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交集的1991
1991年，应该说与其他年份没什么两样。春暖花开，夏暑伏热，秋风送爽，冬寒数九。四季交替，日月轮换。
可对颜鸣皋来说，这却是个悲喜交集的年份，哪一年都没有这一年特殊。
这年4月，在庆祝我国航空工业建立40周年之际，颜鸣皋作为“为航空工业做出杰出贡献者”，荣获航空航天工业部最高奖励——“航空金奖”。
远在美国的著名华裔科学家、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先生，闻讯专门发来贺信，向颜鸣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颜鸣皋和李政道虽然研究的方向不同，虽然不在一个国度，但同为炎黄子孙，同为物理学家，两人性相近、心相通，互相欣赏、互相仰慕，在不断的交往中成为了挚友。
李政道先生在给颜鸣皋的贺信中还自豪地这样说：
“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胜利前进，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世纪初，华人科学家必将领导人类科学新潮流。”
颜鸣皋读着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深深地被老朋友美好的祝福和赤诚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是的，“华人科学家必将领导人类科学新潮流。”颜鸣皋被这个美好的预言兴奋着，也为这个美好的目标奋斗着。
这一年，颜鸣皋远赴日本京都参加第六届国际材料力学行为会议（ICM-6），并作为执委会主席致开幕词，此后，又主持召开了ICM-6大会理事会。
可是，就在颜鸣皋为这预言和目标忙碌、奔波、奋斗之时，他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妻子倪莹却不幸因病去世。
倪莹的离去，对颜鸣皋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心中的内疚无以言表。
在采访他的日子里，颜鸣皋曾与笔者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他说：
“人们常讲，科学是无国界的。同样，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也是超越国界的。不管现在的人们怎样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但我始终十分喜欢，曾阅读过数遍。每次读后，我都会掩卷深思，认真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想一想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虚度了年华，是否能像主人公保尔那样，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可以毫无悔恨地说，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悔恨，没有愧疚。可是，再一想，我这辈子唯一感到愧疚的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倪莹是大家公认的贤妻良母。她是一个对人要求甚少，而给予人甚多的人；她是一个胸中只有他人，只有丈夫儿女，而唯独没有自己的人。我们刚结婚我就出国留学，一别五六年，她身患重症独自守望。我回国后一心扑在工作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疏于对她和家庭的照顾。她生孩子时又旧病复发，一拖再拖，直到后来恶变，我却很少注意。‘文革’中她跟着我遭罪受苦，还顶住各种压力，对我不揭发、不离弃，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可以说，没有倪莹的默默支持和奉献，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那么些的科研成果。我总觉得对不起她，生活的重担和磨难拖垮了她的身体，使她年仅67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讲到这里时，他是那样的沉痛，笔者的心也仿佛被人揪住了一般。
在为倪莹送行的那天，儿子颜士建、女儿颜颐君看到一向刚强的父亲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从父亲的泪水中，儿女们读出了老一辈人深厚而朴实的感情。父亲与母亲之间话不多，常常默默相对相守，默默无语蕴大爱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一个眼神、一个形体动作就能了解对方想说什么，干什么。他们的爱从不挂在嘴边，而是爱在了心底深处。
同样，从父亲的泪水中，儿女们也读出了老一辈人心怀国家、矢志事业的无私情怀，从而进一步理解了父亲，也不再埋怨父亲。
颜士建和颜颐君从学校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当全国掀起“出国热”时，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人都纷纷留洋镀金，他们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请父亲联系国外的学校或机构，打个电话或写封推荐信之类的东西。
颜鸣皋曾给数十人写过推荐信，送数十人出国留学，可就是没给自己的儿女写过一个字，打过一个电话，他对他们说：
“你们在‘文革’时没有上好学，基础不好，没必要出去。你们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颜鸣皋说得是这样干脆，似乎有点儿绝情，儿女们当时还有点儿不理解。
1991年11月，颜鸣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这不仅是巨大的荣誉，更是党和人民对他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获此喜讯后，颜鸣皋却深感不安，他说：
“我只是做了我应做的工作，党和国家已给了我很多的荣誉。现在又选我当学部委员，我感到受之不安。”
颜鸣皋论年龄、资历、职务和业绩，在生活上享受一些待遇，是应该的，谁也不会说什么，可他是低调又低调，尽量不去麻烦单位和组织。
有一天，研究生部张瑞麟老师外出办事，来到院外等公共汽车，在挤车的人群中发现了颜鸣皋。心中暗想：院里的车辆太紧张了，院士外出都要坐公共汽车。他觉得这不过是偶尔一次，也就没太在意。
谁知后来，他又看到了几次，心中不忍，就挤到颜鸣皋身边说：
“颜总，您怎么也来挤公共汽车？您这么大年纪又是院士，挤公共汽车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下次出门，千万不要再挤公共汽车了，一定要给研究生部说一下，让他们给您派车。”
颜鸣皋笑笑说：
“没事的，没事的，你放心。再说，我出门是办私事，哪能张嘴向单位要车呢？”
“怎么不能要车？你这是应该的。”
“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私事和公事要分清，我办私事不能给单位添麻烦。”颜鸣皋摇着头坚持己见。
张瑞麟看说服不了颜鸣皋，也就不吭声了，但心里一直放不下。回来之后，他专门找到所长反映情况，“告”了颜鸣皋一状。
所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做出决定，为颜鸣皋配了一辆专车。
按说，有了专车，颜鸣皋可以车接车送了吧。但他除了外出办公事要车之外，上下班却整天骑着一辆老式的28加重自行车。
所领导看到后，找到他劝道：
“颜老，您这么大年纪了，整天骑自行车跑来跑去，我们心里不安呢。”
颜鸣皋笑呵呵地说：
“我家离单位又不远，骑自行车有什么不好？既为公家省了汽油，我又能锻炼身体。”
“虽然这样说，但我们还是怕您出什么事啊。”所领导有点担忧。
“你们放心，不会的。”颜鸣皋安慰着所领导。
但是，怕出事却偏出事。
1991年12月30日，天空飘起来一场雪。凛冽的寒风吹拂着京郊大地，使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所区道路的一些低洼处结起了一层浮冰。
这天下午5点多钟，颜鸣皋下班了。他又跨上了自己那辆“专车”，顶着风奋力往前蹬。
研究所的职工住宅楼盖在山坡上，颜鸣皋回家时要爬一个斜坡，骑车比较费力。
颜鸣皋偏偏不服老，从搬进单位分给他的这套单元房以来，每次都把征服这一段山坡看作是对自己身心的锤炼，看作是一次挑战生命衰老的胜利。几年了，也从未出过什么事。
这天，颜鸣皋刚骑上斜坡准备转弯时，就发现路面又湿又滑，有的地方还结了冰。他准备下来推着走，谁知，偏偏就那么不巧，在那转弯的一瞬间，前轮轧在一大坨冰块上，猛地一打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颜鸣皋暗叫一声“不好”，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万幸的是，当时正是下班时间，人来人往，发现得及时。
人们迅速地把颜鸣皋送往医院。
一检查，他的左髋骨臼被摔成粉碎性骨折。
1991年最后的几十小时，命运给颜鸣皋这位老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并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架起世界合作交流的桥梁
在躺倒在病床上那段日子里，颜鸣皋着急啊，非常的不习惯，有许多课题等着他去做，有许多学生等着他去指导，有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着他去主持和协调……
然而，颜鸣皋的身上处处闪耀着生命的奇迹！历经那场大灾难之后，他竟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如他的性格一样，他的骨头也是硬的。
起初，他还需拐杖帮助，到后来拐杖竟成了摆设。
颜鸣皋在中国航空材料科研领域，论学识、论资历、论成果，他都堪称泰斗和先驱。同时，他在国际材料领域也享有盛誉，得到世界同行们的认同和尊重。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颜鸣皋更忙了，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他曾多次应邀赴美国宇航局及美国纽约理工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德国宇航研究院、法国宇航研究院、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蒙尼托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九州大学、韩国机械与材料研究院以及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院所，进行讲学或学术交流及洽谈合作。1993—1994年，他还被新加坡科委聘任为该国的国际顾问七人小组成员。
颜鸣皋参加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的次数更多，他曾10多次担任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国际委员或执行委员。早在1987年，就由他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国际材料力学行为会议，并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后连续参加主持5届。同年，他被推选为远东国际断裂力学会议执行委员。1990年，他又被国际断裂力学会议推选为联络委员会委员。1999年，他被国际材料力学行为会议推选为名誉主席，当年国际疲劳大会授予他“终身荣誉会员”。
颜鸣皋非常珍惜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每次出国，他都是满载而归，不仅带回来崭新的科学信息和学术成果，有时还会带回来一些国际合作项目。
颜鸣皋和其同事们在与德国宇航研究院的技术合作中，对铝合金在系统变化高、低载和卸载序列下的裂纹扩展行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根据疲劳条纹推算出的改进模型，较现有的线性累计法与恒张开应力法更符合实际结果。他们的这项成果得到了德国同行的认同和好评，上述模型已应用到了飞机结构部件的寿命估算中。
中美航空航天领域的第一个科研合作项目“疲劳与断裂力学-高强度铝合金的小裂纹效应”，由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兰利研究中心联合承担。在小裂纹的断裂力学分析方面，颜鸣皋参与的三维裂纹权函数法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其计算结果不但和NASA兰利研究中心采用改进后的有限元法在巨型计算机上得到的结果十分吻合，而且还发现和修正了国际断裂学术界广为采用的三维应力强度因子的著名纽曼公式。
在中美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合作课题所研究的权函数法已经成功应用于三维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分析，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这个项目先后获得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中美双方的课题负责人还在2000年获得国际材料研究学会联盟（IUMRS）的首届索米亚国际合作奖。
颜鸣皋已至耄耋之年，硕果累累，已无须受名利所累、生活所劳，可他依然为增进中外科学交流与技术合作，不辞辛苦东奔西走，依然孜孜不倦地在航空材料领域南征北战。在他忙碌的身影上，在他攻关的脚印中，我们看到他以他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使中国航空材料研究快速发展；使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国际知名度日益提高；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疏通了渠道、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枝繁叶茂励后生
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院内以及外侧的山岗上，生长着许多棵枝繁叶茂的松树。松树的旁边及周围，一代一代的树木茁壮地成长着，形成了一片林海。微风吹过，涛声阵阵，宛如奏响着一曲曲和谐而又美妙的音乐。
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慢慢地铺展，将树林、山岗、院舍镀上了一层合金般的殷红。
这是1993年的一个傍晚，留学法国的陶春虎沐浴着霞光归来了。在航班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一刹那，在他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脑海中就浮现出老师颜鸣皋的笑容。他甚至打定了主意，要继续拜在老师的门下，攻读博士后。
陶春虎从法国学成归来之后，担任了金属物理室和失效分析中心的副主任。他边工作边在老师的指导下向更高的层次攀登。
为了使陶春虎能够快速而又健康地成长，他不仅处处严格要求，还想方设法给学生压担子，在实践中进一步锤炼。
1996年年底，师昌绪、柯俊院士组织了国外材料科学与工程方面学术文集翻译出版工作，共计23卷。
颜鸣皋负责其中的《材料的塑性变形与断裂》一书，约95万字的翻译，时间节点定在1997年7月底交付出版社。
颜鸣皋领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并让陶春虎具体负责。由于参与翻译的人员基本上是刚工作不久的几名博士，当大多数章节翻译初稿出来后，许多负责审校的老专家看到翻译的专业技术问题较大，就不愿审校。
陶春虎看到这个情况，考虑到责任重大，就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1997年2月底，陶春虎把自己负责的18万字翻译稿交给颜鸣皋审校时，试探性地对老师说：
“颜总，我3月份要去埃及访问，4—7月还要到党校学习，您是否能另找个人负责全书的审校和统稿呢？”
颜鸣皋似乎看出了陶春虎的心事，没有表态，只是说：
“我看看你翻译的稿件再说。”
大约过了一周，颜鸣皋把陶春虎叫到办公室。他拿出了陶春虎翻译的稿件，上面附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另外两位在翻译和专业领域都非常著名的专家审稿意见，笑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