家庭，幼年就读于“无尽庵”家塾，18岁入县学为秀才，后就读于南京宁属师范学校、两江师范学校。1909年南社成立，周实欣然参加，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与同是南社成员的陈其美相识，与柳亚子、高旭、朱少屏等有密切的交往，被称为“社中眉目”。
阮式出身于淮安城内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族，16岁入泮，后读于江北高等学校，又与周实共读于宁属师范学校，先后任宣城模范小学、淮安敬恭学校、山阳高等小学教师，上海《女报》编辑，《克复学报》撰述；曾应周实之约共创“淮南社”，为南社“桴鼓三应”。
周实、阮式少年时代读书勤奋，晚明志士遗民思想对其影响颇深，他们又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周实13岁时便攻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阮式14岁开始“广究新知”。在追求新知的活动中，他们都萌生了反清反帝革命思想，立定了救国救民革命的志向。
上海光复后，周实曾去拜会陈其美。
陈其美说：天下大势已定，你应该回淮安去，争取苏北的光复，再开新篇。
周实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听你的。
于是他就和阮式去了淮安，组织“巡逻部”，周、阮二人分别任正副部长，参加淮安的光复。
当时的淮安，在各地纷纷光复起义的影响下，曾任山西巡抚、卸任后住在淮安的丁宝铊等豪绅巨室携金银细软逃往上海，知府刘名誉听说苏州光复，也打开府库，携金带眷潜逃苏州避难。
城内只有山阳县衙还在“营业支撑”，但县令姚荣泽的命令已无人听了。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周实、阮式召集旅宁旅沪回淮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开会议事，成立“学生队”，此时县政权几近瘫痪，城内无兵可恃，高户豪门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大局民团不足以抵御散兵游勇和土匪的掳掠，士绅们都希望有人出头来负守城之责，纷纷说服大局供给学生枪支、子弹。周实、阮式领导的学生队员掌握枪械后，来到县衙前放了一排枪，将龙旗扯毁，插上白旗。
周实、阮式还率领队员日夜奔走在城上城下，分班在城门口巡查奸细，至使城内秩序井然。
他们还令商店照常营业，并派人积极准备组织淮安军政分府。绅董见学生们奋发英勇保卫乡里，纪律胜于团勇，因而让周、阮把“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守城的责任由巡逻部担任，他们顶风冒雨，荷枪持械，来回巡逻，日夜不辍。
周实、阮式还指派南京陆军中、小学生分别教操、训练，巡逻部控制了全城局势，清河县的十三协乱兵虽近在咫尺，而淮安却能安然无恙。
11月12日，清河（今淮阴）光复，陆军参议蒋雁行被推为江北都督。同日，蒋雁行传檄山阳县（山阳县在淮安府内）反正，并邀山阳官绅赴都督署议事。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未赴，山阳士绅就推举周实、顾震福等五人赴会。
周实赴会期间，姚荣泽指使人散布谣言，说周实回来后就要“杀官劫绅”，引起了劣绅的忌恨。
11月4日，自清河回淮安的周实在旧漕署前召开大会，县令姚荣泽避匿未到。周实在大会上宣布山阳光复。周实说：“姚荣泽不到会，就是反对光复，我们要把他这个清廷走狗赶出淮安！”同时，周实还痛斥了那些对光复持诋毁情绪的劣绅。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反动势力很快麇集在一起。姚荣泽与典史周城邠、参将杨建廷和劣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人，在海会庵秘密开会，拟定了谋杀周实、阮式的行动计划。
11月17日，姚荣泽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残杀了周、阮二人。这一年，周实年仅27岁，阮式23岁。
姚荣泽杀害了二勇士后，自知罪孽深重，不会坐以待毙，“挥金四处奔走”，打通关节。于是在南通张謇家藏匿下来。
……
陈其美看完了柳亚子等人申冤书后，正义在胸，非常生气，挥笔批示：南通索姚！
这时，张謇包庇姚荣泽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淮安学团顾振黄一行五十余人到达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示雪花般地飞向沪军都督府。再次激起了陈其美的正义感，忙派军司长蔡治民把柳亚子接到府中，让其起草了一个洋洋千言的加急电报，以陈的个人名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为周实、阮式昭雪！
2月7日，孙中山复电陈其美，同意由陈其美来审理姚荣泽案。孙并饬令南通张謇火速将姚荣泽及与此案有关的紧要证据卷宗，解交沪军都督陈其美，以使“秉公讯办，以彰国法而平公愤”。
张謇见了电报，不敢怠慢，知道陈其美的为人处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才把姚荣泽交了出来。这样姚荣泽被押解苏州。2月23日，陈其美又派人把姚从苏州押解到上海。
事情似乎至此已经解决，然而半路上却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姚荣泽深知自己落入陈其美之手，决没有好果子吃，于是暗中派人到南京活动，买通了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伍廷芳出面干扰对姚的审判。
2月18日，司法总长伍廷芳首先致电孙总统，认为姚案应该由司法部主持审理，而不应由沪军都督府审理。伍廷芳指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方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伍廷芳还指出：姚案审理应由司法部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三名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词素著者为陪审员，并准许原告与被告两方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对于伍廷芳的请求，孙中山认为“极善”，指示同意。
但陈其美并不打算放弃审理姚荣泽案。他也写信给伍廷芳，承诺将按照文明办法审理此案。
3月2日，伍廷芳复函陈其美，重申姚案应由司法部主持，审判官亦应由司法部指派。
二人书信频繁，互不相让。
最后，陈其美没有理睬伍廷芳的意见，3月8日在上海开庭审理，至3月23日宣判姚荣泽死刑，于两周内执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周时间，临时政府总统移位，由原来的孙中山，换成了袁世凯。旧官僚以所谓姚“罪有应得，情尚可原”，致电袁世凯请赦免一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袁世凯看在老姚杀戮革命党的功劳上，自然放他一马，于是大笔一挥：免其死刑！
于是，姚荣泽被“定为终生禁锢之罪”。后来又改为监禁10年，实际上姚荣泽被关押三个月即被放了出来，逍遥法外。陈其美、柳亚子的种种努力，被袁大总统一笔勾销了。
实际，这是共和的一大悲剧，又是“江苏省革命史上一大污点”。江苏省政协会资料委员会、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43辑：《周实、阮式纪念集》。
汪精卫语讥孙中山：你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恋栈吧？
就在陈其美极力为周实、阮式昭雪之事奔波时，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在飘摇之中……
1月16日晨，袁世凯得知孙中山议和许诺后，亦于当天上午高高兴兴入宫拜见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以国务大臣联奏名义，跪奏太后，请清帝退位，亦谓之再次“逼宫”。
这日上午1l时45分，袁世凯奏毕便乘双轮大马车出东华门。车过东华门大街，有大队骑兵拥于前后，大街有军警夹道林立，好不威风。
正在行走之间，已到三义茶店楼门口，张先培从楼上掷弹一颗，但弹发后，袁车已过。
“快走！”马车在袁的指使下飞驰起来，行抵祥宜坊前，第二组黄之萌、李献文各急投一弹，弹响车覆，卫队长与士兵数人当即命归西天。袁马车二马受伤，受到惊吓，腾起四蹄，狂奔而去，载受伤的袁世凯脱险回府，留下卫队拦截。
张先培等下楼追击，被卫队当场击倒，黄之萌相扶，并与卫队交战，顿时天昏地暗。一场乱战之后，无奈卫队人多，同盟会：杨禹昌、陶鸿源、许思训、黄永清、李怀莲、萧声、薛荣等人，均被逮捕，旋遇害。
一时间，京师大哗，恐怖笼罩。再说袁世凯此次朝见出宫后，即遭到上面所述革命党人行刺。袁世凯的奏折是以法国皇帝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示意清朝皇室，使隆裕对袁大为疑忌。正好袁出宫后，即遭革命党人刺杀，复使隆裕又对袁氏信任。袁世凯心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时袁世凯不敢再出门，包括清室也戒备森严。
袁世凯遭行刺之后不到10天内，恐怖烟云未散，又有称作炸弹专家的彭家珍等积极筹划刺杀良弼等清室顽固派宗社党人的行动，其目的是消除共和障碍。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县人，陆军武备学堂炮科毕业，系清军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于天津加入京津同盟会。此人正义感较强，同情孙中山革命，支持共和。
良弼是清室的顽固派。1月24日，彭在街上散步，经路人指点，觅得良弼新宅在西四牌楼红罗厂。此院高深，戒备森严。暗攻不如强取。25日，彭即着军装携佩刀、炸弹到良弼宅访问，等候多时，良仍未归，遂辞出，刚出门不几步，良弼归来，彭即回车到大门口下车，当良弼下车时，彭假以投名片作掩饰，顺手投炸弹炸之，炸弹触地爆炸，良弼左膝炸断，彭则当场殉国，年仅25岁。
良弼被抬回苏醒后，闻言彭家珍已当场死去，亦赞彭为英雄人物。两天后，良弼亦死。共和一患被除。
不到10天内，接连出现两次暗杀，使京城再次笼罩在血色的恐怖中。
两次暗杀的插曲，加快了南北和谈的进程。
接着，孙中山派出了南方政府的议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是汪精卫和外交总长伍廷芳等，张竞生为代表团秘书。孙中山特在南京总统府一间密室里向张竞生单人作了如下的指示：
首先，孙中山说：这次南方议和代表团代表虽是伍廷芳，但实际暗中令汪精卫负责。伍虽是我方外交总长，此次由各省代表推荐为代表，表面是极适当的。但其人是大官僚，贪财、爱物质上的享受。当年他由清廷派为驻美公使时，随员各职，尽行贿赂出卖。回国后在上海买一座洋楼，骄奢淫逸，他不是革命党人。断不能再使清廷保留虚君位。总之，无论从何方面看，伍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方面的。各省代表推荐他，不能不任命他为代表，但我总怀疑他是否能称职。所以我们另命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等人为议和代表团参赞，暗中特授汪精卫全权，即是凡事须由参赞团同意，然后才能执行。
孙中山说到何以信任汪精卫的理由时说：因为他前时暗杀清廷摄政王的行为，轰动世界。出狱后，又在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仍然为了革命。这次议和，他还是会真心真意以达到我们革命党的宗旨的。所以我们授他全权，尽量发挥革命党人的意志。当然，他有时不免感情用事，所以我们又望参赞团与你们秘书团好好帮助他。
说到第二个问题时孙中山沉着表示：对袁世凯要采用“利用方法”，使他上我们的圈套。袁是大官僚，狡猾成性。但他前受清廷的排斥，今虽起用，可是他心底里是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这一点上是与我们的目的一致的。至于人是否真心为民国，却是极可怀疑的。在这一点上，全靠我们利用他的方法，使他接受我们的宗旨。因此，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我极愿让出总统之位，只要他能支持建立民国。这可以说，我是用总统的名义，促使袁接受我们革命的宗旨的。中山先生还分析当时的军事力量说：我们实在是不能与袁对抗的。我们虽有革命的勇气，但经费支出，连数千元也要由上海工商界来接济！而且军权不统一，各省军人各自为政，不能统一指挥。所以我们只好利用袁世凯来建立中华民国。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拿总统换和平”。
利用袁的势力来建立民国，当然危险性是极大的。可是我们革命党人如能团结一致，好好监督他为民国尽职，那么，他虽有野心，也不能不在我们的控制下做事。那么，初始虽则是我们利用他，结果还是希望能逐渐把他改变成为同我们一样拥护民国的人。所以我常说不怕袁世凯，只怕我们革命党人有二心、不团结。现在形势，各省纷纷独立，大多是军人与政客所主持，我们如怕他们，就不能成功了。所以我们也要不怕他们，利用他们，革命才能成功。
中山先生说到此时，语气极坚决。停一会儿，他又说：我愿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人说我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识大势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怕袁，而是利用他。不但是袁，无论谁，他如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都极愿让出这位置；但无论何人，如不能做到这两点，虽用任何强力，都不能使我让出。我是终生抱定革命者的气节的，不但视总统是一个虚名，而且到必要时，虽自家性命也可牺牲的。总统是一个虚名，我不当总统，也可为国家做事。我立志让出总统后，就专心做实业救国的事务，并希望完成我的学说，以教人传世。试想总统有什么意义使我留恋呢？我所留恋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不是总统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