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3年到1920年七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海军事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我最终的人生追求。我不甘心做个平凡的人，我明白自己的目标，自己真正的职业还是做一名出色的政治家。
3．生命中最严酷的事
1920年，4年一度的大选又要拉开序幕。战争带来的影响，使民主党处境艰难，民众的支持率也在逐年下滑。民主党在旧金山举行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击败了对手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选择了我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
尽管我已经大体上预见了这次选举的结局，但是随波逐流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很多无望的事情经过艰苦的奋斗还是会出现转机的。即便是大选失败，这种经历依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所以我迅速交代了海军部的事务，随即便与同事们挥手道别。在临行前我对丹尼尔斯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他7年多来对我的体谅、容忍以及教会了我如何在政海中前行的本领。
8月9日，竞选运动的帷幕正式在海德公园村拉开。在此后的90多天里，我绝大多数晚上在竞选专车上度过。我毫不停歇地在全国各州旅行，每天通常是发表7次有时甚至是13次演说，总计演说次数高达近千次。与我同行的除了埃莉诺之外，还有宣传人员斯蒂芬·厄尔利、总管马文·麦金太尔、专职采访记者斯坦利·普伦诺西等，路易斯·豪后来也从华盛顿赶来助阵。
3个月之后，开始投票，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共和党的哈丁和柯立芝当选。对于这个结局我很坦然，但我相信自己的道路不会就此结束。为了感谢竞选团队，我送给每人一副金质袖链扣，一颗上面刻着我姓名的缩写，一颗刻着受赠者的姓名缩写。
选举失败后，我暂时退出了政坛，10年来第一次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在陪孩子们度过一段轻松自在的休息期后，我决定开始出来工作。虽然我心中还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准备寻找机遇重整旗鼓，但是眼下我更想到经济领域尝试一番。这时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计划在纽约开设分部，正寻觅合适人选。该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担保和海外投资等金融业务。公司认为我很适合纽约分部负责人这个职位，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另外，我还重操旧业，和几个朋友在华尔街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除了长子詹姆斯之外，我们一家人又搬回了纽约第65街的住宅。詹姆斯已经13岁，被送进格罗顿公学读书。我知道插班生的辛苦，所以不管是詹姆斯，还是以后对其他几个孩子，都是一年级的时候就送去入学。
我每天上午到百老汇的信托储蓄公司上班，下午到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料理业务。周末的时候我回斯普林伍德庄园，和那里的邻居和朋友聚会。
尽管我的生活看起来离政治渐行渐远，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就是像西奥多叔叔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我密切关注政坛上的各种变化，和已经解散的副总统竞选班子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1922年的中期大选做着准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1年8月，纽约的天气酷热，我们全家去坎波贝洛度假。到达坎波贝洛的第四天我便和同伴驾着游艇到海上捕鱼。一不小心从船上跌到了海里，冰冷的海水让我冻得瑟瑟发抖，晚上我觉得自己浑身无力，但没太在意，以为是之前连日工作导致的疲惫。8月10日清晨，我们一家人乘着自己的单桅小帆船在芬迪湾附近游弋。返程的时候，詹姆斯发现坎波贝洛旁边的小岛上的树林起火了，于是大家一起去扑火。一家人奋力扑救了两个小时，林火终于被扑灭。大家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我建议大家到海水中冲洗一下，没想到海水冰冷刺骨，不得不赶紧上岸。我刚到家就发现了一批新邮件，我穿着湿衣服看了半小时的信件，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双腿的肌肉酸痛得更加厉害，我以为是早上着凉的缘故，就喝了点热汤后早早上床休息，没想到，半夜开始发高烧，体温达到39度。埃莉诺请当地的贝内特医生过来诊治，医生诊断是重感冒，建议卧床休息。8月12日，我的病情没有缓解，体温忽高忽低，不能走路，腿也不能动。豪得知我生病的消息，搁下工作来到我的身边照顾我。
随着病情的恶化，我的膀胱出现了问题，必须插导管才行，腰部以下的肌肉完全没有力气。8月25日，在专家的会诊下确定我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多发生于夏秋季节。患者在病毒潜伏期的症状表现和感冒症状相似，多汗发热，浑身无力。潜伏期过去后，随着病毒的入侵部位不同，患者会相应地发生局部瘫痪。病势轻微的，一两年内就能够恢复，重者可能会出现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当我得知这一诊断结果时，我的心绪反倒稳定了下来。我知道自己将面临这一场巨大的考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必须过了自己这一关。在纽约市长老医院里我没有自暴自弃，更不甘于隐退到海德公园村过舒适的绅士生活。我相信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自己肯定能够重新站起来，于是隐忍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严格遵照理疗专家雷克夫人规定的锻炼计划，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措施。经过不懈的锻炼，我上肢的肌肉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强壮，我学会了操纵轮椅，掌握了一些移动身子的新方法。几个月后，我终于能够坐起来了。随后，我开始练习走路，每天能够多走几步就是我最大的目标。信念是医治病痛的良方。为了保持勇敢地与病魔抗争的勇气，我拼命地思考、认真阅读了大量的美国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和世界名人传记。
德雷珀大夫为我的双腿配了支架，依靠这幅支架我就能站起来了。除了无法单独登上3英寸以上的台阶，我和常人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熟练掌握支架的使用技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我曾摔得鼻青脸肿。有一天我发明了一种上楼梯的方法，要表演给大家看。那就是先用手臂的力量把身体撑起来，挪到台阶上，然后再把腿拖上去，这样一级一级往上爬。母亲见状马上阻止我：“你这样在地上拖来拖去的，给别人看见很难堪的。”我对母亲说：“我必须面对自己的耻辱，才能重新找回自己。”
为了不让外界遗忘我，埃莉诺克服了羞怯，走出了家庭圈子，学会了速记、打字、开车和演说。她加入了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和新朋友，并当上了财务委员会主席。她还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不久她就在支持民主党的妇女选民中赢得了好感。她及时地向我反映外面的情况。豪也放弃了好几次就职机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帮助我和外面的各界人士见面，让我和他们保持正常的联系。利汉德小姐接替埃莉诺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在我生病的时候，周围的人给了我温暖和无私的帮助，让我永远保持战胜疾病的信心，让我更加坚信美好的生活在前方。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1928年的大选就来临了，4次当选纽约州州长的艾尔弗雷德·斯密斯一支独秀，赢得了总统提名。纽约州州长的位置空缺，艾尔弗雷德认为我是合适的州长候选人，便向我发出了邀请。但此时我的心思正在经营温泉和恢复健康上，还没有为复出做好充足的准备。可是斯密斯不停地打电话劝说我出面竞选。纽约州民主党领袖和其他各州的民主党知名人士也纷纷寄信、发电报，希望我能够从大局出发，出面稳定民主党在纽约的势力。相对于共和党的良好局面，民主党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党内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政见，组织也很混乱。加上柯立芝时代的经济繁荣让人们看到了战胜贫穷的希望，所以民主党获胜的希望很渺茫。但是，艾尔弗雷德和其他民主党热情和诚挚的邀请让我没有理由再拒绝。
1928年11月6日，投票结果出来了，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以绝对的优势成功当选为下一任总统。次日纽约州州长竞选也有了结果，我以多于对手25564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这次选举，所以我经常自诩为0.5%的州长。
尽管我取得胜利，但是各种质疑的声音还是接二连三地传来，党魁们都在关注，想看看双腿残疾的我是否真有精力和能力管理这个州。州政府中有不少能力出众的人，但我明白新的政府必须注入新的血液才能焕发活力，找到纽约州发展的新途径，才能够从艾尔弗雷德的光环下走出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为以后的政治道路攒些资本。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想让州政府被党派斗争所裹挟，尤其不愿意看到贪婪的政客把无聊的争斗嫁接在自己的头上，加速民主党内的分裂。
目前正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于是我按照自己的规划，组建了专家团队。我让州长秘书罗森曼担任司法改革顾问，他以前曾在立法法案委员会供职三年。小享利·摩根索担任农业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对纽约州的农业问题素有研究并进行过成功的实践。弗朗西丝·帕金斯出任工业局长，因为她曾先后10年担任过州工业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研究公用事业管理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利兰·奥尔兹、哈佛大学的法学专家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等都成了他在水电和公用事业方面的顾问。后来，莫利教授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中遴选出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加入了这个圈子，组成了由农业专家雷支斯福特·特格韦尔，关税问题专家林赛·罗杰斯，信贷专家小阿道夫·伯利，财政问题专家弗兰克·沃尔克、威廉·伍丁、老亨利·摩根索等在内的学院派专家团。这些有识之士从各自擅长的领域献计献策，成为了政府的智囊团。
在任职一年之后，美国开始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隐藏在繁荣之下的种种矛盾浮出水面。
从表面看，战后的经济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工、电气产业爆炸式增长，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但是，农业长期萧条。一方面欧洲各国保护本国农业，建立保护关税，另一方面靠廉价劳动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
由于战后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股市一派牛气，对于股民来说，一个黄金时代来到了。股市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由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导致了美国经济运行中商品增加和资本输出困难，进一步引发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虽然金融巨头在证券投机行为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大量资金没有被投入再生产过程，而是被继续投向了能获得更高回报的证券投资领域。随着纽约股市实力最强的一批投机商大批买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无线电公司的股票，新一轮投机行为疯狂扩散，股票价格再次疯狂暴涨。金融市场的泡沫进一步膨胀。1929年年初，股市的狂热已失去控制。9月26日，英国因为国内经济疲软撤回了在纽约股市中的自己，从而诱发了美国股市大幅度下跌。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证券市场突发崩盘。当天的股票成交量达1289万股。股票价格一泻千里，人们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当天下午，摩根财团联合其他银行业巨头，拿出24亿美元联合基金护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股票价格只维持了大半天时间，第二天情况更加恶化，抛售现象越演越烈。一个月时间，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达100亿美元！
股票价格的大幅“跳水”引起美国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谷物等交易的价格也一路下滑；铁路货运量大幅减少；钢材价格大跌、棉花价格大跌……
上万农场主破产，许多中产阶级也纷纷破产，工人纷纷失业。人们对胡佛政府失去了信心，希望能有一个可信赖的政党带领大家渡过危机。纽约州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成为这次危机的重灾区。有保守的经济学家劝说我整顿经济市场、平衡供求关系就能克服危机。我知道，这些方法根本解决不了人民的生存问题，倘若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1931年6月，我和珀金斯小姐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小型会议，邀请研究劳工问题的经济学家，就纽约州的现状进行了细致分析，敦促议会批准成立临时紧急救济署对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进行无偿援助。这不是政府可以选择是否进行的慈善事业，而是必须要施行的义务。我建议由州政府用增加所得税的办法筹集资金2000万美元，拨进临时紧急救济署，为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尽管纽约州10%以上的居民平均每个家庭每月可以得到23美元的救济款，但是与其他州那些能从慈善机构领到几美元的居民来说，纽约州的穷人也算是穷人中的富有者了。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将目光投向了纽约临时救济署，纷纷报道纽约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纽约州成了克服危机的典范，我也因此成为了民众心中优秀的州长代表。
4．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经过生命的意外事件，经过两届州长的锻炼，我更加成熟，心态也更加的沉稳了，处理政事也更加有见地了，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时候放手一搏了。1932年1月23日，我正式宣布自己将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