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因此而被绞死，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谁会知道是我把他杀死的呢？我做的梦教会我怎样做了。我跟你说过，我用啤酒瓶砸了他的脑袋，第二天他就头疼，眼睛看不清楚，这是他自己说的。这说明他醒着的时候能感觉到梦中的遭遇。下一次我再打他的时候，不再用酒瓶啦。哪天晚上，我会发现自己在梦中手里有把刀或者口袋里有把手枪，准会如此的，因为我巴不得那样，然后我就会抓住机会。我会像宰猪那样宰他，我会像开枪打狗那样毙了他。正中心窝。然后我就会摆脱那种残酷的迫害。”
有人会认为蒙德拉哥勋爵神经错乱了。奥德林大夫多年来一直在给人治疗心灵上的毛病，他知道要在我们称之为身心健康的人和神经错乱的人之间画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该有多么困难啊。他明白有些外表健康而正常的人，看上去没有什么痴心妄想，生活上守本分，工作上恪守职责，不仅给自己增光，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同胞，可是等您得到他们的信任，撕去他们处世的假面具，您就会发现他们不仅反常得骇人听闻，而且性情怪僻，内心的奢望荒唐至极，由此您只好管他们叫做疯子，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您如果把他们统统送进疯人院，全世界的疯人院恐怕都不够用。不管怎样，一个人不能因为做怪梦而神经极端衰弱，就被判定是个疯子。这个病例很特殊，但是，在奥德林大夫的观察下，也不过是其他病例的夸大表现而已；然而他也吃不准自己过去经常奏效的治疗方法用在这儿是否会起作用。
“您请教过别位跟我同行的大夫吗？”他问。
“只问过奥古斯塔斯爵士。我只告诉他我做噩梦。他说我工作过度劳累，建议我出外巡游。荒唐！国际局势现在正需要我密切注视，我离不开外交部。没我不行，这点我清楚。我的前途全仗着我眼下的一举一动。他给我镇静药，一点作用都不起。他给我补药，非但没用而且效果更糟。他简直是个老傻瓜。”
“那个人为什么老出现在您的梦中，您能说出点理由来吗？”
“这个问题你问过我。我回答过了。”
这话倒也确实，可是奥德林大夫对那种答复并不满意。
“您刚才说过迫害。欧文·格里菲思干吗要迫害您呢？”
“我也不知道。”
蒙德拉哥的目光闪开了一点，奥德林大夫确信他没说实话。
“您有没有伤害过他？”
“从来没有。”
蒙德拉哥勋爵没有晃动，奥德林大夫却古怪地觉得他蜷缩成一团。他看到面前是个傲慢的大个子，给人印象好像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侮辱他似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这种假象后面却露出点躲躲闪闪和惊慌失措的样儿，让您联想到一只落入陷阱、受了惊吓的野兽。奥德林大夫朝前探探身，用他那双眼睛的威力迫使蒙德拉哥勋爵跟他对视。
“您敢肯定吗？”
“肯定。我们两人各走各的路嘛，这一点你好像不大理解。我也不想唠唠叨叨地反复讲，可我得提醒你一下，我是王国政府的大臣，而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工党议员。我们两人之间当然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出身十分低微，不是我去任何一家府邸心想遇见的那种人；在政治观点上，由于我们各自的地位悬殊，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点。”
“除非您把真实情况一股脑儿告诉我，否则我也无能为力。”
蒙德拉哥勋爵耸起眉毛，气急败坏地说：“我不习惯别人怀疑我的话，奥德林大夫。你如果非要那样不可，我觉得再占用你的时间，就等于白白浪费我自己的时间。请把你的诊疗费通知我的秘书，他会给你寄来一张支票。”
从奥德林大夫脸上的全部表情看来，您会觉得他仿佛根本没听见蒙德拉哥勋爵说的话。他继续盯视着对方的眼睛，说话的声调既严肃又低沉。
“您有没有对这个人做过他认为是人身攻击的事？”
蒙德拉哥勋爵犹豫不决。他避开对方的目光，接着好像由于奥德林大夫的眼神有股叫他没法抗拒的逼人屈服的力量，他又只好回视。他气呼呼地答道：
“只要他是个卑鄙下流的无赖，我就会攻击他。”
“您刚才描绘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蒙德拉哥勋爵长叹一声。他顶不住了。奥德林大夫懂得这声叹气意味着他终于要吐露真情了。他这会儿不再坚持。大夫低下两眼，又开始在吸墨纸上画模糊不清的几何图样。沉默延续了两三分钟。
“我很愿意把事情和盘托出，好有助于你的治疗。我方才没说，那只是因为事情琐碎，无关紧要，我看不出怎么会跟这个病情有任何牵扯。格里菲思在最近的选举当中赢得一个席位，他几乎立刻惹人讨厌。他爹是个煤黑子，他小时候也在矿上干过活；他后来当过寄宿学校的校长和新闻记者。他是义务教育从工人阶级当中培养出来的那种半瓶子醋、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学识浅陋，考虑不周，想出来的计划不切合实际。他骨瘦如柴，脸色发灰，一副挨饿的样儿，外表总是邋里邋遢的；天晓得当今的议员都不大注意服饰喽，不过他那身打扮简直是对议会尊严的一种侮辱。扎眼的寒酸相，领子压根儿就没干净过，领带也向来打得七拧八歪的；他好像一个月没洗澡，两只手总是脏里吧唧的。工党在前排议席上总算还有两三位议员有点本事，其他的可都不怎么样。在这个盲人的王国里，只有国王独具慧眼；格里菲思油嘴滑舌，对一些问题摸到了不少浮光掠影的情况，因此他那个党的议员头头一有机会就推举他发言。看来他真以为自己是个外交专家咧，他没完没了地向我提出一些叫人厌烦的愚蠢问题。不瞒你说，我打定主意狠狠地奚落他，觉得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一开始，我就讨厌他那种说话的腔调，嗓音呜里呜噜，口音俗不可耐；他那种神经质的举动叫我极端反感。他说起话来羞羞答答，而又含含糊糊，好像讲话对他来说是种折磨，可是内心又有那么一股激情，非逼他讲不可，因此他往往会说些叫人非常难堪的话。我承认他偶尔也有一种慷慨激昂的辩论口才。这对他那个党的议员混乱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们被他那副诚恳的样儿所感动，而没有像我那样对他那种感情用事的态度感到恶心。政治辩论中出现点感情用事嘛，也是常有的事。个个国家都为自身利益着想，可是工党议员却宁愿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利他主义的；政治家如果能用漂亮的词句来说服选民，让他们相信他为国家利益在进行的困难交易是有助于人类福利的，他还情有可原，而格里菲思那帮家伙错就错在投机取巧地利用那些漂亮词句的表面价值。他是个怪人，一个叫人讨厌的怪家伙。他管自己叫做理想主义者。他总爱冗长乏味地胡说八道，这些话知识界已经多年来惹得大家够厌烦的了。什么不抵抗主义啦，人类的情谊啦，你知道，都是些没用的废话。糟糕的是这些话不但影响了他自己的党，而且居然动摇了我们某些愚蠢透顶、头脑稀里糊涂的议员。我听说外面谣传工党政府一旦执政，格里菲思很可能任职；我甚至听说建议他掌管外交部哩。这个想法很怪，但并非不可能。有一天，格里菲思就外交事务展开一场辩论，我乘机把这次辩论搞得激烈起来。他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可以把他彻底打败的好机会，老天爷作证，先生，我确实把他打败了。我把他的讲话驳得粉碎。我指出他在推理上的错误，强调他知识欠缺。在下议院里，摧毁性最大的武器就是嘲讽：我嘲笑他，讥讽他；我那天的竞技状态良好，议会里哄堂大笑。他们的笑声使我兴奋，我出足风头。反对党议员都沉着脸子，沉默地坐在那里，可是其中有几位也沉不住气跟着笑了一两回；你知道，看到一位同僚，也许一位敌手，被人嘲讽，这并不叫人感到特别难受。如果说有谁让别人嘲笑为傻瓜蛋，我可让格里菲思丢尽了面子。他坐下来，缩成一团，我看到他脸色苍白，不一会儿就用手捂住脸。我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把他彻底毁掉了。我永远破坏了他的声誉；即使工党政府执政，他也不再有机会任职，就如同看门的警察不可能出任大臣一样。我后来听说他的父亲———那个老矿工和他的母亲，还有他那个选区的一些支持者，都从威尔士赶来，期望看到他赢得一场胜利。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他的奇耻大辱。他只靠微小的多数赢得一席议员席位。这样一次事件很可能轻易地让他丧失席位，可这跟我毫不相干。”
“如果我说是您让他身败名裂了，这话是不是过重啦？”奥德林大夫问。
“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说。”
“那是您对他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攻击哩。”
“他自己找的。”
“您对这事一点都没感到不安吗？”
“我想如果我事先知道他的父母在场，也许会手下留点情。”